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目標的追尋
—王小帥電影《二弟》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祂從他們的禍患中領出他們來。祂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靜。風息浪靜；他們便歡喜；祂就引他們到所願去的海口。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願他們在民的會中尊崇祂，在長老的位上讚美祂。”（詩篇107:28-32）
這是一部講述偷渡者故事的電影，它總是那麼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英文片名為Drifters，就是漂流物，漂泊者，流浪者的意思。片名的英譯沒有用Stowaway，而是用Drifters，看似平常，實則是有深意的。Stowaway的意思就是偷渡者，帶有貶義；而Drifters一詞則是中性的，是對一種狀態的描述。偷渡者一般是先後乘不同的船隻在海上漂流，一站一站地接近他們夢想中的彼岸。他們不是正常的乘客，也就得不到正常乘客的待遇，他們往往被當作貨物來安放與運送，為的是要逃避各種檢查與搜捕。
偷渡者是漂流者，也是追尋者，夢想者。他們都是懷揣着各自的夢想踏上這一充滿艱辛與危險的旅程。發財致富的夢想也是共同的，但每個人都有自己夢想中花天酒地的方式：有的人夢想去賭場盡情地豪賭一把；有的人夢想穿盡所有的名牌服裝；有的人則夢想去泡洋妞…他們可能偷渡成功，在他鄉發跡，然後衣錦還鄉，榮歸故里；也可能流落異地，潦倒窮困，恐懼戰兢，朝不保夕；更可能遭遇不測，船毀人亡，葬身魚腹，空留遺恨。儘管偷渡之路是前途未蔔且凶多吉少，但還是有不少人前仆後繼，一試再試。
美國法律與中國親情
二弟就是這樣一個屢敗屢戰的偷渡者，他有過兩次偷渡失敗的經歷，第三次他終於成功了，但他的命運並沒有真正因此而好轉起來。他在美國的餐館打工，與老闆的女兒有了個兒子，可是老闆一家卻不接受他，剝奪了他的監護權，甚至不許他看自己的兒子。他違反了這樣的協定，就被老闆一家告發，被美國移民局遣送了回來。回鄉之後，他過着無所事事的生活，在大哥家裏吃白飯，同時，他也參與組織偷渡，從中獲利。本來，他也許可能這樣渾渾噩噩地過下去，可是他的生活中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件，使一切起了變化。其一是他所介紹的偷渡者猴子與阿珍在偷渡中喪生了，其二是他的兒子被他原來的老闆—孩子的外公帶回來了。前者給他帶來心理上的巨大壓力，讓他愧對死去的朋友和他們的家人；後者則使他燃起了生命的希望，看到了生活的目標。他的哥嫂年紀已老可仍然沒有孩子，所以給洪家續香火成為了他的頭等大事，首要使命。他想要去看兒子，他的哥嫂也想要他把兒子帶回家來，而作為監護人的孩子的母親和外公則不讓見，不讓他帶孩子出來。這構成了衝突的主要內容，在影片中，它似乎表現為中國親情觀念與美國法律觀念之間的對立。孩子的母親，外公以及阿姨似乎是美國法律觀念的遵行者與維護者，他們行為辦事總是以美國法律為依據，也常常口口聲聲稱孩子是美國公民，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二弟來看他的兒子，而且告二弟的大哥帶孩子回家的行為為綁架兒童罪。二弟的哥嫂，阿亮及其朋友則在某個方面來說是中國親情文化的忠實繼承人，他們根本沒有把美國法律放在眼裏，他們認為不管美國法律規定如何，老子看兒子都是天經地義的；二弟的兒子也不是甚麼美國人，而是他們洪家的種，是要為洪家續香火的，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地把孩子偷帶出來，要二弟帶他去上墳燒香磕頭。二弟的情況則要複雜一些。他是一個夢想者，他嚮往外面世界的繁華，為此他三次偷渡；他又是一個夢醒者，他知道那個世界的殘酷，為此他被遣送回來。他存有對兒子的親情，一心想要去看兒子，這完全出自於人性的本能，雖然也帶有中國親情文化的元素，但不如他的哥嫂那樣強烈，同時，他又知道美國法律的權威性，心存敬畏，不敢冒犯。為甚麼他身在中國還仍然敬畏美國法律呢？是因為他在美國混了幾年，素質提高了嗎？也是，但不那麼簡單。更深刻的原因是：他還存有重返美國繼續打工的希望，所以，在對方氣勢洶洶地來理論，要強行帶走孩子時，他不敢像哥嫂那樣大膽或者魯莽地阻攔，而只有強忍着內心的痛苦，轉身離去，任對方將剛剛與自己有點親近的兒子帶走。
我們從這一場景看到，所謂的中美文化的衝突只是一個表像，而實質是人的自私與良心之間的爭鬥。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自身的價值，但也有自身的局限：美國法律，在中國人看來，可能有忽視親情的一面，但它突出了對孩子的保護；而中國親情，在美國人眼中，則可能會是孩子命運的隨意干涉。但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美國法律也好，中國傳統也好，都可能被人們所任意曲解而成為人們自私的藉口與工具。這部影片的深刻之處就在這裏。孩子的母親，外公與阿姨並非美國文化的尊崇者，而是利用了美國的法律達到了他們獨佔孩子的目的。他們傳統的光宗耀祖的觀念也並沒有改，只不過是變換了形式：他們為從海外歸來的五歲孩子大擺筵席，大肆慶賀。孩子的美國公民身分不但不被認為是數典忘祖，反而被當作了榮耀門庭之光源。