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美國發明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nklin, 1706-1790）於獨立戰爭中駐節法國巴黎，爭取援助，顯明是出色的外交家，以機智和風趣知名，甚受歡迎。有一次，參加晚宴，大家決定，每人描述最可憐的情形。輪到富蘭克林的時候，他說：
“在下雨天，一個孤獨的人，不會讀書。”
在地獄裏的人，不會孤單，因為失喪的人多。但他們失喪的原因，可能是“不會讀書”：不會讀真理的書，聖經。他們的情形，當然是最可憐的。
在十九世紀，西方到中國的宣教士當中，就有人想解決這問題。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南威爾斯人。約在1858年，威爾斯有大復興，少年的提摩太，決志信主。到長成後，繼入神學院修讀。
1868年，魁麗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ess）在那裏演講，提到印度和中國需要福音；他便立志到中國傳道。
1869年（同治八年），奉英國浸禮會差遣往中國。次年二月，抵達上海，轉往煙台。這二十四歲的青年，初到異國，風俗習慣不同，語言困難，非常寂寞。幸而在那裏已有蘇格蘭人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美國長老會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郭顯德（Hunter Cobett, 1835-1920），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這些比他年長，而且友善的資深宣教士，肯對新來的人予以幫助。
李提摩太頗有學習語言的天才，因他愛中國人，急想向他們傳達福音的信息，進步很快。到1872年，已經能夠應付一般會話。他往滿洲旅行佈道，又回到山東各地宣教；到英國浸禮會與蘇格蘭長老會，於1875年商定交換工場：煙台的工作交給韋廉臣；李則移到魯西的青州（益都）。
李提摩太知道，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必須先了解中國人的靈魂；他們不止是黃皮膚，黑頭髮，而還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思想。因此，他一面傳道，一面研究中國傳統和文學。
在倫敦，有一個艾溫（Edward Irving, 1792-1834），是頗有口才的蘇格蘭青年傳道人。他因為好傳講預言，和靈恩的信仰，被定為異端。他對經文的解釋，頗受議論。如：相信耶穌差遣門徒出去傳道的原則：“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裏誰是好人…”（馬太福音10:11）。所指“好人”（worthy）於原文也是高尚，優秀的意思。李提摩太接受他的說法，相信應該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社會，宗教領袖。他像天主教的前輩宣教士一樣，每到一地，先圖結交官紳，注重知識分子。
只是那個時代，中國對洋人缺乏友善，更談不到尊敬；那時，還有一個弱點，就是他的年輕；他意欲交往結納的對象，照中國傳統，輕看年輕人，使他往而不利。不過，有些胸襟開放的人，願意聽他談論聖經教訓，並有人受浸皈主。李提摩太博愛助人，施捨醫藥，扶助病患，撫養孤兒，漸漸贏得地方的信任和愛戴；有開明的地方官員，也出告示保護宣教士，為他講好話。
機緣來到了。
1876年春天，山東大旱成災。魯中青州一帶，人心惶惶，焦急不安。官府和人民，向各廟宇祭禳祈雨。李騎馬到各鄉鎮去，印刷“勸世良言”，張貼街頭，勸人悔改，歸從真神。有的村中父老，跪在他的面前，求問如何皈信真神。李到省府濟南見巡撫丁寶楨，商量協同官方辦賑。他效法耶穌的方法，叫青州災民，一排一排坐下，逐一分錢給眾人。並大聲禱告求神降雨。他又寫信給上海和各通商口岸，報告災情，請洋人捐助賑濟饑荒。各方捐款陸續來到，放賑之外，還開辦了五處孤兒院，收容貧苦人家的孩子；並教授技藝，使他們可以謀生。
同年，英國浸禮會派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來山東；因為李見山東工場廣大，請求支援。李到煙台迎接他，先安排他在煙台學話，安家。四個月後，仲也來到青州宣教。仲出身於工業家，識見宏遠，度量寬大，有組織和才能，並且甘於放棄豐富的家產，奉獻傳道，自己負責經濟支持。二人協和同心，為山東的宣教事業，奠立堅固的基礎。
