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爾:執燈的夫人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維多利亞女皇(Queen 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見過多少的名將公卿。不過,女皇御醫科拉克(Sir James Clark, 1788-1870)爵士對一名女子說:“女皇預備見你,很是緊張,幾乎有些畏懼。”
這女子是誰?
芙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這次會晤,是慎重安排的。
科拉克醫生,同南丁格爾家是世交,給她家人看過病。1856年七月,芙洛從克里米亞(Crimea)戰地醫院回到英國,收到科拉克醫生的信,邀她去蘇格蘭的樺樹苑(Birk Hall)度假幾天。
有社交經驗的媽媽聽到了,立刻興奮的說:“樺樹苑距巴默蕤堡(Balmoral Castle)步行只十五分鐘,是維多利亞女皇和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特地安排要在那裏見你。
九月二十一日,科拉克爵士陪南丁格爾去見女皇。亞伯特親王保持安詳;維多利亞藍色的大眼睛,顯然流露出畏懼。在南丁格爾的溫和煦撫下,女皇立刻就放鬆了。不久,就喚皇家所有八名孩子,皇子和公主都出來,同南丁格爾女士見面。
從九月到十月,他們有幾次見面。南丁格爾同亞伯特親王討論哲學問題,非常趣味相投。女皇知道南丁格爾常單獨旅行。有一天,女皇也照樣親自到樺樹苑來訪問她。在長時間的單獨談話中,南丁格爾提出她看到軍隊的問題,普通士兵缺乏教育和照顧,所得薪餉,往往浪費在酗酒上,並不寄回贍養家庭,建議組織委員會改進士兵健康和教育。女皇同意了,交政府辦理。首相是她家的老鄰居,作戰部長潘穆(Lord Panmure)是她的朋友,讓南丁格爾提名組成委員,皇家軍隊健康改進委員會,於1857年五月成立。雖然成就不如理想,但南丁格爾寄予很大的希望。
女皇說:“英國有兩位偉人—男的是李文斯敦醫生(David Livingston, 1813-1873);女的是芙洛倫斯.南丁格爾!”
1883年的一天,女皇主持一個儀式,發現南丁格爾在樓上觀禮的人中。事後,聽到女皇說:“想想看,芙洛.南丁格爾來看我!”
芙洛.南丁格爾只小女皇一歲。在許多年前,女皇即位後不久,二十歲生日,芙洛十九歲,曾同她姐姐在倫敦王宮晉見女皇。那時,他們都是少女,是媽媽帶他們去的。
維廉和芬妮.南丁格爾夫婦(William Edward & Frances Nightingale),歐洲大陸長途旅行中,於1820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在意大利的芙洛倫斯(Florence),產下了第二個女孩,就以她的出生地為名。
南丁格爾家非常富有。自己在安珀里園(Embley Park, Derbyshire)有廣大的宅第,夏天則到里荷斯特(Lea Hurst, Hampshire)海邊的別墅避暑,有時住倫敦,有成百的各種僕婢服侍。季節更換,住處也更換;在乘自用馬車旅行途中,順道尋親訪友,同他們短住交際;他們來訪的親友頻繁,有時可以接待幾十人住在家中,長達數月,宴無虛席。
維廉.南丁格爾畢業於劍橋大學,事業上的雄心不大。他是個理想主義者,耽於讀書,家中藏書很多。最重要的,是注意進退應對,如何稱呼各級的貴族,親友;如何穿着,表現,禮儀得體,自小由芬妮親自教導;並請有家庭教師,教導兩個女兒音樂,藝術和基本知識;維廉自己教育他們其餘科目,包括: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歷史,哲學,數學等。
