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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音樂.文化(下)

于中旻

 

詩歌對文化的影響


紐屯(John Newton)

  詩歌到底有曲調與歌詞,所以能夠表達明顯的意義,或暗示的意義。
  好的詩歌,不僅是表達對神的敬拜,而且可以造就會眾,並流行於社會,改造文化。因為教會到底是在世界,而不屬於世界,是屬靈的社會,也是社會的一部分。
  歷年調查顯示:教會中最喜愛的聖詩,是“奇異恩典”。我們在此需要說明,這首紐屯(John Newton, 1725-1807)的古老詩歌,流行到美國,經過改為通俗的調子,舊酒新瓶,才更普遍的被接受。

  教會詩歌,有許多是採用民歌的調子,也有取自名曲。但也有教會詩歌,影響文化,以至成為國歌的。
  最先制訂國歌的,是大英帝國。英國所用的“天佑吾皇”(God Save the King),開始於十八世紀,作者不詳,可能為Henry Carey,(c.1687-1743);經於1825年,定為國歌。其曲與詞的優美,浩大磅礡,幾難以相信是出於一個島國。而且其曲調為幾首聖詩所採用。獨立後的美國,於1832年,波士頓的牧師司密慈(Samuel Francis Smith, 1808-1895),寫了“美利堅”(America)頌詩,並且為國人所樂唱;這固然是由於其歌詞所表達的敬虔情操,也表示一個好的曲調,成為宇宙性的資產。
  以後,國歌成為一個風尚,有國必有歌,也可能先有國歌而後有國。蠻荒窮壤,也不能不聊備一格。
  梵蒂岡教廷,雖然小得算國已經夠勉強,但其國歌特別冗長,也許其影響力還頗普及。
  最新的國歌,是成立不久的歐洲聯盟,其國歌是取自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的曲調,就是教會也早採為聖詩曲調的“快樂頌”。而“奇異恩典”較早的調子,是採貝多芬的Emmanuel
  德國的國歌曲調,是海頓(Joseph F.Haydn, 1732-1809)於1797年所作,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配詞。如果聽來熟悉的話,是因紐屯(John Newton, 1725-1807)的聖詩“美哉錫安”(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也是同一曲調。
  法國的國歌“馬賽曲”(La Marseillaise),是萊斯禮上尉(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於1792年革命時所作的。其雄壯昂揚,為許多國家所稱讚並效法。
  日本的國歌(Kimigayo),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作品。雖然是日本歌詞,但其曲調先是1869年由英國籍軍樂隊指揮建議,後受德國籍指揮的影響。日本的國魂,是櫻花和武士道。輕薄的櫻花,表明人生的短暫,是悲悽和勇壯的美,融合在一起,表現於詩歌。不過,在國歌中的大和魂,是西化的。戰後,民主的日本主張和平,連國歌的意義,也另有一番解釋了。
  希臘以“自由頌詩”(Elftheria: Hymn To The Freedom)為國歌,是一名年輕詩人所寫。那古老的國家,國歌卻活潑勇壯,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從鄂圖曼帝國轄制下爭取自由,因而產生了不朽的作品。
  現代意大利是嘉理波迪(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畢生致力的功績。其國歌“Il Canto Degli Italiani: The Song of Italians”是一首進行曲,精神的勇武,是自然的,也為許多國家所效法。
  埃及原是最古的基督教國家,現在雖然以回教徒佔多數,東正教會為人口的10%以上,有人更以為可能高達15%,或更多。埃及國歌韻律,並不表現濃厚的回教精神。後來,經伊拉克也用為國歌。如果泛亞拉伯聯邦出現,不無成為集體國歌的可能。
  1814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華盛頓律師凱伊(Francis Scott Key, 1779-1843)目睹當時英國軍隊砲擊亨利堡(Fort McHenry),在憤慨之下,寫了“堅守亨利堡”的詩,成為表揚美國精神的“星條旗”國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當時的輿論認為血腥氣味太重;也有人說“歌詞無人能記得,曲譜無人能唱。”以致這歌很少用於群眾齊唱,是很獨特的事,當然減少群眾教育的意義。
  蓓慈(Katherine Lee Bates, 1859-1929),教育家詩人,所寫的愛國歌曲“美麗的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極為國人所歡迎,幾乎成為國歌。
  中華民國建立,採用五色國旗,並章太炎的建議,國歌用中國最古老的“卿雲歌”:

  卿雲斕兮 糾縵縵兮
  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

  這不僅太短,也可算難懂之極。到國民黨當政,改用其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又是一個難唱難懂的歌。曲調立意在莊嚴肅穆,但常流於沉悶無力。歌詞方面,則不斷有人反對“吾黨”的黨字;雖然有人解釋為:“黨”是群的意思,如“鄉黨”,但缺乏說服力。
  對日戰爭期間,出了不少抗戰歌曲,勇壯激揚,頗能振奮人民愛國意識。其中如聶耳名曲“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採用為國歌。唱是容易唱了,而且以半拍起的“起來!”非常精勁有力。只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着意危機意識,不會永遠適合環境;不過,詩歌不能超越當時的背景,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合時宜。
  檢看國歌集,發現國必有其歌,而且不少出自古典音樂,或教會聖詩;至少曲調都還過得去,不像一般歌曲的不雅。可喜的是,人都知道甚麼是韻律的美。不過,單從曲調來說,並不像古詩的表現其國風了。

  至於教會詩歌,自然仍以翻譯為多,但國人創作的詩歌,已經漸出現於詩集中。
  西方常用的惜別歌“Auld Lang Syne”,見於不止一個配詞的聖詩;受了電影傳播的影響,也流行成為“魂斷藍橋”。在那時期,華人基督徒任光創作的“漁光曲”,也為傳播界接受。可見水準高的作品,是能夠不受限制的發展。
  近年教會流行的短歌,有人稱為“敬拜音樂”。可能的原因,是要裨救講台失去信息的弊病。倒是黑人教會,他們長於歌唱,而且情感表達真切,“黑人靈歌”還不無可取。
  從好的一方面講,以往教會詩歌中,以“我”字當頭的為最多;在這些短歌裏,情形改善了,普遍轉向神一方面。只是因為短,或作者屬靈膚淺與文學程度限制,缺乏教育意義,不能使人的心向上而深入,變成了唱者的自我發洩;於是一旦登台,就表演起來,教會詩班成為歌手養成所。觀果知樹,就可以顯明這種歌唱的問題了。
  從聖經中的詩篇看,詩歌的意義,有歌頌讚美,祈禱,哀悼,訓誨,預言等功能。自然詞與曲都應該配合,才可以達到其目的,發揮所預期敬拜神,造就信徒的效果。
  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文化的主調是混亂,或可說是“自由”成為唯一的品德。音樂方面,則是無韻律。很難確定,是文化的解組,促成那種無韻律音樂,或是無韻律音樂,促成文化的解組;但英國女王冊封“披頭四”為“爵士”,對兩者都有幫助,表示權威同意他們的趨向。所得的還報,是女王的家庭,幾乎百分之百的子女離婚。另一方面,代表道德權威的教會,則接受這種混亂,把無韻律音樂引入教會。
  現今教會,有一個基本的錯誤路線,就是消費文化思想,把敬拜商業化,投顧客之所好。他們的理由,這是群眾所喜歡的音樂,而不問這是否是他們靈命所需要的,是否正確的。因之流行的歌曲,內容很少教導作用,曲調則追隨社會歪風,常是庸俗而輕薄,甚且陷於頹廢淫靡,或近於褻瀆。這樣,現代教會即使有好的音樂,也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黃鐘廢棄,瓦釜雷鳴”。難怪有人悲哀的說:教會是講台變成戲台。就是邪樂代替聖詩的情形。
  今天的教會,需要屬靈的教導,需要高尚的聖詩。不過,像前引呂氏春秋所說的,音樂是思想的流露,因為水流不能高於源頭,作者既沒有對神的肅敬,愛慕,也就無以造就信徒,堅定,激勵心靈。其結果,不能使非信徒基督化,反使信徒世俗化。這是教會應該考慮,甚至憂慮的。
  記得,有人說過:讓我決定聖詩的教導,給別人去打理神學問題。可見詩歌在教導上的影響,絕不下於神學。除非你以為信仰無關緊要,就必須注意教會音樂。
  今天,教會有誰關心聖詩的方向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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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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