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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學的持久力

于中旻

 

沒有一線陽光是虛費的…它能喚醒新綠,需要時間去茁發,而且播種者不一定能看到收割。一切有價值的事工要憑信心去作。
    —史偉慈(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不多年前,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向當時的蘇聯總統個哥伯契夫(Mikhail Gorbachev)挑戰,問他敢不敢拆除東西柏林之間的牆。照當時的情形來看,那需要以色列人進迦南時,耶利哥城倒塌的奇蹟重現。但沒有人能預料,沒有情報機關的預報,哥伯契夫竟能毅然夠推行“重建”和“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的政策,不僅有象徵性的柏林牆倒下了,連蘇聯也從地圖上消失!


列根和哥伯契夫


柏林圍牆倒下

  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應許的地上天國,變成了地獄惡夢。正像猶大人被擄七十年後,神照着藉先知耶利米所應許的,奇妙的興起了古列王。主若願意,其他被擄受迫害的教會或人民,在七十年滿後,也將要得釋放,自由,再被建立。
  不過,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並不能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顯然的,“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事實上,從1970年起,蘇聯知識分子中間,就有靈性的復興。他們對物質國度的幻想破滅了,轉而趨向超自然的信仰,以至今天的俄國,及獨立邦聯,人民普遍的渴慕屬靈的事。
  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為甚麼忽然有宗教復興?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二人,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壇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基督教,有深誠的信仰,他們的小說裏,流露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

托爾斯泰的遺澤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8-Nov. 20, 1910)和杜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生在十九世紀的俄國。那時,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影響到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竟出現了這兩顆輝煌的巨星。


托爾斯泰 Count Leo Tolstoi

  托爾斯泰伯爵出身貴族,擁有廣大的田產,過着舒適的生活,甚受人尊敬。但他從早年就感覺內心的不滿足,嚮往屬靈生活。他期求絕對的道德生活,和永遠的福樂。但他注視自己的內心,環察周圍的社會,是充滿了可厭的醜惡。

War And Peace

  在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裏,他藉書中人物,說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着只是眾惡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不夠的。我以往是這樣行—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現在,我是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現在,我才體驗到人生的喜樂在此。

  戰爭與和平以1805至1814年,拿破崙侵俄前後的時代為背景,但不僅是一部戰爭歷史小說。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出版後(1863-69)為他帶來極高的聲譽,成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爾斯泰的兩個孩子早逝,這使他更轉向研讀聖經。到1879年,是他靈命的轉變。本來他就關心佃農,為他們的子女興辦學校,自己制訂課程;現在,他更感到擁有鉅大的財富,是可恥的罪惡,甚至想要自殺。


Henry George

  1880年,托爾斯泰決定從事體力勞動維生,並且幫助貧苦農民耕作;後來學了製鞋的手藝。此後,他的著作多是有關宗教,道德,社會問題。其中一項,是經濟改革。托爾斯泰和孫中山一樣,受了美國理想家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響,認為徵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財富分配的方法。雖然,這種觀點,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認真以為可行,但廣有田產財富的托爾斯泰認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與別人不同的地方。誰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篤誠呢?
  晚年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心願,越來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想把全部財產都分給貧窮的人,但是妻子和長子不跟他同心,這使他的意願不能達到。現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離開家,找一個僻靜的修道院,去過貧窮的生活,與神親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爾斯泰出走的計畫,只有他的小女兒預先知道。在她協助下,他與一名醫生,走向一個小火車站。歲晚風寒,八十二歲的老人,在那裏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幾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現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樣的感人。但他筆下的作品,流露出愛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親,是莫斯科一所慈善醫院的醫生。當少年時,杜思托耶夫斯基進入陸軍工程學院受訓;但他的性向喜歡文學。他十八歲那年,父親被自己的一名佃農殺害。二十三歲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離開軍中生活,專心從事寫作。次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就他實際所見的,描述貧苦人生,甚為成功。


杜思托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1849年,二十八歲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為參加一個當局認為反動性的“讀書會”,被逮捕綁赴刑場。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綁在刑柱上即將槍決時,下令赦他一死。接着,遣往西伯利亞監獄中服刑四年。出獄後,他在那裏的軍中又住了五年,從事寫作。這段生活,在他心靈上留下了創傷。

  1866年,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確定了他在俄國文壇的前驅地位,也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不過,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神學家派克(J.I. Packer)稱他是最偉大的小說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對於墮落人性的刻畫,只有希臘悲劇作家哀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可與比擬;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及約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差堪相近。即使從來沒有讀過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也會知道書中的名言:“如果沒有神,甚麼事都可以作得出來。”俄國哲學家索忍尼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在許多年後,活過了革命的蘇聯,他說:“這毀滅性的革命,殘害了六千萬的國人,只證明因為不要神,帶來了這災難。”