李在山東傳教，前後七年，建立會堂二十餘處，受浸者七百餘人，慕道友超過一千人。
仲均安對青州的局面，已經能夠應付裕如了。
1878至1879年，山西發生更大的饑荒。久旱不雨，連續二年，餓死的人很多。李提摩太辦理賑災已經聲名卓著，上海的教士們籌得賑款，想委託李去山西放賑。因為救人靈魂固然要緊，但餓死後靈魂與身體分離了，一定不能救人的靈魂；而如果賑濟救人身體不死，或可引人靈魂得救。於是，衡量這個顯明的道理，李提摩太就不再猶疑，持有李鴻章備的公文，動身上道，往山西去見巡撫曾國荃。
山西的災情，真是慘不忍睹。一路常見倒斃路邊的人，有的屍體已被惡狗野狼吃去一半，活着的人多是面有菜色，瘦弱不堪。在城門口，有堆疊的屍體，無人掩埋。連年歉荒，加以冬天酷寒，據李在日記中載：受害者不僅山西，而是廣及八省，死人不下一千五百萬。
李就目擊實況，回英國報告。倫敦市長開會募捐，得款前後達六萬金鎊；加以其他宣教士捐得的款項，統交李提摩太處分。他組織幾位宣教士，在各地方開設粥場，每天施放二萬餘人；遠地則改發銅制錢，以維災民生活。各處捐款陸續匯來，直到災情舒緩，情況改善。
人民感激厚恩，要送他萬民傘；李提摩太辭謝了，建議他們省來作救濟其他災民的需要。平陽士紳立碑勒石，紀念教士們的功績。許多廟宇懸挂他的肖像。李鴻章要贈他官銜，他辭謝了。巡撫贈他功牌，他也毀去；以為可免受試探而興驕傲。
1879年，衛理宗的李修善（David Hill, 1840-1896）教士也到了太原府。二李相處，甚為相得。趁鄉試的時候，向晉省趕考的文生，發送“勸世文”等基督教書文。上海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特備了一筆獎金，徵求發揮泰西文明的論文。平陽府秀才席勝魔的論文得了第一；在與有“聖徒”之譽的李修善相談下，他被基督得着了。後來成為華人名牧。
1882年，張之洞調任山西巡撫。他才能極高，只是反對洋人洋務，以為忠君愛國必須反洋；但他深想為國興利圖強。到任後，見到舊卷內存有李提摩太上給曾國荃巡撫的條陳，如何開礦，築路，興學等大政，態度完全改變；召集大吏討論後，派三人去見李，要延聘他作顧問，總理舉辦一切新政。李提摩太辭而不就；理由是：自己不是專才，而且不能違背傳福音的呼召。但因為李的聲譽高望，張遇事常派人請教。後張之洞調兩湖總督，舉辦新政，就是以從李所學所聞的為張本。他是李所影響覺醒的第一個中國高官。
李提摩太的神學思想，缺乏嚴謹的體系，因而開放，而獨出心裁。或許他以為這只是引導人歸向基督教的初步方法，但不能說是導之以方。他相信神的國在人心裏，發為道德，善行，可以建立天國在地上。他親製“地球通教表”，上端分三行，下端也分列三行，從右而左寫着：
教通球地
復來日七
經方西 經度印 經方東
萬 萬
善 法
同 一
歸 理
旨要六
新日 救普 法公 學廣 恕忠 本務
家一洲五
其下署名：“英國李提摩太敬製”。
這一套東西餐大拚盤的東西，幾乎是同中國土產的紅卍字會難兄難弟。（紅卍字會倡儒釋道耶回五教合一）混合宗教的危險是顯然的。李為何這樣作，很難為解釋。
李提摩太喜歡創新；他以為新奇可以使人喜新好奇，進而接受基督。懷恩光宣教士，和他意見相同；願意用博物科學，開通民智，表明神的恩典；使人由自然啟示，進而接受特殊啟示。1887年，懷恩光受感在青州開辦一博物院，吸引很多人來看而聞道。1904年，遷往濟南。
1884年，蘇格蘭有人組織聖書公會，購買了機器，卻因故解散；把這批機器捐贈給當時在上海的韋廉臣教士。韋遂聯絡赫德，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等宣教士，組成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年，同文書會發行萬國公報，由林樂知主編，銷行頗廣，首倡民主，科學，對中國知識分子推動維新，影響甚大。
1890年七月，李鴻章邀約提摩太出任天津時報主筆。同年秋，韋廉臣逝世。同文書會乏人主持。經過赫德會正（董事長）等人商議，請李提摩太繼任督辦（總幹事）。1891年，李往上海履新。這才是最適合於他的工作。
次年，李提摩太寄信給宣教士領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問甚麼樣的書是當前中國最需要的，請求他們幫助譯書，並贊助銷行。那年，林樂知暫時回國，所以他還要統理萬國公報的事務。