母親和姐姐葩茨 (Parthe) 性向相同,注重衣飾,喜愛交際。既然是一家人,芙洛也同他們一起活動;不過,那不是她的興趣所在。芙洛寧願同父親一起討論哲學和政治問題。她從小就對研究疾病有特別的興趣,並且有系統的作筆記;她也關心貧苦的人,隨時幫助他們。
1837年二月七日,芙洛聽到神的聲音,要交託她特別的使命。此後,她一直留心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她隨着追逐宴樂,也覺着得有快感;但內心卻有歉疚。她等候神進一步的引導,在她身上顯明祂的旨意。
此後,她求母親讓她去作“善事”,但芬妮拒絕;她期望女兒作傳統的婦女,嫁個好丈夫。
Richard M. Milnes
美麗的芙洛,不乏門當戶對的追求者。有一天,在首相帕謨斯敦(Lord Palmerston)家,遇到密林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809-1885),是主張改革的國會議員(後為 Lord Houghton),也提倡教會的改革。他有學問,健談而風趣,二人甚為相得。只是在過從八年之後,芙洛終於拒絕他的求婚。另一個貴族的男士,也遭芙洛拒絕;母親把葩茨嫁給他。
芙洛漸漸知道,英國的高層社會婦女,終日不作一事。她認為那是可悲的人力浪費。而可憐的貧窮人家,年幼四五歲的孩子,就開始作童工!她又知道,父親的年收入,僅略低於維多利亞女皇,並沒有善於運用,以改善人民悲慘地生活,這是另一件可悲的事。她敏感的心靈,甚是不安。
芙洛厭煩所過“閒懶的忙碌”,那種無意義的生活,更鄙視那些矜持地位階級的表現,認為是“今生的驕傲”。
Rev. Theodor Fliedner
1842年,普魯士大使同他的英籍夫人基理斯汀.班生(Christian Bunsen, 1791-1860)來訪。班生夫人是研究埃及學的學者,通曉哲學和神學,並關心教會的發展趨向。芙洛私下問她,如何可以幫助貧苦的人民。班生夫人甚感意外,從沒有人問過這樣的實際問題。她告訴芙洛,德國有個扶萊德納牧師(Rev. 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注重慈善事業,舉辦了凱斯務慈婦女訓練所(Kaiserswerth Institute),造就歸正教的女服務員,他們的名稱是“女執事”(deaconesses),意為“服侍者”,或稱 nurses,意思是“傭婦”,不是現在的專業“護士”。扶萊德納把許多這樣的機構,先後擴展到世界各地。
芙洛讀了許多有關疾苦和社會問題的報告,越來越關心周圍的人民痛苦。
和衛醫生夫婦(Samuel Gridley Howe, 1801-1876 & Julia Ward Howe, 1819-1910),從美國來,在南丁格爾家作客。他們是有名的慈善家,提倡監獄和社會改革。那是1844年,芙洛二十四歲,仍然未能實現她的理想,心中時常不安。
第二天早晨,芙洛就把客人拉到一邊,問他說:“和衛醫生,你想一個英國的少女,能不能到醫院裏工作,如天主教作慈善工作的修女一樣?”
“如果你覺得是神的呼召,可以隨你的感動去作,不論任何工作,只要是盡你的責任為善助人,不必管甚麼有失身分或不妥。決定你的目標,隨從引導,盡力去作,神與你同在。”
芙洛心中充滿了喜樂平安。
她更加努力於在貧苦人群中間工作,時常到鄰近的鄉村。英國上層階級社會,也作些關懷貧窮的善事,只是常說:“沒有時間。”芙洛卻是由於召命感,和內心真摯的愛,細心了解他們,也贏得他們的信任。一個貧窮的女人說:“我把一切心底的話都告訴了你,跟我的親娘並沒有兩樣。”
這使她感到滿足。同時,她盡力與驕傲掙扎:一切榮耀都是神的,人偷竊神的榮耀是不應當的,是罪。
母親和姐姐不喜歡芙洛跟他們不同:你想你特別!他們以為那是出於驕傲。芙洛在自己家人面前,要儘量的避免提到“護士”(nurse)那個字,他們以為那有損身分,跟“傭婦”同樣的意義;上層社會是要受人服事的,不是要服事人。
在1846年,班生夫人寄給芙洛一份凱斯務慈婦女訓練所的詳細報告。證實那正是芙洛心上要在英國作的!
