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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苦難—梵谷與高更

陳韻琳

 

  如果要介紹現代藝術,就非得從現代藝術三大先驅—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塞尚(Paul Cezanne, 1839-1906)談起。梵谷,被稱為表現主義的先驅,高更,其象徵與綜合性,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塞尚,則帶出形式的重大革命,因此被稱為立體主義的先驅。塞尚我們日後再談,先從梵谷和高更談起。

悲憫苦難的藝術心


梵谷 Vincent van Gogh 自畫像

  梵谷這一生若用簡單幾個字來形容,那就是“悲憫”。
  梵谷一直悲憫着中下階層的小人物,而最影響他的作家,就是狄更斯。狄更斯文學作品整體而言,也是以描繪中下階層的辛酸生活為他最關切的重點。
  所以梵谷在專心繪畫之前,其實曾做過牧師。而且他自願去礦區作牧師,想與貧苦的人同在。但梵谷過度的悲憫性格與神經質,並常為貧民請願抱不平的結果,竟造成教會的為難,並對他自己的嚴重傷害,因此,他被要求離職。
  梵谷短暫的與弟弟西奧(Theo van Gogh, 1857-1891)一齊作繪畫中間商後,西奧認為梵谷根本不宜從商,應當成為畫家。梵谷與其是在賣畫,不如說是在跟顧客堅持何者是好畫。因此西奧建議梵谷提起畫筆。
  這個建議,不僅徹底改變了藝術史,改變了梵谷的一生,也譜寫出西奧與梵谷兄弟間感人的情誼。

心靈比外在世界更真實

  梵谷最早期的繪畫,都是描述中下階層的小人物。描述他們的艱辛生活,他們衣食的匱乏與工作的辛勞,他們的愁與病,與絕望中的禱告。
  梵谷的畫,立即引起藝術界的交相指責,主要是因為,他的畫跟當時的主流比,並不唯美。印象派是繪畫史上相當“科學”的繪畫,因為他們用原色交織,企圖捕捉室外變化多端的光影,這是需要很多對顏色與光的研究的。印象派相信他們最貼近“真實”。
  但梵谷說,真正的真實,不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存在於心靈,不處理心靈,只能說是捕捉到外在世界的真實,全不是整體世界的全貌。
  就因為這樣,梵谷才會被稱為“表現主義—真實描述自己的心靈世界”的先驅。也因此,梵谷違反印象派的,繪畫作品一點也不唯美,不客觀。


The Potato Eaters
梵谷作品:吃馬鈴薯的人

熄滅的蠟燭

  梵谷早期畫作的告別作,是一幅靜物畫。此靜物畫佔據最大畫面空間的,是一本聖經,畫面右方上側有兩個燭台,火都已熄滅,畫面右下角,是一本破舊的小說,是左拉的“愉悅人生”。

  透過這幅畫,梵谷要說甚麼呢?
  聖經,是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的價值體系。但在梵谷時代,社會完全沒有福利政策,階級劃分明顯,貧富懸殊,而最能代貧苦小人物發言的教會,卻與自私的有錢人勾結,為了自己教會的利益,緘默不語。
  左拉的小說,顯然是為貧困人民請命的,小說裏面陳述很多中下階層的貧困,病,髒,與墮落。
  很奇怪的是,教會界與當時代高雅的資產階級,都紛紛指斥左拉作品的污穢,罔顧左拉作品中陳述出來的因貧困而有的苦難。
  所以梵谷用兩隻熄滅的蠟燭,來控訴當時西方社會最重要的價值體系—信仰中應當存有的悲憫,公義,在教會界已蕩然無存,社會陷入黑暗,貧困的人民已經被棄絕的事實。

永不凋萎的向日葵

  梵谷畫完這幅畫後,便依從弟弟的勸告,到當時的藝術之都巴黎去,結交當時的印象派主流人士。
  很明顯的,這次舉動對梵谷的繪畫技巧的確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卻無改於他繪畫的方向—呈現心靈。
  譬如這段時間他很有名的向日葵系列,很明顯的色彩誇張,最重要的是,他往往捕捉的向日葵,是即將凋萎前的瞬間,彷彿是要透過這種捕捉,陳述一種心靈狀態—永不妥協的堅持,儘管現實對己不利。


