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
简体


世紀交替思想範型與革命

史述

 

  十九世紀中期,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老大的帝國,覺悟到在王土之外的蠻夷外國,不僅有相當的文明,而且船堅炮利,足以威脅到自己的生存;不論怎樣不甘願,也不得不向他們學習。
  經過觀察思考,不需聖哲的才智,就可以發現,在器用的後面,是有效使用的人,而在人的後面,是有效運作的政治體制。於是有政治革命的設想,認為是救亡圖存所必需。只是這些“有心人”的着眼點,特別是知識分子,都重於實用,沒有更深或向上看,忽略了信仰和道德的力量。
  中國的社會轉型期,不例外的,有“生產之痛”;所有的人民,沒有誰能夠免除;但這痛苦最敏感的,是作為改革先鋒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作為改革的領導者,一方面自己也在迷茫之中。這對於所要拯救的國家和人民,往往會帶到危險的邊緣。

  其實,起初的革命,叫作“起義”,“造反”,以至“除妖”,並沒有甚麼“革命”的名詞。太平天國起事的時候,是以“拜上帝會”開始。及至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後,受到清廷注意,1896年,在倫敦使館蒙難,遭受非法拘留;脫出之後,抵達日本。日本報紙新聞報導,冠以“革命家孫文”標題,是取自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語。所謂“鼎革”,是說鼎用來烹煮,久而生銹,會使到食物變味,必須“傾覆”以清除。
  志存傾覆滿清的太平天國運動,起因於洪秀全多次科場失意,遷怒儒家教育制度,視為必須肅除的“妖”;而他並不通基督教要義,隨意斷章取義,利用基督教名詞,以求達到其政治野心,仍然不脫傳統的皇帝夢。這顯出是文化思想的混亂,其結局是失敗,自然難免。
  及後知識分子看到國家瀕臨危亡,必須有所改革,才可圖存。但怎樣箇改法?改到甚麼程度?於是有的以為該君主立憲,效法日本和英國;有的主張民主共和,走美國的路線。
  在這些人中,有的懷着澄清天下的大志,也有的以為是利祿的階梯。
  南海聖人康有為,和他的忠實弟子梁啟超,認為在傳統根基上,尋求維新,有穩定的好處,不必改弦更張。而比較強調民族意識的,則認為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同時,實行民主,是當行之道。這是屬於孫中山的一派。


章太炎

  章太炎(1868-1936)是治經通史的學者大儒。於1895年,看到清廷顢頇無能,在中日戰爭失敗上,益為彰顯,即參加康有為設立的強學會為會員。後因為康有為建立孔教,並作“教主”,章太炎表示不滿,遭受其門徒毆逐,而離去另自發展,但仍與康梁道不同而相為謀,保持書文交往。
  1902年,因在國內受到迫害,章太炎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在日本居留不久,即返回故鄉杭州。次年,鄒容寫成革命軍一書,章太炎為他作序,被清政府藉“蘇報案”逮捕入獄。章被判刑三年,鄒容二年。鄒容死於獄中;章太炎則於1906年中出獄。
  孫中山派人自東京來,迎接他東渡日本,並加入同盟會,主辦民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章太炎發表演說,主張:“以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以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熱誠。”
  章太炎只小孫中山兩歲,二人為同盟會的泰斗,同盟會氣勢興旺。可惜,好景不常,過了一年左右,就起了爭端。
  章太炎到底是一介書生,主張道德和原則。他基本上不喜歡孫中山。見孫的同盟會,並不都是熱血志士,而成分混雜,兼收並蓄,有些是下九流人物;孫則成為洪門的老大哥,叫他看不上眼。章門下的激烈書生劉師培(1884-1919),更撰文詆斥:“孫文不學之徒,貪淫成性,不知道德為何物。”這樣的過分指責,以一眚而掩全德,忽略孫的領袖才度,顯然不是持平之論。
  1907年,日本政府收到清廷外交照會,抗議其護庇叛逆分子孫文,要求驅逐孫出境。不過,日方同情孫(“中山樵”的化名是日人給的),外務省贈予程儀五千元,東京商人鈴木五郎慨贈一萬元。這鉅大數額,該可以理解為資助革命;不過,要求革命行動者循守會計制度,是不洽實際的事,而孫並非以公款飽私囊的人。但那時章太炎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正經費支絀,幾乎是為無米之炊,孫只給予兩千元應付。章太炎甚感氣憤,公開歷數孫中山十四條大罪狀,提議倒孫,擁黃興繼任:

孫文自歐洲來到東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開支,概由同盟會同志捐獻供應。而今孫文得到日本當局餽贈一萬五千元,以自動離境為交換條件,事前事後,本會毫不知情。孫文如此見利忘義,不自珍惜志節,不憤發堅苦卓絕情操,接受了污染滲透的贈予,使本會大公無私的號召力,蒙受毀損的陰影,殊感莫大的遺憾。為挽救開創之士氣與信賴,擬請孫文引咎辭卸本會總理職。

