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走廊 ✐2023-07-01

語與文

凌風

Photo by Eren Li

　　語言與文字哪個更重要？這有些像是雞與蛋的問題。
　　說，“語言是有聲的思想，思想是無聲的語言。”有些像是在打圈子；再加上：“文字是有形的語言”，如何？
　　據說，中國的先民，看見鳥獸爪留下在地上軟泥中的印痕，才創制文字。我們今天還用：“鴻爪留痕”表明記憶。有些人類的文字，起初的書寫方式，特別是記帳，就是印在泥版上的。鴻飛各自東西，泥版上的印痕還存在，豈不是立約的源始嗎？摩西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是神用指頭寫在石版上的誡命，是神與人美好的約。可是，人轉背就忘記了。神不忘記。
　　有形的話還不夠，進一步該是能行動的話。

　　有一位古埃及王，對他發明書寫的臣下說，“會使學者養成忘記的習慣，因為不用記住，只有追憶；有書寫幫助，他們就用不着記憶。你所給你門徒的，不是真理，僅是略似真理。…”
　　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說：“如果人很少寫，他需要極強的記憶力。”
　　中國古老的文學詩經，是收集的地方土風歌謠，經過編訂，分類，保留；因為有韻，便於記憶。所以先是有聲音的語言，以後才有文字記錄。
　　中國文化，是從小訓練學童的記憶。在瞭解課文的意義之前，就“書聲琅琅”的誦讀，成為有助其成為記憶的藝術，然後才背誦出來；並且終其身難忘。就這樣歷代傳習，造就了許多的學者和文人，並成為治國的名臣。
　　近代最有成就的學者辜鴻銘，早年就這樣中法西用的教育。他的英國養父布朗先生，把他早年帶去歐洲。先教他背誦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然後才給他講解意義。用同樣的方法，又教他讀莎士比亞的作品。如此，辜鴻銘成為中國傑出的文人。
　　其實，西方古時也是以誦為讀的學習方式。
　　希臘的荷馬（Homer, c.9thCen.B.C.），據說是個盲人，完全憑記憶歌唱“史詩”伊洛特（Iliad）和奧德塞（Odyssey）。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家考證，古希臘歷史中，曾有一段沒有文字，到主前六世紀才重新有字母系統；以後記錄下來，成為文學的瑰寶。如實在是如此，則更有上四百年，不同的歌詩者，憑記憶傳誦兩部作品，憑記憶傳鈔，存異就不足論了，倒是其如何統一求同，那時候人記憶的高明，幾乎是不可想象。
　　柏拉圖（Plato, c.428-c.347B.C.）的對話錄，據稱是紀錄蘇格拉底（Socrates, c.470-399）的傳習實錄，是對於後世文學上的貢獻。但柏拉圖又說：“口傳的是活的知識，在一同理論的時候，有忽然來的光，可以互相傳遞成為火焰，共同保持。”
　　拉丁教父奧古斯丁（St.Augustine, 354-430），在米蘭的時候，見主教安波羅修（Ambrosius, 339-397）讀書，只動嘴脣，聽不見聲音，以為是一種新方式。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仰慕希臘政治家迪謨尼斯（Demosthenes, 384-322B.C.），因他是最有名的演說者，特地學習希臘文，為了能夠從原文讀他的演說紀錄。這自然是文字比聲音持久的確證。女王激勵士氣的演說，和挫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史績，是文字勝利的紀錄。當然，誰也沒辦法聽到迪謨尼斯的聲音，更無法進到當時的實境。
　　英國散文作家兼評論家蘭穆（Charles Lamb, 1775-1834）曾作奇論—“莎士比亞的劇本，是為給人看的，不是給人讀的。”有時人以為他荒唐；因為那是太熟知的常識，而且那是在英國！不過，他的論點：衡情度理，漢漠雷特王子—“To be, or not to be”關鍵的獨白（III, i, 56-60）一個彷徨焦慮的青年，難決斷鬼魂的真假，徘徊在良知和責任之間，看書心不在焉：“應該怎麼辦？”怎可能有閑情逸致，表演得字正腔圓？這只適於坐在安樂椅裏想，讀！
　　在古時，地球表面上的人眾，絕大多數是文盲。一項很不平常的現象，是新約時代的猶太人，幾乎都識字。所以“神的聖言交託他們”（羅馬書3:2），信而有徵。他們不僅識得希伯來文和亞蘭文，還有希臘文，惟有瑞士人可比，該說是會堂教育的成效。
　　今天人太多靠文字的記，少使用頭腦記憶機能。作頭目的人，不必認多少字，拿稿照讀是平常事。奧古斯丁說過，如果登壇說教的人信口胡言，還不如讀別人的講稿造就人，自己寫更好。不過，過去的傳道人，背引經文，免於翻閱，順暢得多。近代華人有苗子久牧師，能背誦全部聖經，教神學課或講道，一字不誤。我還認得他的老朋友；他的學生中，最後印證的是謝友王牧師，誠為美談。
　　語言和文字，不是難解的糾結，而且該並存，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