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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立傳有欠平允

天涯過客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浩繁,但評價不高。自清朝至民國諸學者都認為宋史在諸史中,最稱蕪穢。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不錯,宋朝理學(又稱道學)是中國思想史中的奇峰,足以為中國文化發一異彩,所以宋史將各理學家從儒林傳中拆出,另成一卷道學傳,這未可厚非。但因提倡道學而忽視其他,構成一大通病。
  清初大儒顏元以南宋寧宗開禧(1205年)時韓侘冑執政,能仗義復仇,慷慨北伐。韓本北宋名相韓琦之五世孫,誓師討金欲報岳飛之仇,是南渡以來第一位有生人之氣者;宋人竟無罪殺之,且送其首級於敵廷。顏元說宋人誅韓侘冑取媚金朝,實狗彘不如。而宋史以他入奸臣傳,徒以其得罪於講學諸君子如朱熹等之故耳云云。
  清代學者朱垞,王漁洋皆論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張浚經略關陝,以私怨殺名將曲端,誤國之罪無異於秦檜殺岳飛。宋史因張浚子張栻是理學家,且為朱熹師事,遂崇張浚為名臣,而深文周內,羅織曲端有可殺之罪。這樣曲筆矇真,怎能成為取信後代的良史。從此二條觀之,宋史顛倒黑白,不分是非處,彼彼皆是。以王安石傳尤甚。
  企圖在簡短的篇幅內,一鱗半爪地闡述王安石的時代,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能洗滌宋史的塵埃,把王安石的輪廓描畫出來,點出他在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地位,只好以螳臂擋車的勇氣,知其不可為而為。失敗之處要預請讀者多多包涵。
  在中國統一王朝中,宋代是最弱的。自立國以來,飽受外族的欺凌;最後亡於外族。宋自開國時,東北的遼和西北的夏已是頗具規模的強國。五代後晉石敬塘將燕雲十六州(現河北省和山西北部)割讓給契丹族的遼國,燕山,太行山,長城的險要盡失。敵兵渡黃河,便可長驅直入首都開封。在無險可守的情況立國,宋朝始終沒法擺脫這沉重的歷史擔子,所以外族予宋的逼害屈辱,只好默默承受,且年輸貨幣給遼夏買取和平作苟安一時之計。宋沒有長遠國策拱衛邊防,一向處在捱打的地位。
  這積弱不振的原因是和宋的國策息息相關。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上皇帝寶座。為了消除自中唐以來,藩鎮跋扈割據之局,杯酒釋兵權,解除諸鎮節度使責任,皇室直攬軍,政,財,法等權。在這“強幹弱枝”的政策下,各地節度使形存實亡,事事稟命中央。一旦邊防有警,藩鎮無力自禦,因為兵權操在首都禁軍手上。宋太祖消弭五代時軍人亂政的弊病,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將干政。每一節度使上京朝見,必被調遷他處,弄成群龍無首,將不知兵。主帥脫離原有的地盤憑藉,中唐以後的藩鎮之禍無從產生了。這樣矯枉過正,節度使情同虛設,怎能有力抵抗胡人的侵犯呢?後來宋太宗趙匡義親統京城禁軍伐遼,兩次全軍盡墨。全國遂無可用之兵,頓成虛脫狀態,外患更深。太宗以後的真宗,仁宗,英宗仍堅守“強幹弱枝”的國策,不斷擴充禁軍,滿以為數目可以代表強盛,而不注重改良軍隊的質素,漸至中央與邊防俱弱。王安石執政前,宋朝的軍事已奄奄待斃了。
  宋代無對外之策,只知納幣餌敵。內部的經濟危機,隨時日加重,漸至無法支持,並非是皇室奢華,而是入不敷出。最大原因除輸錢外國買和外,軍費和官俸浪費鉅大。從太祖到仁,英時代百年間,兵額增加三倍以上。宋朝採取募兵制,兵源來自無業游民和亡命之徒,並未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素質低劣自不待言。王安石執政前的軍費約佔中央政府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但這些冗兵給國家的用處不大。
  財政隱憂的另一環便是冗官了。因為宋朝重文輕武,科舉錄士名額遠較唐為多。宋給入第者待遇也較唐為優,宋破格待士人還有恩蔭一項。即一人任大官,其子孫,親屬,門客均可獲得官祿。宋禮遇讀書人,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所以宋代的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異常發達。因此官吏多,俸祿厚,財政負荷更重。宋外受制於敵,內被困於財,一定要找尋殺出此危局的途經,所以有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也。
  宋神宗趙頊登位於熙寧元年(1068)。他當太子時已感應到政治積弊的危機,留意王安石的言論,深入他的肺腑。因此即位後重用安石,商討變法。安石(1021-1086)江西臨川人,文章學問,思想德行,譽動當時。宋神宗和他,君臣契合,極盡魚水之歡。他相神宗前五年間推行的新法,要點大致可分為三項:(一)開闢財源,(二)實行國民軍事訓練,(三)推廣教育。希望藉此紓解宋朝痼疾,達成兵農合一,公私兼顧,民生改善的理想。