這真是對中國傳統的莫大諷刺。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神祗，也被他們用來當作實現各種私利的開路者與保護者：每批偷渡者在偷渡之前都要集中到寺廟虔誠焚香膜拜，然後再從這裏直接出發奔赴偷渡的地點。在現實利益面前，一切的傳統與神聖都改變了其原來的顏色。二弟也僅僅是為了能夠在美國打工這個可憐的目標就放棄了作父親的權利，他後來的軟弱與痛苦也都莫不來源於此。在兒子被對方再次帶回美國時，他才被徹底地喚醒了父性，親情與人性的尊嚴。最後，兒子被對方牽走並且不再出現在他的視線中，這給了他致命的一擊，他這才毅然選擇了再次踏上偷渡之旅。很有意思的是：以前他的偷渡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美國夢，而這次卻是為了履行他作為父親的責任，為了圓自己的親情夢。當然，他採取的是一種錯誤的方式與途徑，但卻是情有可原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真正的人性需要是超越於民族，文化的，也是現存的具體法律，觀念所不能完全涵蓋的。其實，孩子本身就是這樣，他完全超脫於他的親人們圍繞他的衝突之外。他在被人們當作美國公民而“供奉”着時，變得木訥無言，而在自然的對待中，則無拘無束，興高采烈。當父親被迫離他而去時，他對着父親的背影第一次叫出了“爸爸”。在自然的親情中，人才恢復到人性的本然。人，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他的民族國籍，文化歸屬。
夢醒之後怎麼辦？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夢想者與追尋者，每個人的夢想與追尋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它們同時也都有自己的限制，而且有時候一個人的夢想與追尋可能恰恰就是另一個人夢想與追尋的限制。二弟哥嫂的夢想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阿亮的夢想是與朋友唱歌喝酒，消遣快樂，小鎮上很多青年的夢想就是離開家鄉前往美國，小女也有自己的夢想，她的夢想就是離開劇團，獲得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她不願意天天都唱同一齣戲，把自己僅僅當作團長掙錢的工具與泄慾的物件，她感覺到二弟是一個“奇怪”的，不同於他人的人，她覺得他能夠幫助自己實現夢想，所以，願意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他，不管是甚麼樣的前程與命運，甚至義無反顧地與他一同登上了偷渡之船。實際上，這是二弟的親情夢吞併了小女的愛情夢，小女為二弟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小鎮的官員一直在絞盡腦汁想辦法來解決當地人偷渡的問題，甚至採用了讓二弟現身說法的方式。這比起正面教育來，可以說是一種靈活與進步，可問題是：二弟並不是一個自願回歸者，而是一個心有不甘的人。這一點，很多被官員組織來參加學習班的人都看出來了，所以，他們提出了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那個老坐在前排給二弟點煙的人更是似乎有先見之明，所以，他給二弟點煙時，總是對二弟報以意味深長的微笑。在最後一幕的偷渡船上，我們又看到那個殷勤的點煙動作和那意味深長的微笑，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我們知道，這時候，二弟與他的心思意念是截然不同的。雖然同在一條偷渡船上，但他們懷揣的是不同的夢。可是不管怎麼樣，看來，小鎮官員這次又失策了。他不該以自己的方式去猜測他人的感受，也不該以一人的失敗去打碎所有人的夢想，他應該指給人實現夢想的真實道路，可惜，在這點上，他無能為力。其實，何止是他，這也是我們所有人所面臨的尷尬與困境。
影片的最後一幕就是：小女倚靠着二弟啃着蘋果，隨着小船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上，而這一幕與影片的開頭驚人的相似，那時候，阿珍和猴子也是這樣把自己的命運交託給了這樣的小船，最後，他們葬身於海上。現在我們不知道這艘船會飄向何方，也不知道甚麼樣的前途在等待着小女與二弟以及這一船的人。
這最初與最後一幕可以看作是一個隱喻，它不由得讓人想起伊甸園的亞當與夏娃。天真而無知的夏娃吃了神所不許吃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犯下了原罪，從此兩人被趕出伊甸園，開始了汗流滿面苦楚多多的生活。這其實就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我們都是夢想者與追尋者，而當我們找不到夢想的真正目標與追尋的真正物件時，當我們找不到實現夢想與追尋的正確方法與途徑時，我們就成為了漂泊者，永恆的漂泊者。我們登上自己的夢想之舟後，也會有短暫的停留與休憩，可是我們卻不知道它最終何時會停靠，又會停靠在何方。美國夢也好，親情夢也好，愛情夢也好，再好的夢也會有夢醒時分，夢醒後，會如何？不得不費人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