莎士比亞

但丁

約翰本仁

索忍尼真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稱讚說: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間的地獄王國,達到各各他。他有極敏銳的眼光,預見到我們今天的世界。他並宣告,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及革命,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啟迪教化,才會帶來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實現。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總離不開聖經,離不開神。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他把新約聖經讀了許多遍,對於基督深信傾服。在那裏,他與各形各色的罪犯為伍,也使他識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說:“如果有任何人給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我寧願保持跟基督在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為人,可能不盡無可議之處,但他心中總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導着他,給他盼望;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說是傑作的代表:
  一個不成材而可憎厭的父親,從前後兩個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親爭吵;一個是絕頂聰明,迷信科學的無神論者,或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認神存在的唯物主義者,他雖然沒有直接殺死父親,但卻影響了僕人(他父親的私生子),釀成了弒父慘劇;另一個兒子是愛與和平的象徵,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進入了修道院。愛,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個家裏,在同一個國家,也在同一個人的裏面。這反映他那個時代,豈不也反映每一個時代,我們的時代?
  其中有一個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愛的長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裏,開始發出腐臭味。在深夜,一個新進的修道士在旁邊一個角落禱告,聽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誦約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他仿佛身臨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裏。…對他說:“我也是受邀請的,你也快來參加婚筵!”年輕人看到了基督懼怕起來,老修道士對他說:

“不要怕祂!祂偉大可畏,莊嚴可敬,但祂也是無限慈愛。祂因為愛,自己成為跟我們一樣,也與我們同樂。他不願人的歡樂短缺,把水變成酒。祂希望有新的客人來,一直不停的招呼人來。…看,有人拿新酒來了。你看他們拿器皿來。…”

他醒來,心中無限歡樂。(Bk.vii, ch.4

  有這樣偉大的作品,那個國家的靈魂不會死亡的。
  這使我想起,在許多年前,一個朋友說起,俄國茫茫無垠的廣大雪原,產生聖潔可愛的文學,熱情的基督徒。當然,這一切是由聖經來的。
  在十幾年前,這個國家還有人想毀滅敵對的蘇聯,只要沒有輻射使“作法者自斃”,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們當時的牧師,講過一篇“和平之子有福了”的主日信息。他說:“你知不知道,在蘇聯,今天與我們敬拜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
  現在,前蘇聯的人口,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熱情的復興,正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不止是新綠遍野,而且正等待豐收。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認,聖靈藉着偉大的文學在工作。

文藝與真理

  我們對基督教文學,應該有怎樣的看法?
  有的人反對基督教文學,特別是小說:“小說是藝術化的謊言,我們的工作是傳真理。”小說不是事實;他要歷史的事實。
  有人說:“歷史是謊言,小說才是真理。”因為歷史是得勝的人寫的,得勝的人會轉換,所以歷史書也跟着變。看看蘇俄的歷史,幾十年來轉變了多少?
  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生得早,還少見過改寫歷史的事;在“On Poetics”中,論比詩(包括戲劇)與史。他認為詩劇比歷史更重要;因為歷史是講個別的人,詩劇是講人性;歷史是記已發生的事,詩劇是說將要發生的事,說這種人可能作出這種事,有這種結局,所以有哲學性。換句話說,詩劇和以後發展的小說,其中的人物,只是人性加上了個別的名字為代表。因此,莎士比亞悲劇麥克伯Macbeth),並不在重述考證蘇格蘭歷史,而是要顯明人的野心,陰險,黑暗,罪惡和罪的惡果。所以是屬於每個時代的作品。對於歷史上的“真實”麥克伯,跟許多歷史人物一樣,我們所知有限,也永遠不能詳知其真相;可是我們知道自己心中有麥克伯,必須除去,要效法蘇格拉底熱愛真理,或進而求聖靈大能動工,使我們除去舊人惡性,成為基督的形像。這樣,誰能說小說不是真理?誰能不承認基督教文學的重要,和其功能的偉大呢?

華人教會的省思

  從俄國基督教文學的豐收,想到華人基督教會對文字事工的態度。華文到底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如果要福音廣傳,不能不用文字。但華人教會對文字事工,有一個久積的心結。
  中國文人向來自視甚高,對外來文化持低視,以至敵視的態度。基督教傳入中國,雖然也有知識分子,以至朝廷官員相信,有的則同情,但他們注重的,多是實用的學科,很少注意到信仰及文學,更忽視通俗文學的戲劇小說。初時的大部分信徒,是低層群眾,缺乏知識,受他們的鄙視。以後的新知識分子,尤為盲目的反基督教;此種思想,流行在文學作品裏面,一直到現在。
  華人教會的反應如何?說來真出人意外,不是競爭求進,反而有意的忽視,認為不關重要。這似乎是傳統的態度:我沒有的就是不好的,我不懂的必然是錯的。有的人甚至用上“屬靈”借口,以求掩飾,說耶穌就沒有提倡文字宣道,沒有寫過書;有的說讀文學作品是不屬靈,或靈命程度低的表現!結果是坐視基督徒子弟,被世俗思想同化;而許多不信的人,沉溺在無神與追逐物質享樂的邪惡潮流裏。他們不僅反對福音,流失在救恩之外,更是道德低落,使社會成為烏煙瘴氣!教會疏忽耕作園地,野草蔓生,還能算意外嗎?
  今天我們要廣傳福音,必須注意基督教文學。看看大眾傳播內容低落,市面上出版物的品質敗壞,其危害道德,是顯然的。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基督徒子弟的問題,是傳福音的問題。因為如果不是教會使文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教會非基督化。忽視並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大,形勢更惡化。
  求聖靈感動教會,注意文字事工。求主興起文宣士,不但寫宣道護教弘揚福音的文字,也寫出偉大的基督教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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