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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心靈中最遙遠與最柔軟的地方

—魏德聖電影“海角七號”

石衡潭

 

  海角七號—一部沒有強大演員陣營,沒有巨大資金投入的電影,卻能夠風靡台灣,感動台灣,創下台灣本土電影票房紀錄並且又直驅大陸。為甚麼?這可以說出許多許多來,而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觸及了台灣歷史與現實的敏感點,也摸着了人心靈中最遙遠而又最柔軟的那個角落。

  我們先來看現實吧!現實如此令人失望,如此令人不安,在這個時代,誰不鬱悶?誰不惆悵?誰不想大叫?誰不想吶喊呢?阿嘉卓越的音樂才華得不到施展的機會,在台北奮鬥多年卻毫無結果,只好回到家鄉恆春,屈就一分代理郵差的工作。“我以為我會很成功,十五年過去了,我還是失敗了,可是我真的不差”。恆春鎮代表會主席洪國榮看到本地經濟衰落,年輕人流落他鄉,“山啊BOT,土地BOT,現在連海啊也要BOT了。”憂心如焚,甚至忍不住掐住鼓手水蛭的脖子大吼:“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吵架,打架,殺人,放火。把整個恆春放火燒了,再把年輕人叫回來,蓋房子,當老闆。”客家人馬拉桑對每個見到的人都大喊一聲:“馬拉桑”,可沒有幾個人真正想要買他們家鄉保力的小米酒。我們以為前來開演唱會的日本人就安舒了,就神氣了,其實,他們也是各有煩惱:友子本來想做模特兒,沒有想到最後只當了個翻譯。在強悍的外表下也有滿腹苦衷,就如她酒後對阿嘉所言:“我孤身一人,遠離家鄉,為甚麼要欺負我?”可以說,阿嘉離開台北時那句“我操你媽的台北”的怒罵表達的是這個時代人們壓抑在心頭無可名狀的憤懣,豈只是對台北的失望。

  那麼,歷史呢?歷史的情況又如何呢?歷史更加讓人壓抑與沉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個被派往被佔領地的日本教師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一個女中學生,當戰爭結束時,他們的結局卻只有分離,“我只是個窮教師,我愛你,卻必須放棄你。”他只有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那一封封由孤寂海風與海浪所催生的情書也只有久久地壓在箱底,直到他撒手人寰之後它們被細心的女兒發現。“我只是個窮教師,為何要背負一個民族的罪?”這是一個千古之問。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究竟如何?個人對群體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時代的宿命僅僅就是時代的罪過嗎?我們該怎樣來認識歷史清算歷史?我們該如何來對待捲入歷史大潮之中的個人以及在這其中所產生的種種愛恨情仇悲歡離合?這不僅僅是台灣人應該面對的問題,也是每個中國人,每個地球人應該思考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化解歷史的糾葛,應對現實的難題?又要甚麼來化解與應對?解鈴還須繫鈴人。要知道問題的解決還得要知道問題的來由。其實,歷史與現實種種問題的來由都在於我們的自我中心。我們以為自我以及構成自我圍繞自我的一切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而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在話下甚至都可以踏在腳下,當每一個自我都這樣思維都這樣行動時,這個世界就成為了兇狠狠的競技場,亂糟糟的垃圾堆,就像莎士比亞所說的“一個不毛的荒岬”,“一大堆污濁的瘴氣的集合”。而當我們知道他人也是一個自我,我們需要從他人的角度來考慮思考時,問題就容易得多了;這個大地也就仍然是“一座美好的框架”,一個“金黃色的火球點綴着的莊嚴的屋宇”。
  阿嘉一直活得很自我,他自我的核心是音樂上的成功。長時間困頓讓他失去耐心,變得焦躁不安,稍有不如意,就會大發怒火。砸吉他摔吉他是他習慣的發洩方式,電影的現實部分就是以他砸吉他開始的。在恆春鎮海灘演唱會選拔賽上,他再次摔吉他,幸好被員警勞馬接住了。他做代班郵差也漫不經心,不僅上班遲到,而且還積壓郵件;不僅不遵守交通規則,而且還激怒員警勞馬並與之當街扭打起來。進入樂隊後,他對其他人也沒有好聲氣,屢屢指責小鍵盤手忽快忽慢,對提建議的鼓手水蛭甚至大發雷霆。
  友子的自我表現為日本式的職業精神。工作就是一切,老闆就是上帝。任何一點影響工作的東西都嚴格禁止。模特兒工作累了,想到海邊去放鬆放鬆,她怕她們的皮膚曬黑了,不允許。她一開始就不同意讓恆春當地樂隊加入演出的方案,後來是迫於壓力勉強接受。在選拔演員,確定方案,組織排練的整個過程中,她都長時間扮演一個被動合作者與嚴苛監工的角色。對參與演員挑三揀四,不屑一顧,甚至對鼓手水蛭大出粗口:“你這昆蟲,還不快顯原形!”對演出質量一絲不苟,不允許有半點差錯,發現阿嘉下水游泳後,她怒不可遏,憤然不幹了。要不是茂伯親戚結婚的請帖留住了她,真不知道她會如何收場。