1848年,芙洛和博瑞布治夫婦二人(Charles & Selina Bracebridge),結伴長途遊歷歐洲和埃及,以為能得到心靈的安息。父母以為他們是知己可靠的朋友,同意他們的旅行。
在意大利,她訪問修道院,見到了虔誠的主持可倫芭(Mother Santa Colomba),確切的告訴芙洛,神呼召她作特別的工作;並且印證神要她“完全降服自己的意志”。又對她說:“祂要求你作到最高,最完全。要小心。如果你違抗,必定極為有罪。”
芙洛遇到一個可憐的女孩菲利斯泰(Felicetta Sensi),很同情她。不過,父親雖然那樣富有,自己的錢並不多;芙洛甘願節省衣飾的費用,幫助她進修院學校受教育。
1849年七月三十一日,芙洛到了凱斯務慈!創辦人扶萊德納牧師夫婦歡喜引她參觀一切設施,並留她同女執事在宿舍過夜。芙洛的心靈非常高興,覺得是神的預備。第二天早晨,她自動幫助女護士,給流浪孤兒中的女孩們洗澡。
凱斯務慈的宗旨,是給予病人醫藥的照顧,同時讓他們得到屬靈幫助。所見到的,是敬虔,清潔,愛心,紀律,工作,信任。無限的平安。一切是完全無瑕。芙洛對那萊茵河上的凱斯務慈訓練所,和扶萊德納牧師夫婦完全奉獻的精神,敬佩得無以復加。她只嘆息英國的婦女,被棄而不用!
1850年八月二十一日,芙洛回到英國。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母親和姐姐看到,很是驚奇。她向他們介紹帶回的貓頭鷹雅典娜。馬車伕又搬進來一大批書。
母親說:“在出門的時候,我們把你打扮得像公主一般,你那些華貴的衣飾哪去了?”
“我的衣服?我的床褥?在埃及,在希臘,在德國…我只有一身衣服穿着回來。”
1851年,芙洛同母親和姐姐去歐洲;踏上德國,芙洛自己又去凱斯務慈。這次是作女執事學徒。早晨五時起床,深夜就寢,中間只有三餐和下午茶,各有十分鐘休息。她每天筋疲力盡,但非常喜樂。到十月裏,再與母親姐姐會合回家。
倫敦的貴族婦女們,決定成立一個老年婦女療養院。一位朋友提名芙洛負責。1853年四月,芙洛的條件是接受病人不分宗教信仰,雙方同意。八月,在哈利街(Harley St.)的療養院裝修完畢,正式開幕:有熱水,護士宿舍,並醫療設備。母親和姐姐認為是有失身分,一直反對;但父親撥給芙洛大筆的固定津貼。
芙洛知道是神的旨意。她的意志堅定,不顧任何人反對,盡心愛顧病患。療養院非常成功。開始的時候,最反對她的克蘭華茨夫人(Lady Cranworth),後來竟在倫敦到處宣揚芙洛。
著名的作家,也對芙洛發生好奇心,寫她的故事。
1854年三月,英國和法國聯合,對俄國沙皇尼克拉(Nicholas I)宣戰。主戰場在黑海邊的克利米亞。
十月,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戰地報道,說到英軍的傷患無人照顧,景況悲慘。社論呼籲:法國的傷兵,有“仁愛修女”看顧;“為甚麼我們沒有仁愛修女?”
