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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柏傳(中)

史述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理”(Janissaries,原為Yeni ceri)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着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繼續不息,製造出反對真理的幹部。
  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着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着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將人的心意奪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開端,是教會的根本。因此,不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誘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僅要使被擄的歸回,還要進而裝備聖徒,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歸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5)。
  荷蘭獨立以後,是君主立憲政體。早在1848年的憲法,就明文規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過,當時的教會人士,沒有覺悟到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義者,正假借科學的美名,滲透各學府;神學的自由主義,也趁着理性主義的風勢,披上科學的外衣,反抗神的權威。在教會裏面,敬虔主義的餘波仍在。他們認為個人的救恩經驗是最要緊的,得救後的工作,則在於保持與神的關係,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當然,這是重要的。但問題在於他們太強調個人經驗,以為神學教條可以忽略,更進而反理性,反知識,幾於到以無知世事為美德的地步。這樣,不信的人順利的佔領了教育的領域。至於憲法對於高等教育雖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規定,在甚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等到信徒覺悟有此需要時,所遭遇的正是立法與實施的雙重難題。
  有一段長時期,大家在討論,爭議。1876年,國會通過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從各方面看,那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法案。因為法案規定:私人或合法團體可以創立大學;但非國立大學的各科畢業生,必須再通過在國立大學的考試,以甄定確認他們的學位和證書,才可以獲得專業資格,不管他們的學術水準多麼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專業資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業;福音派非國立教會的神學畢業生,也不確定能為教會所接受。至於經濟方面,並不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就是說,像教會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學校,雖可以自由興學,但學生必須先納稅付足鄰舍的教育費用,再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結果還是次等的地位。
  其他規定的條件是,非公立大學,必須籌有一定數額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員;必須具有五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自然科學院,和神學院,才可稱為大學(University)。至於考試,頒發學位等條件,與國立大學相同。
  雖然,距理想尚遠,希望之門總算開了一條縫,只是不夠寬廣。

根基與原則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會(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獲得皇家認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選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託人,正式進行大學的籌備事宜。

  校名: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國教教會約制的私立大學。
  宗旨:持守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信仰,不與自由主義(不信派)妥協,造就尊基督為主的專業知識分子,在各個生活領域,使主的名得榮耀。
  當正在進行籌畫的時候,試探來了。一位知名的國教教牧傳出消息,凱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Rutgers)被提名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教授。他們覺得,如果去為自由派的大學效勞,是叛離改革宗信仰原則,所以斷然拒絕了。他們放棄了榮譽,厚俸,安定的職位,寧願選擇艱難而不確定的窄路。
  凱柏和他的同工們,在他們的先鋒報(De Heraut)上,剛一發布籌辦大學的消息,質疑和批評,以至反對的信件,就大批湧來。有的問:在我們這小國家,現有的大學難道不夠?何必再辦一所大學?有的懷疑:如此大學,沒有雄厚的財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詆斥辦一所狹隘加爾文信仰的大學,是破壞國家團結,跡同叛國。而自由派神學人士,則是深痛惡絕,咬牙切齒,極不願見到一所信仰純正的高等學府成立,如燈光照入黑暗,見證他們的不是。也有人對新大學的學術水準表示懷疑,不肯參與。還有人譏諷,說是凱柏的愚蠢。

成功在嚴

  像基甸選擇他的精兵一樣,凱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發表了一個原則性的小冊子,題目是“嚴格說來”。裏面宣告了三個原則:一. 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二. 嚴格採取科學治學;三. 嚴格認真辦事。
  坦白說,辦一所大學,需要的是:財源,教員,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實際的籌備重任,多半落在凱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這實在是信心的考驗。他們都不是家財豐裕,但必須率先投入這艱鉅的事工。從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通過他們二人為自由大學神學院教授,到正式開學期間,在不同的城市,各樣的團體,作推動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學正式開學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開學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羅宗座堂,舉行祈禱奉獻典禮。這標識着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獻甚麼呢?先要奉獻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們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獻辭,經文取自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19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製造刀槍”!這真是一個適切的題目,精警的觀察。正如當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識,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裝備,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聰明厲害,他們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奪取教會和聖徒的裝備,使他們不能傳佈福音,拓展主的國度。現在,教會覺醒的時候到了,聖徒們要起而從仇敵手中,取回軍器供應,取回教育的主權。