Still Life: Vase with Fifteen Sunflowers
梵谷作品:向日葵

  一個在心靈深處有愛與公義的理想堅持,卻對社會價值與宗教體系失望,他會把救贖的盼望轉移到哪裏呢?
  梵谷曾經把寄託放在“藝術”本身,他想透過藝術完滿一種救贖。
  就是這種希冀,譜寫出他跟高更之間的故事。藝術史上都會記載,梵谷有一段時間對高更充滿友愛之誼,力邀高更與他一齊居住一齊繪畫。梵谷非常珍惜高更的友誼。
  梵谷為何挑上愛慕高更呢?相當有可能是因為高更正是一個用藝術抗拒社會的藝術家。如果梵谷把救贖冀望於藝術,自然會對高更的勇氣讚服萬分。

再度熄滅的蠟燭

  高更本來家財萬貫,為了藝術,他放棄這一切,不僅妻離子散,被朋友遺棄,而且就此落魄潦倒。高更跟梵谷一樣的一樣,不肯居就當時的印象派主流,堅持走自己的風格,當然,這也是他窮困潦倒之因。而這一切表現,都是把藝術作為一種救贖,透過藝術向腐化社會抗議的梵谷所衷心共鳴的。
  但梵谷與高更終究個性差異太大,高更反叛,我行我素,自負甚深,而梵谷悲天憫人,憂鬱,對所愛的人又很固執,很神經質,其實兩人相處在一起時是很大的磨難。我們光看他們兩人相約用類似的色彩與主題,畫出有名的“夜咖啡室”系列,梵谷的畫就呈現瘋狂,墮落,萎靡,犯罪前夕之感,而高更卻畫出自信許許,天不怕地不怕的態勢。


梵谷作品:咖啡室


高更作品:咖啡室

  這樣的相處,不到三個月,高更就受不了想離開了。於是梵谷演發藝術史上很有名的“割耳”事件,這時的梵谷,根本已是瘋狂狀態。他這段時間的自畫像,不僅用黃,紅,綠來表達瘋狂與絕望,他自畫像中的眼神,也充滿憂鬱,瘋狂,與絕望感。
  就是這段時間,梵谷畫出另一幅與蠟燭有關的畫。他分別畫了兩張椅子,一張椅子用黃色顯示瘋狂,那是自己的椅子,另一張椅子用紅與綠色,顯示絕望,那是高更的椅子。高更的椅子上有蠟燭,一支燭光搖搖欲滅,另一隻已經熄滅。


梵谷筆下自己的椅子

梵谷筆下高更的椅子

 

  這是另一幅蠟燭熄滅的繪畫作品。
  梵谷用這幅畫第二次說出心中的深意:他對透過藝術救贖自己或救贖社會的心已徹底絕望。

西方的桃花源記

  其實,梵谷想把高更比擬成藝術家的典範,藝術成為救贖的象徵,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高更的確自比為受難的基督,他畫了很多幅自己成為受難基督的含意的繪畫,譬如“橄欖山的基督”中的基督,他畫的是自己,又譬如那幅畫他自己站在受難基督前面的自畫像,他處處透過繪畫表明他雷同基督的受難。


高更的自畫像—自己站在受難基督前面

  高更認為這時代的基督精神的受難,是藝術家不被理解的受難。這多少顯露出高更藝術家心靈中的自我中心與狂妄。
  的確,高更的自畫像都是受苦的表情,卻是全世界都欠他債似的的狂妄。

  高更有一幅著名的畫“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我們是甚麼?”。其實這幅畫繪製期間,高更曾因女兒之死導致的絕望自殺過,結果獲救。高更將其困頓與疑問,透過這幅畫想尋到解答。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o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高更作品: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我們是甚麼?

  高更的解答幾乎可以說是西方似的遁世主義。
  透過這幅畫,高更要表白:人只有棄絕文明,回返原始,才有救贖的希望。高更用這幅畫,將夏娃採摘罪惡之果,變成了採摘文明之果。人有生老病死,這是自然的過程,但採摘文明之果,導致自然的生老病死之外,出現整體社會的墮落。
  高更這觀點,充滿他後期的大溪地畫作。於是他把大溪地畫成近似天堂,大溪地的母子圖標題訂為“聖母馬利亞”,或以大溪地土著為背景,畫出基督誕生,將土著畫成亞當夏娃。
  這種用文明與未開化來區隔墮落與救贖,其實至今仍淺藏在一些對高度現代化,商業化不滿的人的心中,是一種不可能達到的嚮往,是西方的“桃花源記”。
  高更死前,還畫了一幅“禱告”,畫中大溪地女子,就像“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我們是甚麼?”這幅圖中央的女子一樣,把手伸向上方,這仍舊是把採摘禁果的基督教典故,變貌成採摘文明之果。高更死前,仍認為回返自然原始,棄絕文明,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高更這一生,將人間苦難的答案寄託於根本不可能回返的原始,基本上是一種遁世心情,則梵谷對他的成為“藝術救贖的象徵”的冀望,當然是一定會落空了!