赫伯特 Sidney Herbert
十月十五日,芙洛收到她朋友赫伯特(Sidney Herbert, 1810-1861),當時的作戰部長,來信說:“我知道,在全英國,只有你一人能夠組織並領導這樣的派遣隊。如果你願去,政府將授權並支持你。…”
六天後,芙洛組織了三十八名經過訓練的護士,購備了醫藥供應品,縫製制服,用具,並有三萬英鎊捐款,有法萊斯特夫人(Lady Forester)和南丁格爾家,並許多人的捐獻。
1854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國婦女護士團,在芙洛倫斯.南丁格爾率領下登船出發;經過法國馬賽,購買更多供應品,於十一月五日,到達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近郊的司克塔里(Scutari)。
英軍的總司令萊格蘭爵士(Lord Raglan, 1788-1855),是曾在滑鐵盧戰役失去一臂的名將。
管轄康士坦丁堡的斯泰浮爵士(Lord Straford, 1786-1880),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如同統治的帝王,住在宮邸中,有二十五名僕役侍奉。
郊外軍醫院的情形,使芙洛吃驚。收容了約三千名傷患;地磚剝落,病房裏有許多老鼠和虱蚤,每天每人的用水僅有一品脫(八分之一加侖),一個月輪不到洗一次澡。
廚房沒有廚師,由幾名士兵負責;連適當的鍋灶也沒有,只有十幾個五加侖的桶;煮而沒有滾沸的溫水,丟進幾塊肉,就算是湯。在此之外,沒有病人特備的飲食。整個醫院,是土耳其軍隊廢棄的營房,設備原不充分;現在水道不通;病房中十分擁擠,就地鋪些乾草,算是病床,其中臭氣沖人,庭院中糞便橫流。芙洛看了,既驚心,又悲傷,認為無異人間地獄!她忍住同情的眼淚,然後轉為憤怒。
醫生們對護士的政策,是不合作,不友好。負責醫生告訴芙洛:“你們得允許住在這裏,但非經請求,不得幫忙。”
但芙洛不能坐視。她看到傷患的耳,眼,手,腳,血污骯髒,而且營養不良,缺乏照顧。用她自己帶來的錢,首先買掃帚,洗刷用具,裹傷繃帶;並廚房的鍋灶,刀叉;以至手術用的桌子,和間隔的帳幔等物。醫生們不僅不歡喜,反而感覺厭惡:為甚麼她有這多資源,而我們幾乎沒有?
她又雇用土耳其工人,修理陳舊的病房;雇用婦女幫助清洗;買了六千件病人的衣袍,二千雙襪子,並睡帽,拖鞋等。到次年一月,廚房已經能夠供應病人的特別飲食,並在病床上放了所需食物的標識。
芙洛負責行政,以身作則,同甘共苦。在年盡以前,接過了醫院的日常事務。她為護士們置備冬衣,鞋,同他們一起吃飯;以至護士們驚奇,從來沒有看見過上等階級的英國婦女肯這樣作。她分派護士們,接過了廚房炊事,負責醫院的清潔,照顧傷病。她自己用一個屏風間隔,住在儲藏室裏。
她寫信給作戰部長,要求醫藥並其他供應。她抱怨着比起法軍的設備齊全,供應豐富,英國對不起他們的兵。伴同芙洛去那裏的博瑞布治,見到實際情況,忍住眼淚說:“英軍就這樣給糟蹋掉了!”
南丁格爾家人寫信說:芙洛的名聲已經遍傳全國,被視為英雄。但她說:一切榮耀該歸於神,她自己不過是神的器皿,甘願喝那當喝的苦杯。
赫柏特部長夫婦竭力支持芙洛,輸送她要求的供應品。不過,他們太熱心了些,也送來了一百名未經訓練的護士!那些不服約束的婦女,給芙洛和她的同工很大麻煩:有的懶惰,散漫;有的品行不端,被芙洛遣送回國。
女皇也是芙洛熱心的支持者。女皇託她向忠勇的榮譽戰士們問候,祝他們早日康復;並囑作戰部長,將芙洛的情形和需要,隨時報告女皇陛下。
英軍醫院現在也漸上了軌道。在芙洛建議下,設立一名軍官任總理,下有四名助理,分別負責:日常行政,購買食物,購買衣物用具,並管理醫生。
1855年三月,英國政府改變。作戰部長換了潘穆爵士,芙洛的朋友。另一位朋友蘇滋蘭醫生(Dr. John Sutherland, 1808-1891),從英國派來率團視察衛生情況。他認為醫院的條件無異謀殺。立即開始改進,其一是派來法國名廚松宜(Alexis Soyer, 1810-1858),負責烹調簡單而營養的食物,使復健有很大進步,士氣提高。
芙洛對護士們的管理很嚴格,制服的設計,就是為了簡樸實用,而不為華麗美觀。她規定:在晚間八時以後,任何護士不准進入病房,只有她自己,手執一盞燈,巡視傷患,所以贏得了“執燈的夫人”(The Lady with the Lamp)的稱號。
