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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選讀

吳昌碩先生傳略

 



吳昌碩(1844-1927)

  吳先生原名俊,一名俊卿,字昌碩,別號缶廬,苦鐵,七十後以字行;浙江安吉縣人,生長於孝豐縣之鄣吳村。袓父淵,伯父開甲,父辛甲,都是舉人,父兼究金石篆刻,先生深受薰陶。十七歲時,四鄉饑荒,又值太平軍進兵安吉,孝豐地區,清兵到處騷亂,先生隨父倉皇遠避,曾一度為清兵衝散,先生替人家看玉米,打雜,度着一段孤苦流浪的生活。先生逃亡在外先後達五年,經常以野糧,山果,樹皮,草根充飢。當時偶然得到一些食糧,把泥土拌和煮食,因此先生庚辛紀事詩云:“縱飯亦充泥”;也吞過青草,只為葉上多細芸,苦難下咽。他早年的生活是無比艱辛的。
   二十一歲,從皖鄂間輾轉回到家鄉,村中人煙寥落,先生別蕪園詩云:“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他一家也只賸了父子兩人。先生經過這番艱苦磨折,意志變得堅強了,刻苦求學,廢寢忘食,閱讀經史,注重文字訓詁之學,獨不喜歡八股文。先生二十二歲(同治四年),安吉縣補開科舉,學官一再迫促應試,先生癸亥日詩云:“未精帖括捉入泮”,先生這次雖得一秀才,但此後就不再進場屋,絕意功名,力致文學藝術。
   先生二十三歲時,開始學詩,學習各家書法;三數年後,兼學篆刻,精究金石學。親戚中見他不務功名,便認為沒有出息,時常加以譏諷和斥責。先生受到這些刺激,加倍奮發,也萌動了離家遠遊訪師尋友的念頭。其時俞曲園做杭州詁經精舍山長,先生曾一度向他問業。先生二十九歲隨金俯將到上海,不久到蘇州結識了不少藝苑名流,切磋學問;並在潘伯寅,吳平齋,吳愙齋處見到很多古代彝器和名人墨跡,獲得了研究書畫,篆刻的豐富而珍貴的資料。其時生活異常清苦,筆墨收入不足以瞻生計,友人曾替他納粟捐個小官-佐貳,從此有了一些掛名差使的收入,但其數亦微。


棄官先彭澤令
五十日印

  先生五十一歲時,正值甲午之役,吳愙齋邀他去參佐戎幕,前往山海關。五十三歲,同鄉丁蘭蓀保舉他任江蘇安東縣(現漣水縣)知縣,先生本無意仕進,做了一個月就辭去。自刻棄官先彭澤令五十日印,邊跋云:“官田種秫不足求,歸來三徑松菊秋,我早有語謝督郵”。可以窺見其旨趣了。

  先生自到蘇州後,首先從楊見山進修文藝,對詩書篆刻,分頭鑽研。他的詩,初期學王摩詰,至此便泛濫各家,真樸排奡,大深入奧窔,諸貞壯認為類似杜於皇,吳野人。譚復堂撰缶廬詩序云:“幽語而思則雋,險致而聲則清”,先生說:“譚復堂的話是搔到癢處”。先後相與論詩往還最密者為施旭臣,沈公周。他的書法中以石鼓文最為擅長,用筆結體,一變前人成法。自唐以來傳授篆法,規行矩步,了無真趣,鄧石如用隸筆作篆,面目始變,到先生則以三代吉金樂石諸刻法,運於千鈞筆端,貌拙氣酣,創出奇境。至於篆刻方面,他首先從浙皖諸家入手,上溯秦漢印鉥,由於他對石鼓文打下堅實基礎,分朱布白,造意構體,能融會貫通前人的法度,窮極變化,不屑蹈循常規;用刀圓榦而鈍刃,又由於鈍刀硬入,更呈現着一種樸茂蒼勁的氣魄。先生詩集中有刻印長古一首,裏面說:“今人但侈募古昔,古昔以上誰所宗?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有了這種見地,所以他的作品高渾,前無古人。

吳昌碩臨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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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鼓

第四鼓

第六鼓

吳昌碩篆刻作品

“千尋竹齋”四款


泰山殘石樓

鮮霜中鞠

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

 