大學從小開始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蘭改革宗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也是凱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們共同的理想實現了:
  自由大學誕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賢畢集,表現改革宗聖徒志同道合的表現行動,表現他們對於教育重要意義的認識。實在說來,這偉大的結集,就是一項教育,就是一個宣言。
  自由大學的財源哪裏來?蘇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個簡單愉快的致辭,呈獻了十萬盾荷幣,作為政府規定的開辦費。一項有價值的事工,必須有人認知這事工的價值,認為值得儘量予以道義上和資源的支持。以後的經費,要憑信心仰望神感動屬祂有識之士的供應。這仿佛是一項互信之約。
  自由大學的教授哪裏來?董事會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凱柏,洛哲斯,浩德莫克為神學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為法學教授;狄盧(Dr. F.W.J. Diloo)為文學教授。
  然後,風琴奏出信心昂揚的“以利亞”曲調,由大學創辦人凱柏博士致動人的開幕辭:“神在任生活範疇中的主權”,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點,揚起了自由大學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學的學生哪裏來?在開學那天,共有五名學生,都是為了維護真理,忠於真理,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不介懷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來到這裏。
  他們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學生,借阿姆斯特丹蘇格蘭宣教會上課。但他們極為嚴肅認真,知道是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們發現在教堂的門上,有粉筆寫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門全絕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獄門上銘刻的字(見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誰惡作劇的寫在那裏,作為對他們的嘲諷。擦去了;第二天又寫上。但對於出入此門的師生來說,那毋寧是一個激勵,一項歌頌:他們敢於為主而冒險,棄絕一切屬世的希望,只求主的榮耀,為了真理。這是何等的見證!
  1884年,董事會買下了一幢雄偉的四層樓建築。自由大學總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校十年之後,在1890年,自由大學仍在艱苦掙扎中。經濟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發展基金,仍然沒有達到學術上的光榮成就,仍然沒有全國性的聲譽。
  雖然艱苦,仍然前進。師生們與董事會合作,堅持信心和犧牲奉獻的精神,不畏反對和攔阻。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國立大學同等的待遇。有時,向國家教會商量,借教堂作大規模的聚會,也遭到拒絕。
  在暴風雨中,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長,壯大。學生數目達到約九十名;而那時,三所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也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凱柏離世的時候,自由大學有學生二千名以上,教員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國立的大學相提並論。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學已經列名世界著名大學之林;有教員六百餘,全時間學生一萬二千名以上,圖書館藏書六十餘萬冊。
  凱柏憑信心種下的種子,發展長大了。芥子成了樹。


自由大學現址於荷蘭首府阿姆斯特丹

文將凱柏

  “文將”?這個名詞,可能聽過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說武將,是將帥軍伍,領兵打仗。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是用血氣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戰爭。凱柏博士在領導信仰的戰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稱之為文將。
  1869年的時候,凱柏還在悟垂克牧會,史維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鋒報(De Heraut),來約請凱柏為副總編輯。前鋒報是荷蘭全國性的綜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維思任總編輯。凱柏一向堅信文字的功效,以為可以啟發教育讀者,宣揚教會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載了凱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就經常有凱柏的作品發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凱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職。剛過二星期,前鋒報總編輯史維思博士猝然逝世。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凱柏只得答應發行人請求,暫攝總編輯,到年底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鋒報發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期,凱柏特地撰文記念史維思的生平與事工。
  在那年的末後幾個月裏,凱柏發起組織前鋒社。只有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以聖經為個人和國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為社員。宗旨是傳播歸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觀點。他們決定買下前鋒報,於1871年一月起改組發行;由凱柏博士為總編輯。在首頁刊頭,揭櫫該刊的宗旨:

  “為了自由國土上的自由教會與自由學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發行。凱柏負擔起這項額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開的講壇,每周可以向讀者講話。他的影響力,也更加廣大而深遠。

同心的戰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時,全國基督徒教育協會在那裏開會,凱柏結識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見投契。葛瑞恩是研究歷史的基督徒學者,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亂和流血,知道病根禍階,正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無神無主”。他的深思遠見,使他知道,為免蹈於同樣的暴亂,荷蘭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讓基督在個人生命與國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凱柏多年深研加爾文主義的結果,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他們所需要的,是把這信念廣傳出去。
  馬丁路德曾說:“除了救恩以外,神給人最大的恩賜是印刷機。”他也善用了印刷機,傳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偉大事績。
  凱柏也認識印刷機是神給人的恩賜。他看到那惡者使用印刷機的武器,推廣各種邪說,主義,散播思想毒素,反對荷蘭基督徒歷來視為神聖的原則,攻擊正統信仰;基督徒豈應因循遲疑?何不奪回神所賜的武器,用以傳播真理?因此,凱柏決意荷蘭的基督徒,該有自己的日報。