王安石

  我沒有能力在此小文內對新法作深入研究和詳細分析,只略略介紹青苗法的措施。此法是將各地倉庫貯存穀米,變錢借給貧困的農民,秋收時加息二分收回。這樣他們便可避免受富豪的高利盤剝。因為這錢是每年禾苗方青時發出,故號“青苗錢”。我們不妨掩卷閉目沉思,這青苗法不就是現在銀行儲蓄貸款會施行的。而十一世紀的中國就有此驚人經濟學發現,我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目光遠大。
  安石的新法的確是對症良藥,但執行時未臻妥善,主要是他以法家面孔行事,和當時屬儒家的元老格格不入。王安石本人又是自視甚高,極端固執,不能虛懷若谷地聽取別人意見。反對派如司馬光,韓琦,富弼等都是他的好友,思想比較保守,操行為時人推重的君子。有些人本來也贊同變法,因為安石狷介性急,都不願和他合作。加上文人互攻,是宋立國來的陋習,抨擊新法成了對人不對事的意氣之爭。他們持論是新法擾民,祖法不可廢,但沒有其他改革政治的辦法。安石既不能得到舊臣的首肯,只好提拔新進。這批新進良莠不齊,有些品格本有問題,藉此進身,更將新法弄得聲名狼藉。加上天時大旱,不利耕種,農田頻頻失收,貧民本錢盡傾,又怎能有二分青苗利錢還給政府。而催債惡吏,如狼似虎。難免飢民載道,流離失所了。這使安石信譽大受影響,在四面楚歌下,他不能不引退。
  王安石執政開始於熙寧二年(1069),至七年(1074)四月罷政,次年復出為相,與助手呂惠卿發生意見,九年辭官隱居江寧(即現在南京),從此淡泊渡過餘生。他前後為相將近七年。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若按部就班,小心翼翼地執行的確可以導致國富民強。例如青苗法在南宋時被朱熹局部引用(號為社倉),收到莫大的功效。安石本人學識淵博和操守廉潔是不容置疑的。宋神宗對他推心置腹,始終無懈,並不是宋史本傳內的誣詞“上亦厭之”。宋神宗亦是一很了不起的人物;是中國歷史上稀有的開明君主。他的時代客觀條件太惡劣,不容許新法順利通行。所以除了中央政府入息較前豐裕外,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元老重臣袖手旁觀,新進分子擁權懷私。最不幸的因新法掀起比以前更劇烈的黨爭。反對新法的士人,聯合一致組成“舊黨”,和以安石為首的“新黨”對壘。這黨爭把宋朝政局陷入不能自拔的旋渦,逐漸走向亡國的道路。宋史將後來靖康之禍,金亡北宋追本窮源,以王安石變法為禍首,是很不公平的。
  宋史王安石傳內說宣仁太后(神宗母)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這又是無稽之談。宣仁高太后是歷史上寥寥可數的賢太后,她輔助宋哲宗執權八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寧病逝,宣仁高太后敕贈太傅,並請蘇軾行文輓弔他:

…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進退之際,雍容可觀…究觀規模,想見風采…

仰慕之情,悼念之意,溢於言表。按蘇軾是王安石生前政敵之一,能排除政見之歧異,寫下這由衷珠璣之文,給王安石作一蓋棺論定,確是難得。
  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第一對手司馬光在他死後寫了一信給同僚呂公著:

介甫(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特加優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讀此文,司馬光比宋史王安石傳原作者蘇,程門人和編者元朝的托克托厚道得多。而王安石高風亮節的偉大人格,不但可見於友,且可見於敵也。
  王安石文學的成就,可以上追唐朝的李白,杜甫,韓愈,下凌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現我抄下他辭政歸隱時寫的兩首詩以見一斑: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祇蒼然。
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雁不勝悲。
床床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驚人事業,已隨流水。垂老歸里,感世道多艱,大志未遂,即“床床屋漏無乾處”,蒼茫獨立,回首前塵,不勝噓唏。這不僅是王安石個人悲劇,亦是宋朝悲劇,最後是中國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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