重返信仰之愛的救贖路

  梵谷與高更感情決裂後,梵谷的繪畫進入晚期,也就是這段時間,他頻繁的進出精神病院。

  這段時間的繪畫傾向流線型,色彩完全呈現心靈不在乎真實,而且繪畫主題常用漩渦—諸如絲柏樹的樹葉紋脈,或最有名的“星夜”流線—來呈現一種神秘感。


The Starry Night
梵谷作品:星夜

  這段時期的繪畫,他也常表達出入精神病院的苦悶,譬如“繞圈的囚犯”“嘉賽醫生—受苦的基督”(嘉賽醫生是個免費幫他義診的大好人,有一段時間,梵谷將自己的瘋狂,投射到嘉賽醫生身上,認為是嘉賽醫生瘋了,因此那幅畫中,嘉賽醫生的受苦表情,刻畫得非常鮮明。)

  就在這一年的晚期畫作,梵谷畫了教堂寫生,與“好撒瑪利亞人”這幅摹寫畫。
  彷彿過去企圖厭棄掉的救贖力量,在他最晚期,重新徘徊於他的心靈。
  到底在這樣的社會,需要的是怎樣的信仰?怎樣的價值體系?怎樣的教會呢?


Der gute Samariter (nach Delacroix)
梵谷作品:好撒瑪利亞人

  梵谷透過“好撒瑪利亞人”這幅畫,說出他的領悟:這社會不能不要信仰與價值。如果教會有錯,應當是更新教會,而不是厭棄上帝。教會錯在沒有堅持好撒瑪利亞人的精神—這精神是表明,不管我們處在怎樣的時代,面對多少階級與體制,除去階級,種族的藩籬,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我們的手,堅持沒有階級種族的人類大世界之愛,是信仰唯一的愛的出路。
  梵谷重返信仰的救贖之路。這幅“好撒瑪利亞人”的畫,是對“透過上帝之愛帶出來的救贖”作他個人的信念表白,他也堅持繼續向當時的社會體制提出控訴—只要仍有階級,種族的歧視與劃清界限,愛就是一種高調與虛謊,信仰也就變成偽善,甚至是一種社會不當體制的結構共犯!

弟弟西奧成為他一生的好撒瑪利亞人

  梵谷死於憂鬱症病發。他無法控制的想自殺。他去到經常成為他筆下風景的麥田,一槍射向自己,但沒有立即死亡,掙扎一天後才過去。死時,嘉賽醫生與弟弟西奧都在旁邊。


梵谷的弟弟西奧
Theo van Gogh

  梵谷繪畫十年的心靈救贖之旅,一直有“好撒瑪利亞人”在他的旁邊,那就是他的弟弟西奧。
  西奧一直堅持梵谷是天才,一直堅持支助梵谷,儘管到後來西奧成婚,妻子完全不贊成西奧支持梵谷,而西奧的孩子又常生病,西奧賣畫生意不像從前那麼好,經濟也陷入困境。
  梵谷的確心靈到後期是瘋狂的,但是西奧能從瘋狂中看到天賦與其心靈之旅的可貴,從這個角度來說,西奧是像梵谷伸出的那雙支持的手,是梵谷這一生的好撒瑪利亞人。梵谷死後一年,西奧也病故。兩人的墓葬在一起。
  如今梵谷終於舉世知名。但當時,據說梵谷一生只賣出一幅畫。
  當梵谷的“向日葵”系列叫成天價,梵谷的畫展排成長龍,或許我們也該深思,梵谷的藝術其實不只是藝術品,也是一個藝術家尋找生命尋找社會救贖的心靈之旅!對他而言,從“兩次熄滅的蠟燭”,到“好撒瑪利亞人”,是何等艱辛的歷程呢?

(作者陳韻琳為心靈小憩負責人。本文原載於心靈小憩,蒙作者允許同載於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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