不過,有光照不到的黑暗,就是人的心。在芙洛的護士中間,竟然出了背叛的猶大。一名她認為可靠,派管理捐贈物品倉庫的,偷盜東西,也偷芙洛的衣物;被發覺後,遣返英國。她卻到處造謠毀謗,說芙洛從中偷取捐贈的物品。
芙洛在管理和寫信之外,還親自護理病患,幾乎所有在院的傷病,都經過她洗傷包裹。她工作從早到晚,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談休息了。在以前,住院傷者的死亡率,差不多是一半,以至有人說:當兵不死在前線,要死在醫院裏。到四月,死亡率減低到百分之十,而且在繼續降低。
1855年五月,芙洛渡到黑海對岸巴克拉華(Balaclava),更近前線的醫院。經她調養復原的士兵,成千的來向她歡呼:“英國的英雄女兒,士兵的朋友!”她深受感動,只說:“榮耀歸於神。”
芙洛病倒了。
醫生說:她染上了克里米亞熱病,昏了過去。她極虛弱,說話仿佛耳語,難以聽見。
五月二十四日,她聽到外面護士急切的阻止人進來。
“沒錯,這是南丁格爾女士的房間,我叫萊格蘭,她跟我很熟!”進來的是英軍統帥。他說:“我會打電報給女皇陛下,報告你已經脫離險境。她一直關心問你。”
離去的時候,萊格蘭勳爵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鮮花。”
“那是士兵們,他們對我很很親切。”
“士兵們?那些野畜生會這樣?”
芙洛看出萊格蘭很疲弱,健康極差。六月,他去世了,是辛勞過度的結果。
蘇滋蘭醫生說,病倒救了芙洛,否則她也會因勞致死。她的病已經沒有危險,回到司克塔里調養。
不久,女皇從倫敦送來一枚襟飾別針,是皇夫亞伯特親王特別設計的,上面是三顆大鑽石,每顆周圍五粒小鑽石,成為星狀;邊上刻着:“憐憫人的有福了”;中間一個紅十字架,並有一頂皇冠,有女皇名字簡寫的“V.R.”。下面一面旌旗寫着:“克里米亞”。背面刻着:“給南丁格爾女士,感激她忠誠看護女皇英勇的士兵。維多利亞女皇贈於1855”。
1856年,英國首相派人去調查克里米亞軍醫院的情形。政府正式公告:“女皇陛下任命南丁格爾女士為英軍醫院女護士隊總監。”
二月二十八日,克里米亞戰爭正式結束。芙洛看最後一名傷病離開醫院。然後,於七月十六日離去,經巴黎返回英國。她知道英國各界準備給予盛大歡迎,所以從倫敦乘火車,悄悄回到在Lea Hurst的家。
她認為“偷竊神的榮耀是可恥的。”而且總以為自己是失敗的。所以寧願安靜工作,常是同時作許多工作。父親為她在倫敦買了一幢房子,住在那裏。
芙洛寫了一本護理手冊(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出版後,很受歡迎。但她所寫另一有關神學的書,則被認為立論有瑕疵。
1860年六月二十四日,芙洛四十歲生日。
“南丁格爾護士訓練學校”(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正式開學。在她回英以前,國內的貴族,友人,包括皇家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南丁格爾基金”,從其中撥出四萬五千鎊,開辦這世界第一所正式護士學校。
同年,在芙洛建議下,軍醫學院也成立收生。
1870年以後,芙洛稱病很少外出,常住在倫敦。不過,她除了神經衰弱,沒有顯然的疾病,卻終日臥床不起。但她仍閱讀各樣社會問題,救濟疾苦,推動改革,其中有印度的醫藥改進建議。蘇滋蘭醫生和其他朋友,則幫助她奔走。後來,她的父母,姐姐和親友,相繼去世。
芙洛孤獨的進入二十世紀。
1901年,芙洛眼睛失明。1907年,英王頒贈她“Order of Merit”,是第一名婦女獲此榮銜。但對於她無甚重要。
1910年八月十三日,芙洛倫斯.南丁格爾在睡眠中安然離世。她有遺囑,不接受葬於西大教堂(Westminster)的榮譽,安葬在家鄉的教堂墓園裏。墓碑上有個小十字架,只刻着:
F.N.
BORN IN MAY 1820
DIED IN AUGUST 1910
但她的名字,常銘刻在許多人的記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