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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上的文學遺珍

于中旻

 

為何荒漠有奇葩?

  漢武帝是一位英武有為的皇帝,開疆拓土,設置酒泉,張掖,武威,敦煌等諸郡,移徙軍民屯墾,東西交通的絲路暢通。這樣,定居在那裏的人民,接受了西域文化,很多崇奉進口的佛教,也懷念固有的文化,從第二世紀以後,漸漸形成荒漠的特有文化。
  甘肅敦煌縣東南,有鳴沙山,山麓有三界寺,寺旁有許多石窟,因為壁上有許多佛像,所以俗稱千佛洞。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進行修理的時候,清除堆積的沙礫,發現在複壁的後面,另有一間是藏書庫,裏面有書籍,碑版,佛經,唐人手抄本,及其他美術品甚多,約有五萬件,為四至十世紀時的文物。這就是莫高窟的敦煌遺書,原來是西夏兵革時保存在那裏的。


敦煌莫高窟96號庫


Aurel Stein

Paul Pelliot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英國人斯坦(M. Aurel Stein)到那裏收了三十多箱,運回國陳列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其中包括手寫本,繪畫,繡件等。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來收了千多卷,運到巴黎國民圖書館。遲至1930年,當時的中國政府才注意到這件事,搜求剩餘的非精品,運存在北京圖書館。
  國人學者,得到伯希和允許,影印了敦煌遺書,才得以開始了“敦煌學”的研究。

殘卷中的詩文

  敦煌的文物,涵括非常豐富。其中的佛像繪畫,影響了藝術的發展;手錄的殘卷,有從第四世紀至第十世紀,保存在那裏,發現以後,影響中國文學更為深遠。

  原來文字是語言的記錄。文字最初發展的過程中,是與語言相近的;只是文字的特性是要求有規律,而且刻畫書寫的文字,總不像說話那麼方便,所以必須簡略。人是活的,語言文字也都是活的東西,必然會改變。這樣,許多年之後,當時記錄的文字,不是後代會說話的人都能夠了解的,也就是發生了差距;只有專研究文字的人,才可以充分了解那些記錄。也就是說,有部分的人,不能自己看那些符號了。
  例如:詩經的大部分,是收集各地的民歌,當時自然是淺白易懂。過了許多年以後,就不那麼容易懂了。這樣,本來是傳通思想的文字,其本身就需要傳通。
  佛教於漢明帝傳入中國後,最初的譯經者,是天竺(印度)僧人竺法蘭;其後,有月氏僧竺法護,天竺僧鳩羅摩什等翻譯家,相繼譯佛經多卷。
  不過,佛教歷代有帝王支持,所翻譯佛經,就是翻譯,仍然不是一般人的語言,更不是當時各低階層的普羅大眾所能了解的。為了這個緣故,必須有傳播的方法,深入基層。“變文”就是在這樣需要下產生的。
  所謂“變文”,就是改變的文體:由散文(道白)變韻文,由韻文(唱詞)變散文;散文容易明白,韻文容易記,傳通的目的就達到了。
  在古時的荒漠邊地,沒有甚麼娛樂,變文成為排遣時間的方法,自然受到歡迎。敦煌變文以“押座文”開始,要聽眾肅靜專心聽;以“解座文”收尾,就是散場;中間講唱互變,生動有味,時加詼諧笑談,頗為平民化。其內容,有宣揚佛經教義,如:破魔變降魔變大目連冥間救母變等,多講今生來世因緣故事;還有民間流傳的故事,歷史人物,如: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這些講唱,與古希臘荷馬史詩相似,有成套的詞組術語,容易記憶流傳。所用的道具簡單,一張桌子,一塊“醒木”,是在說的時候,加重語氣,拍下去作聲,有叫聽眾保持清醒的效果。
  變文能雅俗共賞,也進入宮廷。在高力士外傳載:“上元元年太上皇與高公…講經,論議,轉變,說話…。”“上元”是唐肅宗的年號(760年),安史之亂後還都,玄宗成為太上皇,有時聽聽“轉變”,就是講唱變文消遣,“冀悅聖情”。
  這種說書的藝術,進入宋朝,更降而流行民間,到二十世紀初年,還能夠見到,沒有多大改變,只是內容增加很多。