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有恩科考試。同文書會收到德國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印刷救世教益，自西徂東及其他書籍，分贈各省舉子，總數達六萬冊之多。
1894年，同文書會的中文名改稱廣學會。泰西新史攬要出版。這是第一部西方歷史巨著。單是免費贈書，費用浩大，總不是辦法。幸有宣教士，外籍基督徒商人，紛紛捐款支助。中國的督撫大臣，知道文字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有大量捐款；或定時大批購買。如張之洞，即一次資助印刷費三千兩，一千兩之多。一位英商則遺囑捐助二萬五千兩鉅款，足為廣學會購地建築會所之用。可見他們的高瞻遠矚，知道文字事工影響的偉大。廣學會不僅出版論道書刊，也出版科學新知，政治，文化各種知識的書；李自己翻譯的書，數約達一百種之多。中國官紳知識分子，受感動者不可勝數，其中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並皇帝。康有為組織了強學會，極力鼓吹變法維新，總會在北京，在全國各地都市設有分會；並出版報刊，內容幾乎是萬國公報的翻版。康的首席大弟子梁啟超，並且自願擔任李提摩太的祕書，可見其所受推崇之深。皇帝和狀元太師孫家鼐，共同研讀泰西新史攬要，花了兩個月的工夫，御覽全書一遍。
1897年，李提摩太全家離京回英國度假。戶部尚書翁同龢降尊紆貴，親來送行，並贈禮物，孫家鼐也送珍貴花瓶。帝師對宣教士如此尊重，還是前所未見的。
1898年，李提摩太再回到中國，維新局勢似甚樂觀。康飲水思源，舉薦李為皇帝顧問。但百日維新，帶來戊戌政變；因為康等不聽李提摩太改革從緩的教導，終於失敗。不過，李始終以為中國更為適合於君主立憲，不宜躁進革命；更重要的，是應自內心改革，不可爭權奪勢。在這方面，他與孫中山的意見相左，各行其是。
1900（庚子）年義和拳亂的時候，李提摩太在紐約參加世界基督教會議。回到上海，知道教士受難的消息；而山西受李多年的恩惠和教育，遭害業最烈。李雖然傷心，卻仍勸請英國以德報怨，把中國賠款建立山西大學，開啟民智，以避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並資送學生，赴英留學。李親為規劃，聘英教士敦崇禮為校長，並且諮詢校務，前後歷時約十年。
1902年，北京條約議成，逃難“西狩”的慈禧太后帶着光緒回到北京。特別下諭外務部大臣：今後凡有涉及教務事件，着先與李提摩太商議，以保民教相安。可見其公義誠實，受信任之深。1908年，太后與光緒帝先後崩逝。
1910年，清廷頒贈一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勛章，並誥封三代，是宣教士中獲清廷最高榮譽的第一人。他都婉謝了。大清帝國的光榮，也逐漸消褪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
1905年，依季理斐牧師（Donald MacGillivray）建議，廣學會的英文名改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這次的改名，標識着客觀環境和宗旨的調整。李仍然繼續主持了十年。
1915年，李提摩太已經七十歲了。在那時候，該算是很老了。他正式辭退廣學會督辦的職位。
李的元配夫人，於1903年七月因癌症逝世。1914年八月，與一位倫敦會的女醫生結婚。1916年，李提摩太因健康衰退，夫婦同經加拿大，返回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航運漸漸恢復正常。文字的著譯，出版，印刷，在數量和內容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有不少國人經營的出版業興起，如：商務印書館等，規模與技術都有可觀，廣學會的領袖地位，已漸式微。
隨着1919年春天到來，在英國的李提摩太夫婦，又決意再去所愛的中國。但新病舊恙並作，李提摩太於四月十七日離世。不過，自基督教東傳以後，李提摩太無可爭議的，是來華宣教士中影響最大的第一人。他在華逾半世紀的工作，功效長留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