  黃興前此雖然反對入同盟會蓋指印,並拒絕宣誓向孫文個人效忠,但他不僅是實際行動的勇將,更深明大體,顧全大局,不想乘機謀求個人地位,清楚表明自己不當總理,擁護孫中山領導,並勸解反對者說:“如今革命風潮籠罩全國,清廷暴虐,變本加厲,萬事莫如伐罪急,建國急。兩公如求革命成功,萬望對孫總理釋除誤會而信任之。”
  倒孫未成為事實,但嫌隙解而未化,同盟會團結受到影響,1910年象徵正氣的章太炎,終與同盟會正式分裂,和陶成章等重組光復會。劉師培也因失望而脫離,後來心意不堅,依違於官僚軍閥之間,表現乖戾無常,歷盡曲徑危橋。個人遭際如此,也代表時代和文化的情態。

  1912年,中華民國創立,孫中山被舉為臨時大總統。但迫於形勢,立即讓位於袁世凱。在次年,宋教仁案發生後,孫中山以“國父”之尊,淪為民國首名軍閥,訴諸武力討袁;不像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堅拒使用軍隊解決國內政治爭議。孫的軍事行動,也迅即失敗。
  袁世凱有雄才大略,而具野心,只是沒有原則。他以維新開始,繼而表現忠於朝廷,卻縱容革命;他想作皇帝,而不願冒篡位之大不韙;當辛亥起義,光復武昌,他觀望衡量,選擇不作滿清中興功臣,而由孫中山手中接受政權。為實現其野心,他要找一個政治理論上的依據。延請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校長顧得諾(Frank Johnson Goodnow, 1859-1839),最負盛名的政治理論家,作國情調查。果然不負所望,達到了預期的結論:中國的“國情不同”,民不能主,適合帝制。結果是1916年,袁宣佈改元“洪憲”,在北京登基作皇帝;可惜,各省反對,不滿百日,袁被迫撤銷帝制,袁皇帝也駕崩升遐了。他可作為亂局中梟雄的典型。
  1917年,辮子大帥張勳,擁遜清的末代小宣統皇帝復辟,搞了不多久,在段其瑞率軍聲討下,煙消雲散。
  這些變故,看來似乎兒戲,但表現出實際的思想混亂。

  在這段歷史過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光怪陸離景象,有宏壯偉大的革命行動,也充滿出賣,背叛,倒戈的醜劇,層出不窮。
  該思想的問題,是為甚麼這樣的雜亂無章,所謂知識分子,國家的菁英,時代的前鋒,卻好像大家都心靈無主,不按理出牌?答案是思想規範的問題。
  皇帝沒有了,道德規範也失去了。忠孝節義蕩然,不倫不理,怎能期望有法制的奇蹟?偏這樣的當政者,認為人民沒有實行民主憲政的資格,妄自尊大,要施行“訓政”,意思是“培訓人民”,等人民成熟了,才可以參政;實際上,這批人物,思想落伍混亂,哪配訓誰?因此,真正實施憲政那一天,永不會到來,他們就為所欲為了。
  那麼,為甚麼歐美國家,能夠有順利有序成功的改革呢?是因為他們有信仰的規範,指導政治思想。
  清季世風敗壞,律既不行,道德淪喪,失去倫理的羈縻。變法維新還有綱紀存在,革命則只在於除舊;反清還可勉強合作破壞,如何能夠合作建國,就困難得多了。長久不能立新,人民自然就無所遵循。無君固然談不上忠君,連對朋友之忠,也不流行了;至於孝被當作過時,節義廉恥,都認為不必。莫怪當時以儒家禮教為腐敗,以打倒孔老二為口號。通曉國故的志士學者如章太炎,也不能夠作中流砥柱,是十分可惜的事。民生塗炭,自然是不幸的結果。
  聖經說:“邦國因有罪過,君王就多更換。”(箴言28:2)成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人人都想作皇帝,中國雖大,哪容得下忒多“真命天子”?
  袁世凱崩逝了,但不乏繼承者,唱“中國國情不同”,作為破壞制度的借口,以隨為所欲為的私心。其實,各國國情都有不同,真理和制度,是必須共遵共由的大道。
  華盛頓說過,美國是宗教的國家,如果沒有宗教和道德,縱有繁密的法律,都不足以治國。所以美國的民主政府,實在建立在基督教和聖經信仰根基上,知道人心敗壞,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而以法輔信仰,基礎就得以穩固。“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甚麼呢?”(詩篇11:3)
  現在物慾橫流,所謂“後現代”的病徵,也是失去道德範型,導致思想混亂,人心無主。甚願神“把旌旗賜給敬畏[祂]的人,可以為真理揚起來。”(詩篇60:4)阿們。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精彩題目

 

關於翼報 | 支持翼報 | 聯絡我們 | 歡迎賜稿 | 版權說明 ©2004-2019
天榮基金會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