  在敦煌殘卷中,也發現王梵志佚失已久的詩作三百首。其詩如同口語,但不乏深義:

  吾有十畝田 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 綠豆兩三窠
  熱即池中浴 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 誰能奈我何

  可見通俗原不一定俚俗。這裏所表現的,是知足樂天的農耕鄉居生活,與古老的“康衢老人”頗為相類:“帝力何有於我哉!”多麼可羨慕。

  唐代還有個詩僧寒山,或稱寒山子,與另一個半癲詩僧拾得,相識相伴。張繼“宿楓橋詩”的名句:“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對一般人來說,比寒山更有名;也許,因此使寒山知名也不一定。

  寒山子集中,有一首詩:

  有個王秀才 笑我詩多失
  云不識蜂腰 也不會鶴膝
  平側不解壓 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詩 如盲徒詠日

  在這裏,寒山說他自己作詩純出自然,不着意格律,更不取“蜂腰”,“鶴膝”的過分雕琢,甚且忽略平仄,用語體作詩,不失其天然之美。這是從詩的格律,說到美學,並討論文學的價值觀了。
  他另外有一首詩,看來淺薄,卻是嚴肅的講價值問題:

  東家一老婆 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 今笑我無錢
  渠笑我在後 我笑渠在前
  相笑儻不止 東邊復西邊

  這是說一個暴發戶的富婆,只知道順應“向錢看”標準,瞧不起無錢的人。當然,無錢並不一定是貧窮。詩人說:想當年我也愛錢,誇富,看不起你那時的光景。到現在“知今是而昨非”了。也許,這首詩所說的,非常現代化呢!

  王安石的詩蒼老古拙,還可算作拗,卻似乎是很景慕那兩名詩僧。有一天,王安石要去早朝,在出門的時候,大風把簷瓦吹落,打破了他的頭,他就作了一首詩。也許,可說是機緣吧,那成為他最為人知的詩,還頗含禪味:

擬寒山拾得十九首之四(王文公文集卷五十)

  風吹瓦墮屋 正打破我頭 瓦亦自破碎 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謓渠 此瓦不自由 眾生造眾惡 亦有一機抽
  渠不知此機 故自認愆尤 此但可哀憐 勸令真正修
  豈可自迷悶 與渠作冤仇

  白居易的詩和歌,已經夠淺白了,至少比今天的甚麼謎一般的“現代詩”,容易懂得多了。看來白話文是在開倒車,像寒山所譏笑的,“如盲徒詠日”。問題出在哪裏?是經驗和觀念的事。生下來眼睛就沒見過太陽,無論如何給他補腦,也無補於實際,總是言之無物。

  變文的流行,與唐以後的詩文口語化,不能說沒有關係;但影響深廣到甚麼程度,就很難以權衡了。不過,事實是從那時起,在文人的詞彙中,出現了淺白的佛教語句,加上了“禪機”;不獨王摩詰(維)如此,王安石如此,特別是宋明的理學家,更為普遍了。他們的文章,詩句,白話的痕跡是十分顯然的;甚至論者說:“宋儒非儒”。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對這一代的人來說,似乎是遠古的歷史。更有一項誤會,以為那是一群學者,坐在書房裏憑靈感想出來的;或是在1919年,留學生從外洋進口的。也有人以為是趙元任先生的主張:“話怎樣說,就怎樣寫。”於是全國遵命效法,白話文就產生了。
  其實,白話文存在於中國社會,少說也已經一千年了。其重要的成分,與佛教的宣揚有很大關係。現在打開辭源,辭海主類的辭書,就可以發現有那麼多的佛教語,連基督教的聖經中,也有“世界”,“慈悲”等語詞。而1919年,剛好也是和合譯本聖經出版的一年,其文字的簡練,精嚴,超越,還沒有任何書籍可以相比;基督教所使用的語詞,“祝福”,“代罪羔羊”,以至“十字架”,也出現在一般文學作品中。
  在重傳播的時代,文字不僅要看詞藻,形式,更在乎思想和內涵,到底是說些甚麼,給讀的人甚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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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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