  其實,自我不一定就是一個堅硬的外殼,工作與成功也並非就是自我的全部。人的內心都有極其柔軟的地方,工作與成功之外也存在着更廣闊的領域。而且,並非工作與成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而是二者之外的東西決定了它們並引領整個的進程。當我們越拼命地去追求一己之成功時,我們或許會離它越來越遠;而當我們願意暫時放下自己的目標去成全別人時,卻常常會發現成功就在眼前。影片中人物所有的改變都是從自我鏡像的改變開始的。友子在阿嘉那裏看到日本教師給與自己同名者的信之後,她覺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不再是海灘演唱會,而是幫助找到那位等待了六十多年的收信人。從阿嘉家離開時,她鄭重地囑咐阿嘉要認真尋找;得到地址後,她又催促阿嘉立馬去送信,連可能耽誤演出的危險都不顧了。自我鏡像改變了,他人的形像也就改變了。友子不再逼着樂隊按照自己的設定去排練,也不再隨意發火;而是用送項鏈等方式來拉近與他們的關係,這樣,他們內在的力量與熱情被自然激發出來。阿嘉也同樣經歷了轉變。
  那麼,這種改變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或者說促使這種改變與轉變發生的力量是甚麼呢?不是自我,也不是其他,而是彩虹。彩虹在影片中多次出現。那麼,彩虹又意味着甚麼呢?為何它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呢?其實,彩虹是恩典的證據,是奇跡的象徵。聖經中說:神在用洪水滅絕了罪惡的人類之後,與存留下來的挪亞及其兒子立約:不再用洪水滅絕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彩虹就是神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相信奇跡,奇跡就會出現;接受恩典,恩典就會臨到。影片中第一次出現彩虹是在日本教師的第六封信中,也就是他在返鄉海上航行第六天的時候,他忽然抬頭看見了天上的彩虹:“啊,彩虹!但願這彩虹的兩端足以跨過海洋,連結我和你。”這是他發自心底的一種盼望。與之相映的是現實中的友子也在院子裏遇見了彩虹,只是此時的她尚未認識到彩虹與自己有甚麼關係,是前來參加演唱會的日本歌手中孝介讓她注意到了彩虹。當時,她去機場接中孝介,回來的路上,陰雨綿綿,她為演唱會發愁,也為自己與阿嘉關係的未來擔憂。中孝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問她:“你不相信會有彩虹嗎?”後來,在演唱會那一天,果然雨過天晴,出現了美麗無比的彩虹。他們的演唱會大獲成功,她與阿嘉的愛情也有了明確的答案,那一封封包含思念與痛苦的信也終於在六十年後送到了桑榆晚景的老奶奶手中,她那摘豆莢的手勢也如彈鋼琴一樣的美麗…