  由於詩書篆刻與畫有互相的關連,先生作客蘇州時,便以詩書篆刻的意趣和技法施於繪畫,遂通悟畫理。又把他在家鄉交結善畫梅花的潘芝畦時期所孕育的欣賞繪畫的興趣,以及流亡在外奔波跋涉時期,腦海中留着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的實際觀察和深刻印象,聚湊起來,一一迸發到繪畫上面。先生一開始作畫就具備了若干與畫有關的多方面的有利條件,這就大大地孳乳了他的藝術生命。
  先生學畫,是從三十四歲起,但早期畫稿留存甚少;四十歲後才肯以畫示人,先生曾自道:“三十學詩,五十學畫。”這句話意味着五十歲以前所作的畫是不夠滿意的,這也是他生平一貫謙遜的態度。先生中年居住蘇州,也時常到上海,結識了畫家任伯年,蒲作英,胡公壽,張子祥,吳秋農和陸廉夫等。就當時上海畫壇來說,以任伯年為最突出,先生與任時相過從,談論藝事,引為知己。任初見先生落筆用墨時,即拍案叫絕,並對先生在繪畫以外的多方面修養,亦極致欽佩。先生則虛懷若谷,對一時朋輩都是親切交接;在技法上,也樂於相互攻錯。嗣後逐漸上溯,很究心於趙撝叔,張桂巖,張孟皋,李復堂,金冬心,高且園諸家筆墨,吸取其精華;特別對白陽,青藤,八大,石濤,作了很深的揣摩。由此可知先生對於繪畫藝術傳統的接受,是完全符合於“不薄今人愛古人”的精神。此外,他以石鼓文與篆刻的筆法入畫,並參以漢武梁祠石刻,南北朝造像等,因此筆墨無往不留,無垂不縮,呈現着濃厚的金石氣味。他還領會到“畫中有詩”的旨趣,把他獨特的詩的意境和風格很自然地溶鑄到畫裏,使畫面上縈迴着清空放逸的詩味。從這兩點看來,他在畫以外的修養固然是很不簡單的了:但也正因為先生食古而化,不拘於陳法,擺脫前人窠臼。才能創造出俊逸磅礡的風格。先生這樣獨特的畫風,不但震撼了當時的畫壇;也開導了後來的畫派,形成極其深遠的影響。
  先生繪畫,以潑墨花卉,蔬果為主,其中以梅石最多,也常以梅石的性格來自比。山水,人物,翎毛,偶爾為之,亦有奇致。


水仙紅梅

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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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作畫,先重構思,有時端坐,有時閒步,醞釀到一定的程度,然後展讀書畫名蹟,吟諷詩篇,等到興致勃發,不可遏止時,便凝神靜氣,抽毫點染,一氣呵成。有時像快馬斫陣,筆底奔騰,若有節奏。及至體勢粗具,對部分的收拾,卻又十分沉着,仔細地相其宜,忌,刻意經營。常見其筆頭顫動,躍躍欲試,仍不着一筆,他曾說:“奔放處離不開法度,精微處照顧到氣魄。”所以他的繪畫,狂怪求理,獨闢町畦。現在就先生的畫面上還看得出他很注意錯綜迴綰,如枝柯的交叉,花石的陪襯,以順應逆,以抽藏巧;運用古法,參合己意;他以卓越的手法表現出一花一果的特點。


牡丹

五月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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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認為用筆,用墨,設色,題款,鈐印諸方面有相互關連,相互增益的作用,因此都作了深刻的研究,他用筆的唯一要訣,是指實掌虛,懸腕中鋒,更注意指肘相應,甚至全身精神提攝一氣。他用的畫桌,高出尋常五六寸,雖是畫小幅,也是兀立援毫,認為這樣可以精神貫注,揮灑如意。用墨濃淡主張自然流露,墨分五色。所以畫裏的墨色淡若籠沙,不覺浮薄;濃若膠漆,不覺滯澀;特別是在墨中見筆上所呈現的筆情墨趣,更有餘味。他的設色,古艷,腴潤,對比鮮明;有時把尋常忌用的幾種重色,大膽湊合,在衝突中取得協調,更覺別饒情致。惟不喜敷重粉,他說:“粉多容易使色調呆板,傷害了氣韻。”鉤筋,點心,擦皴,點苔各方面,莫不審察全局,應機致宜,使輕重疏密,配合適當。題款字的大小,多寡,以及題字地位,都經營恰當。因此他的畫裏,多者一題再題,少者僅一二字,並不因空白多,就多題;少,就少題。有的正因於要疏,空處不加題;要密,偏在緊湊處題字。鈐印位置,印的式樣大小,多寡,朱白,他也無不仔細思考。
  先生生平愛好樸素,不慕豪華。在蘇州桂和坊時,賣畫的生涯還很清淡,他自題饑看天圖詩云:“生計仗筆硯,久久貧向隅,典裘風雪候,割愛時賣書。”遷居上海北山西路吉慶里後,賣畫收入逐漸增加,日本人求畫的也接踵而至,但他依然保持原有的簡樸恬淡生活習慣。友人勸他置園宅,他笑着說:“我已有這樣樓房居住,比我初到上海和張子祥一起住的一間僅僅能放着兩張床和一個畫桌,連陽光都很少射到的小樓,好得多了。”
  先生性喜詼詣,饒有風趣。愛好聽戲,自己也能唱崑曲,有時興發,就書案前拍起板眼來,唱着天淡雲閒的句調。八十歲後,他還時常一手提起袍角,一手執着木矛,教小孩舞蹈,逝世的那一年,曾自編唱曲,叫我去覓取檀板,擊節歌唱。這年夏天,隨先生到塘棲遊覽,一天晚飯後,閒步祗園寺前,一同走下了河灘,先生拾起瓦片,作削水之戲,並要和我比賽,我很不擅長,他還教我手勢。就以上幾點瑣細事跡,可以看到先生晚年時期依然很好地保持一股朝氣,一直到臨終前三,四天了,還作畫如常,神明不衰。

  先生誕生於公元1844年農曆八月一日,1927年農曆十一月六日逝世,年八十四歲。葬於浙江省杭縣塘棲超山之西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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