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籠裏的悲歌（下）
我們這一批“匪諜”當時被關押在馬公鎮的天后宮，我是關在右手的一間側廂裏，囚室被編為四號。小小一間囚室擠了六七個人。
問案時多半在深夜，如在夜半呼叫你的名字，這人便會押到地下室中去偵訊，有的是兩天或三四天，也有的要一個星期。
除了各種刑罰外，都用疲勞審訊。在囚犯頭上懸一個大電燈泡，由幾個偵訊人員輪番疲勞審訊，受審的囚犯在審訊完畢拖回囚室時，倒頭便睡，會一連幾天都無法醒來。而半夜提訊時，是由我們這間囚室後面的側門押出去，這扇木製的舊式廟門，拉開時會發出吱吱吱，懾人心魄的刺耳尖聲，囚犯們聽了便覺肝膽俱裂，心神喪失。
我在獲釋後的幾十年中，不時還會突然夜半由夢中驚醒，隱約再聽到這種鬼魅似的開門聲，心中會砰砰地驚怵不已。
陰濕防空洞的地牢況味
在馬公天后宮的審訊告一段落，我們這批人犯便要移往別處關押，好騰出囚室來容納新囚。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下了，突然由值班衛兵宣布命令，各人要收拾好行李待命。隨後雙手被反綁，又用黑布將雙眼蒙住，然後押上汽車，氣氛十分詭異與恐怖。大家心中盤算着，很可能要丟到海中去餵魚了。
汽車在馬公島上行駛了很久，最後被押到一處從前日軍存放彈藥的山內防空洞中。洞內伸手不見五指，只點着一盞小煤油燈，恰似熒熒的鬼火。洞壁上陰溼滴水，地上鋪了一層稻草，伸手一摸，好像被露水打過。我們便在這口洞中，度過了大約兩個月的時光。
由於此案已結，不再提訊，這批犯人便形同棄置。每一二日，才會送來一桶水，半籮筐冷飯。飯來時大家都爭相搶食。
我因想到他們都已問成匪諜，我卻並未名列案中，心中存着也許會提早獲釋的僥倖，便不去搶這一把飯。但幾個月下來，便因嚴重營養匱乏，而導致了各種疾病，並留下終身的殘疾。
這間洞中後來關進了一位青年軍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狀如五六十歲的老人。他穿的一件髒破軍服上，爬滿了蝨子。後來，拿出去用火點燃，如同放爆竹一樣，響個不停。這位不知名的受難青年，不久便倒斃在洞中。
關在防空洞的日子，每週有一天可以到洞外去“放風”，但只有十分鐘。當我由洞口走出，看到圍牆內切割出來的一塊天空，覺得那塊天空真藍，真美。我從未看見過這樣美麗的藍天，而由高牆外探進來的幾片樹上的綠葉，更是一個奇蹟。
由那一刻，我才體驗到自由的可貴。而當我們互看對方的人時，更驚異地發現，好像是由地獄裏剛剛出來的鬼魅，臉上布滿了一層黑煙，面目被塗抹得不成人形。因為那盞晝夜燃燒鬼火似的煤油燈，用煤煙為我們每一個人都繪製了一副猙獰可怖的面孔。
大直的新生總隊 臨時管訓營
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正式判為“政治思想犯”之後，我們這一行人犯，便被押送到“新生總隊”（當局以“新生”為思想犯定名，意指思想的改造。並採用新生報報頭的兩個書寫的字體，作為“新生”的符號。）去接受感訓了，刑期是兩年。那時，綠島的囚室尚未建好，我們便被送往台北大直的一所國民學校去管訓。
當時在大直的那所國民學校中，設了三個大隊：以我們這一批“政治思想犯”做為主幹，便編成了第一大隊的第一中隊，算是刑期較短的思想犯。第二大隊為山東流亡學生；第三大隊則是由金門戰役中俘獲的共軍俘虜，稱為匪俘。後來這批匪俘在管訓一段時間後，當局用小船將他們遣返大陸。此一舉措也使人十分納悶，將共軍俘虜遣返，應屬一種“統戰”的善意吧。果如此，便應在遣返之前好好地善待他們，以示寬大。但實際上卻剛剛相反，這些在醫院中療傷的匪俘，與政治思想犯一樣，受盡虐待與歧視。醫療，伙食與國軍病患有顯著的差別待遇。所以這些匪俘在遣返時，都滿懷怨恨而去。當局的這種作法，實在令人不解。
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人才濟濟，有不少是教授，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等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有戲劇界名人丁伯駪，馬公中學校長孫鳴等。而孫鳴是當時風頭最健的人物，因為所有新生訓導的教材，如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等講義，均由他編撰。由於“新生訓導處”的人才不足，在新生大隊中擔任輔導的幹事們，更是無知與低能；故不得不就地取材，由新生犯人自己編纂教材，給自己感訓。在新生訓導處感訓授課的教師中，唯一的知名人物為任卓宣（葉青），他有一本名著毛澤東批判，也列為教材，其餘均乏善可陳。孫鳴獲釋後，開設了台北早期最著名的“志成補習班”，而大發利市。他後來還當選了早期的台北市議員。
