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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樂

宗教改革運動思潮

Alister E. McGrath著  蔡錦圖.陳佐人譯  基道出版社

 

  幾將五百年了。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名眇小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一個新創立不久的大學教堂門上,釘上了所謂“九十五條論題”,邀人公開辯論贖罪券的事。這樣的學術辯論,不是罕見的事;沒有人參加,也不為希奇。不過,這不為人注意的辯論,連教皇也以為是茶杯裏的風波,卻馬丁路德把那論文印刷了,發送出去,成為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幾乎顛覆了羅馬教皇的寶座。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不僅是西方宗教界的大事,也影響歷史文化,是現代歷史的分水嶺。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1831)說:“人不能超越歷史環境,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他又說:“不受大眾意見拘囿,是在生活中或科學上任何偉大成就的正式條件。偉大的成就,將被大眾意見認知,感戴接受;不過,後來會成為他們自己的成見。”
  宗教改革的遠因,該是起於基督教成為國教的時候,君主的詔命,似乎是“一言興邦”,止息了對教會的迫害,而教會所付的代價,則是比起殉道來還為重大。想想看,舉國成為“基督徒”,把異教的文化和價值觀,一股腦兒搬進教會,並且支配教會,該有多麼麻煩!
  羅馬成為“基督教國家”,並不代表所有國民的重生,移進神愛子光明的國度;但教職人員,仿佛成了官員,不必忙於傳揚福音,卻把精力用在神學的爭論,或忙於經營豪華的教堂建築。有人把這時期的教會歷史,稱為“救生隊”的轉變:
  有一個海邊的救生隊,非常勇敢,冒着風浪救海難的災民,他們有個口號:“你必須出去,不必須回來。”這樣,許多人得救了。後來,他們建起了彩色玻璃窗的大房子,隊員穿上了裝飾華美的長袍,有了繁複的儀式和規矩,但得救的人大為減少了。
  就在這時,回教暴興;本來北非洲基督教昌盛,亞歷山大與耶路撒冷和羅馬鼎立,竟爾為回教佔領,並進而侵入歐洲,威脅教會的生存。於是十字軍及建築教堂,成為教會兩大漏卮。
  十字軍是烏合之眾,多次勞師動眾,少有成就,沒有甚麼可取的;但他們真正的戰利品,是獲得前失去的古希臘哲學家著作鈔本,敞開知識的門,造成人文主義的思想,向學術界展放。那也是各獨立領主,樂於建立大學的時期;新起的知識分子,傾向於思想的解放。
  羅馬教廷,離棄福音的使命,轉而注心自己的事業:心在那裏,財寶也在那裏,投下了無數的資金。既然無以從天上支取,就向信徒蒐求:發賣贖罪券,成為主要的財源。無知的群眾,可以輕易的被欺騙,把他們血汗所得,投進贖罪券販子的聚寶箱裏,換取減免“煉獄”刑期的廢紙:煉獄並不存在,納賄消災的屬地顧念,也不適用於天上的事。
  在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發展,工業漸盛,各領地的主子,不願坐視財富外流到羅馬,供屬世俗的教皇任意揮霍;因此,支持抗羅宗,脫離教皇的軛,成為聰明的選擇。
  其中一個例子,是英格蘭的亨利八世(1491-1547)。他在宗教改革初期,曾為文衛護七聖禮,獲教皇賜予Fidei Defensor(信仰衛護者)的榮銜,英格蘭錢幣上有F.D.字樣,來歷如此(參頁243)。他的後裔也照樣襲用,連伊莉莎白女王也不例外。但他想離棄妻子,要求教皇宣佈其“婚姻無效”;而偏失寵的王后,是羅馬帝國的皇親,教皇不敢得罪,只得違王之願。於是,亨利憤而改宗,崇奉以前反對的信仰,倒向改革陣營。類似的例子,當然不少,可是不這樣顯明。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等,是神興起的器皿。慈運理強調群體的改革;馬丁路德則着重個人的救恩(參頁26)。不過,為了實際的需要,他們都不忽略信仰與政治的關係。

對於當時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的落實,日耳曼貴族與地方官員的全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路德顯然準備把宗教的尊嚴給予這些統治者,藉此換取他們對宗教改革運動的不斷支持。目的把手段合法化了。(頁320)

  那些統治者中,偶然也有敬虔的人,但他們當中多是半文盲,有的甚至是文盲,像英國雅各王一世那樣的學者,並不多見。但他們左右的臣僕們,不乏飽學明智之士,那些人往往“出教入相”,還有其他教職人員,對學術相當熱心。他們創立很好的制度,寫出很好的教條,但統治者的功利主義觀念,還是操縱一切,統治者說最後一句話。
  在這時期,也興起了中產階級。這批人,不僅是讀書人,也出資支持出版事業。例如:英格蘭的廷岱勒(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從原文翻譯第一本現代英文聖經,支持他在歐洲大陸的旅行,居住,印行聖經,以至在英國買聖經的,都是以新起的工商業人為主。在這裏,我們必須記得: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1390-1468)在歐洲發明的活字印刷,及時幫助傳播宗教改革的思想,他在梅茵茲(Mainz)的印刷廠,所作的大部分生意,是出版馬丁路德的作品。(參頁15,16)
  路德因被判定為非法,不能出去旅行公開講道,但他的思想卻藉印刷媒介傳播。本來渾渾噩噩的信徒群體,驀地醒覺,關心到救恩,聖經,聖禮,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爭議性的名著,抗羅宗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出版已經逾一世紀了,雖然有些要點,還是懸而難定,不過,大家都趨向承認,影響歷史文化進程的,在物質之外,還有信仰的動力,長久被忽略了。
  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是說明這複雜關係的一個重要例子。清教徒着重聖經,因信稱義,並整肅個人的罪愆,清除教會不合聖經的信仰禮儀,還把財富當作神賜福的記號。這樣,英國財富集中的倫敦,及議會的多數,都控制在清教徒手中。英王與國會的衝突,在兵戎相見之前,勝負早已先定。但政治上的勝利,並不能永久解決問題。
  韋伯指出:清教徒喜歡說,財富本是身外之物,聖徒把它當作輕的外衣,可以隨時脫下來,丟在一邊;但結果是成為鐵籠,牢不可破。這是勝者為囚的特例。
  宗教改革對當代及以後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但並非促使資本主義興起的唯一原因,自然也不能負擔一切俱來的後果。事件發生的先後,並不能遽以確定其因果關係,正如我們不能斷言雞鳴使晨光破曉。宗教改革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工業革命連在一起,又加上發現時代,帝國主義的興起,共同形成現今我們生活的世界。
  本書所涉及的範圍甚廣,跨越許多學術界域,作者讀者都難盡通,是先存的困難。譯文頗難達到流暢的理想,加以錯訛間出,很減少求知和閱讀的快感,是為憾事。但所探討的,是有趣的方向,盼望有更多學者,繼續努力,以供應華人讀者。(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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