  海角,是地理上也是心靈中最遙遠的地方,我們慣常的態度是忽略,掩藏或埋藏它,而不相信能夠夠着它,更不用說擁有它了,但其實它並非想像中的那麼遙遠,尤其是我們藉着彩虹,可以將之拉近,連結,可以讓它成為你心靈中最柔軟的地方,最溫暖的所在。恆春人一直提防外來人,其實,外來人與他們同樣是人,他們也並非那麼不能溝通與接近。當年那個台灣少女的孫女一直怨恨那個拋棄了自己祖母的日本男人,以為日本人不懂愛情,卻沒有想到日本男人的思念與愛情也是如此深摯動人。友子與阿嘉好長時間互相以為是仇敵,彼此以怒目相向,其實他們才是一對可以相伴終身的人。自我與他人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界限,尤其是在兩個相愛的人之間。阿嘉的愛情表白就是:“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這不是對自我的固守,而是對兩個人共同新生命,新生活的尋求。六十年前的日本教師盼望彩虹卻並不確信彩虹,他不相信男女的摯愛能夠化解民族的深仇,他與奇跡失之交臂了。六十年後的阿嘉與友子不願再蹈覆轍,他們堅信彩虹,就不僅傳遞了愛情,也收穫了愛情。當年的日本教師邂逅純情的台灣少女友子,今天的日本少女友子又遭遇莽撞的台灣青年。歷史與現實交織,身分與地位互換。不過,這種交織與互換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類在彩虹引領下的相依相存。

  影片對普通人內心世界的關注也令人感動。客家人馬拉桑忠於職守,兢兢業業,永遠對人笑臉相迎,永遠不辭疲倦地推銷家鄉的馬拉桑酒,白天跑飯店,晚上跑店面,終於打開局面。最難得的是他自己會彈貝斯,卻一直認真教茂伯彈,想幫助茂伯實現上舞臺的願望,直到最後茂伯主動讓賢。原住民員警勞馬的妻子因忍受不了為丈夫提心吊膽的生活而離開了,他卻還一直戴着象徵着不捨思念的淚痕之珠,喝醉酒了還給旁人看他錢包中裝着的他妻子的照片,並連連讚歎:“這是我的魯凱公主!”他還在等待奇跡的發生。代表會主席洪國榮儘管脾氣火爆,外表嚇人,可是他對阿嘉的母親一往情深,對阿嘉也關愛有加。茂伯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郵差,可他除了勤懇認真地工作之外,還有對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他送信時哼歌曲,閒暇時彈月琴,還特別想在海灘演唱會上露一手。排練中,他多次險些出局,可最後還是獲得了展現的機會。荒野上的玫瑰是舒伯特(Schubert, 1797-1828)的名曲,它撥動了世界上無數愛美愛生活之人的心弦。在海灘演唱會上,這首歌是由茂伯的月琴首先發起的,接着,其他人相繼跟隨,最後發展成中日歌手的共同合唱。德國歌曲,中國月琴,口琴,貝斯,中國歌手,日本歌手,原住民,客家人,本地人,老人,年輕人,小姑娘,人們原來認為如此不相干的人與物,卻能夠構成一個溫暖人心的大合唱。這真是“千年傳統,全新感受”。

  “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着雨的國境之南,我會試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說完;當陽光再次離開那太晴朗的國境之南,你會不會把你曾帶走的愛在告別前用微笑全歸還。”整個影片表達的是對溝通,理解,寬容的呼喚,是對天下一家和諧共處的尋求。這是我們這個地球共為一村而文明又互相衝突的時代所特別需要的。當然,這部影片也並沒有提出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當友子要給茂伯戴上她精心挑選的日光之珠以表示對他的尊重時,茂伯擔心它會與自己脖子上原來戴的媽祖像吵架,勞馬則說大家是一家人,不會吵架的。其實,茂伯的擔心並非多餘,不同信仰的人們也許在生活中可以相安無事,但珠玉之後所代表的神祇卻不會那麼善罷甘休。勞馬看問題多少有些理想化,倒是馬拉桑現實冷靜得多,他讓大家都穿上“馬拉桑”一家人的制服倒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這說明:經濟一體是人類和諧的第一步,藝術也是很好的助推器,但前面的路依然漫長,我們還需要繼續仰望彩虹,相信奇跡。日本歌手中孝介的深情吟唱也傳達了這樣的資訊:“微風告知春天來訪,紛紛綻放的花朵香氣裏,令人想起遠方的你,如春日陽光守護下綻放的花朵。我們各自踏上各自抉擇的道路,未來希望之光會照耀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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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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