第一大隊的第八中隊，為女生中隊，當時著名的舞蹈家蔡瑞月，便名列其中。
匪俘與“政治思想犯”
我由被捕到判定為“政治思想犯”，在移送管訓之前，一直抱有一個希望，總以為有提前獲釋的可能。但後來案情有變，大家都不是匪諜了，而我這“思想前進”的罪名，卻剛剛適合作為“政治思想犯”，便也判了兩年的感訓。
我在羈押期間，特別是在關進防空洞中的那兩個月，經常在飢餓狀態中，身體受到嚴重的損傷，長久以來抱持的希望又破滅，所以一到達新生大隊，我便病倒了。
最初是感染了當時流行的痢疾，後來便發覺自腰部以下半身麻痺，雙目不能視物，腳趾尖的神經末梢劇痛，如同刀割，且痛楚延續不止。痛到無法忍受時，新生大隊便將我送到了專收匪諜與匪俘的一所陸軍醫院，在台北三峽鎮。在那裏，醫院為我注射一針嗎啡，能維持止痛半小時。這種神經末梢炎與視神經炎的病因，便是長期缺乏營養所致。如能及時注射及服用維生素B1，便可以改善。但當時的陸軍醫院，醫藥缺乏，這類針藥絕對輪不到政治思想犯的身上。所以只能在院中休養，僅服用台糖公司出的一種穀糠丸，據說其中有一些維他命B1的成分。
關押的病室中，除了政治思想犯之外，其餘的多半是金門戰役中負傷的戰俘。而我們的身分，在醫院中更得到確認。我的床頭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政治思想犯殷穎”，而隔床上的牌子便寫着“匪俘XXX”，觸目驚心，隨時提醒你自己的身分。
醫生看病也如同問案，橫眉豎目，根本不理會病患陳述的病情。護理人員更是作威作福，毫無醫德可言，其態度之惡劣，比獄卒有過之而無不及。
聖經支持我走出苦難
在三峽的囚犯病患，後來被轉移到基隆獅球嶺的一處陸軍醫院，在那裏進入了另一個天地。
以往的病號僅限匪俘與政治思想犯，新病房上的牌子則是“罪犯病室”，裏面收容的病患，是由各地監牢中送來的各類罪犯。其中有貪污犯，小偷，殺人犯，以及二二八關押的囚犯，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在這許多不同種類的罪犯病號中，似乎每一種罪犯的身分，都比我這個政治思想犯高一等。人人都對我避而遠之，好像我有可怕的傳染病。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中，誰敢沾上匪諜的邊？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這些罪犯中，卻真的有傳染病。在1950年代，最可怕的傳染病是肺結核，有不少囚犯是到肺癆末期才送來的；病人只要咳一咳，便會吐出半盆腥血，與幾塊潰爛的肺葉來，這種病號不久便會送到太平間去了。
我在這個病室中待了兩個月之後，便感染了肺病，使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我罹患的末梢神經炎，雙足踏在地上，便痛疼難禁，步履維艱。後來再染上肺癆，生機十分渺茫。我在住院時，幾度想到要結束這痛苦的生命，如非我有信仰支持，絕不可能生離這所醫院。
在罪犯病室中，唯一伴我左右的，是一本聖經。我被捕時，許多東西都被軍方收去了，再沒有發還。那本聖經還使我入罪，但後來軍方卻奇蹟地還給了我。所以在這兩，三年的囚禁生活中，這本聖經便成了唯一支持我存活的力量。它陪我度過了無數個晨昏。
由於我的目力受損，閱讀不易，但在祈禱中，仍然可以由聖經中神的話語裏，得到平安與真理。這本聖經，伴我走出了身體與心靈的困境。直到我獲釋的那天，1952年三月一日，我便將它贈給一位獄中的難友，讓神的愛續留在集中營的小島上。
“火燒島”─政治思想犯的象徵
綠島是一個很美的名字，而“綠島小夜曲”更將它浪漫化了。但這個距離台東半日船程的小島，在日治時代叫“火燒島”，是一處專門囚禁流氓與小偷的地方。1950年，台灣主政當局將它闢為關押政治思想犯的地方，並改名為“綠島”，以淡化它過去昭彰的惡名。
台灣保安司令部的新生訓導處，在這裏駐守經營，成立了新生總隊，下設三個大隊，後來擴為五個大隊，但究竟關押過多少犯人，我們這些受難者並不知道，當局應有紀錄。
第一批抵達綠島的“政治思想犯”拓荒者，便是我們這一批由澎湖三十九師製造出來的兩大冤案的受難者，即山東流亡學生與我們這個“南下工作團”的一批人。1951年的春天，他們結束了在台北大直的臨時軍營，集體移駐火燒島。我因在基隆的陸軍醫院就醫，並未同往。是後來再被單獨送到島上的。
其實綠島這個名稱改得也不錯，由遠處高矚鳥瞰這個小島，還真碧綠蒼翠，頗有桃花源的意境。可惜被時代塗上了恐怖的白色，使人人聞此島而色變。用骯髒的政治顏色，污染了這個美麗的小島。