展開真理的旌旗

  當然,創立一份日報,經營維持一份日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報困難得多了。凱柏反復思量,研究,與同志討論,集思廣益,詳慎計畫。他提議擁有前鋒報的前鋒社,創辦一份日報,名為旌旗報(De Standaard),為真理揚起旌旗。以後,前鋒報將不再獨立發行,而成為旌旗報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凱柏則兼為日報及宗教周刊的總編輯。凱柏的健筆是大家見過的,也是讀者稱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編前鋒周報的經驗,組織與治事的長才,完美周詳的計畫,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報創刊號於1872年四月一日問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領導荷蘭獨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戰役勝利三百周年紀念(八十年戰爭1568-1648),極富愛國意義。
  在舉國慶祝中,旌旗報出版了。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戰爭,要把荷蘭從邪惡信仰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心意奪回歸向基督。凱柏堅信,神啟示的寶貴聖經,不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
  凱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絕對主權”。他一生常常這樣說。這簡單的話,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動方針,真可說是念玆在玆。他到處宣揚的,也是這個原則。這是加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基督為中心,一切都是為榮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凱柏在悟垂克發表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加爾文主義:我們基本憲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證”。後來這篇荷蘭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單行本小冊發行,一個月後即行再版,可見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視。
  大意說: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加爾文思想孕育和發展塑造的。最偉大的自由國家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動力,是英國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英國清教徒的獨立鬥爭信念,是法國胡格諾復原教派的啟發與延續。這些偉大運動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爾文主義,是自由成長發展的動力。由於凱柏博覽群書,他繁徵博引,說明這個歷史觀點。
  1883年,凱柏寫了一本書:教會歸正的途徑。凱柏分析教會為四類:一.真教會;二.半路的歸正教會;三.完全歸正教會;四.假教會。他指出,連天主教也不是徹底背道的假教會,只有將來撒但完全掌權的組織才是假教會;但教會必須儆醒,潔凈,防備不信聖經的假教師;並積極建立,持守純正的信仰,信守神啟示的聖經,以恢復成歸正的教會。

爭戰的呼喊

  1886年,凱柏連續發表了三個小冊子,用的是同一個標題:爭戰臨到了。在那裏,他宣稱:荷蘭歸正教會“被擄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麼是“被擄”?凱柏指的是荷蘭國王威廉,在1816年下詔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立法者,教會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義信仰者,滲透教會的時候。現在,像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一樣,他認為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滿了(參但以理書9: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滿了,神的子民應該起來重建耶路撒冷。
  爭戰的起因,是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區會,雖然大部分是歸正信仰的教會,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裏面為難。而上級大會則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為了接納信仰有問題的人成為正式會員,導致了正式衝突,而至大部分正統信仰的教會退出國家教會。在這場爭戰中,凱柏靠着聖靈的大能力,運用他的健筆,陳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報創刊二十五週年,凱柏正六十歲。荷蘭全國各界紛紛致賀,並為凱柏出紀念專刊。旌旗報雖然不是最大的日報,但因為立論公正,見地精深明確,極得各界推重。連天主教的著名報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稱頌他是“我們最偉大的報人”。
  凱柏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風格,雄辯,莊嚴,明晰,而不失其生動,說理清楚動人,用詞恰切,深入而流暢。

健筆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來靈修,然後從事寫作。在書房中的時候,不許人干擾。他為旌旗報寫全版的社論,還要為前鋒周刊寫評介,有關教會事工的論文;每日上午,他寫默思錄。默思錄專欄是有系統的寫作,後來集成兩帙出版,名為與神親近,很多人喜愛,用助靈修。分刊多年的為基督我們的王(Pro Rege),則成為三巨冊出版的書。另外,他還要寫專題的研究,專文,小冊,和演說稿。他歷年的演說稿,先後輯為許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學百科全書,是改革主義的權威作品,也是如此積漸寫成的。此外,在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發表文章;還有神學的講義和專著多種。他治學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親自撰寫,從不像一般不學有術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筆。
  凱柏相信,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事先從容有備,絕不在時間壓力之下,急就應付。
  從創刊以來,凱柏持續為旌旗報前鋒周刊撰寫文稿,並且親自校閱最後稿樣;只有l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為負責,但他仍然自己撰寫默思錄。直到八十三歲生日前的一個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後一校次改前鋒周刊的終稿。一個半月後,十一月八日,凱柏離開了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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