島上“新生”們的生活，是上午要上課受訓，並舉行小組討論等，下午則要到島上或碼頭邊，去作體力的勞動。島上的生活，要比監獄中好了許多，活動的範圍，也更為廣闊，但政治的恐怖氣氛，也更為凝重。
在島上被管訓的人犯，判定感訓的時間滿了，也無法離去。因按規定要鋪保或人保。在那個時代，人人自危，誰敢為“政治思想犯”作保？所以信寫出去多半如石沉大海，刑期便會自動延長。有些人根本找不到保證，只能待上一輩子了。許多人被關押後都妻離子散，造成人間悲劇無數。有些人則經過長期關押後，精神分裂，悒鬱以終。
在第一中隊，有一個人物十分奇特，他一個人卻能製造出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他咬出的“匪諜”人數有五十餘人。其中有許多人根本與他不相識，但都是他“匪諜”組織中的成員。他的親友自然無人能倖免。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他不認識，甚至根本還不知姓名的人，也能編進他龐大的“匪諜”組織中。
此人記憶力特佳，有一次，他住旅館，在登記簿上，看到的幾個名字，便成為池魚之殃。更奇特的是他在乘公共汽車時，看到一位小姐，身佩某公司的證章，他便記下了證章上的號碼，也能請君入甕。諸如此類的株連，不勝枚舉，但都能一一逮捕入獄，成為他“匪諜”組織中的嫌犯，最後也都要送到新生總隊去接受感訓。所以當這些被無辜牽連的人，在見到此人時，都怒氣填膺，要揍他解憤。有人問他何以將組織編得如此龐大，他竟答以：“我的組織編得愈大，便愈能體現這組織是假的”。世上的人真是無奇不有，這便是白色恐怖時代中的“怪現狀”。
我在台北大直國民學校時期，被送進新生總隊受訓，數月後病發送醫，再輾轉由台北三峽移到基隆獅球嶺的陸軍醫院。我住進醫院時，是因“視神經炎與末梢神經炎”，但在長時間“治療”後，不單這兩種病未能好轉，反而又傳染了肺結核，真是雪上加霜。而據駐院管理的幹事講，我應可在醫院中辦理交保，不必再回到新生總隊。但後來卻突然要我返隊，並乘船押送到綠島，讓我在餘下的刑期中，接受象徵白色恐怖的火燒島的洗禮。在那個小島上與台灣的親友通一封信，往返要一兩個月之久，故我的刑期屆滿後，又待了半年多，才辦好保證，離開綠島的監獄。
當我搭乘小輪駛離綠島時，心中感觸萬端，在歷經劫難之後，再重返這個陌生的社會。當渡海小輪啟航時，由綠島的碼頭，俯視碧藍的海水，抬頭望見一隻海鳥掠過藍天，逐漸消失在遠去的綠島上空。不禁淚灑胸臆，俯首感謝上蒼的恩典。
綠島受難曲的餘韻─ 遲來的正義
我是在1952年三月一日恢復“自由”，一腳踏進了一個人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歧視我的陌生社會。恢復“自由”後的第一件事，是要向居處管區的派出所報到，並登記列管。此後長達數年，都要每週向派出所報到，每月到警局去做生活筆錄。在此種情形下，謀生十分困難，當聘用你的公司或機構，得知你的綠島政治犯背景後，多半都會將你解雇。你要被迫不情願地，無奈地，一次次，一遍遍地，向不瞭解你這種背景的人們，去訴說你的遭遇，及出示你結訓的證件。這又成為無數次的，另一種嚴重的傷害與可怕的夢魘。所以在形式上雖已離開了監牢，但卻仍在無形的監牢中被監控。
若干年後，我要辦理出國手續，都會在警總的“會辦”干預中拖延，而不了了之。揮別綠島後數十年，白色恐怖的陰影仍在。記得大約是1970年代的後期了吧，有一次台北士林的“凱歌堂”邀我去證道，但後來該堂的牧師，卻抱歉地告訴我，經過安全人員的調查，仍找到了我綠島的案底。安全單位認為我不適於到總統與高官聚會的禮拜堂去講道。
一個人一旦被貼上了“政治思想犯”的標籤，他雖然獲得釋放，卻仍然生活在情治人員的監控之下，其“隱私”隨時會再被揭露出來。而周圍的人都會再投以異樣歧視的眼光，讓你永遠沒有尊嚴。
我於1950年一月，被逮捕，成為“政治思想犯”，延至2004年一月，當局才正式為我“回復名譽”。這期間長達漫長的五十五年。我在遭受白色恐怖的劫難時，還是一個青澀的少年；如今已經髮蒼蒼，視茫茫，邁入老境了。但我仍存着對上天的感恩之心。而當年的許多蒙難者，都還冤沉海底。昔日那些關在青島東路看守所中，同唱悲歌“遼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的那些難友們，而今安在？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監控的自由，更不是自由。”但遲來的恩典卻是恩典。我生而何幸，歷經了不同顏色的時代：紅色的，白色的，藍色的，與綠色的…當我低頭感恩祈禱，再仰首舉目望天，我看到的是金色永恆的上帝的榮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