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樂

玉米

畢飛宇著

畢飛宇著玉米

　　玉米這部小說，有時候感覺有些“悲劇”的色彩，故事中三個女孩子對理想的渴求，可以被認為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有些自然主義的表達，但是卻被無情的近乎殘酷的現實一點點的撕毀，最終成了一場“噩夢”，他們的愛情和對生活的追求，在破滅中給她們帶來的傷痛，在“無法言語”的苦痛之中蔓延，長久的影響着她們的身心和生活，這一切的緣由，究其始因是她們的那位父親的“造孽”，在這個“基層幹部”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那般“胡作非為”，而所結的果子就是自己女兒遭受的折磨，從身體的和心靈的苦痛，成為她們長久的身心折磨，在她們的青春好年華歲月中，那些夢想變成一個個的悲傷和修復悲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她們的人之尊嚴被撕破被拋棄了，它們的理想也歸於無有，說是“悲劇”其原因就在於此。

　　而造成女兒如此苦痛的“父親”，卻有一番承襲過來的“革命理論”，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革命的理論”成了人性之中“罪”的本性的護身符，是一幕古老卻又是刷新的劇本，那“滿腹男盜女娼”被“滿嘴仁義道德”包裝的醜惡戲劇之中，那一幕幕的場景，使我們不由得思想到耶穌的話語：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馬太福音9:16-17）

現實也是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而採取任何美妙的“新布”，均無法改變人心的痼疾，美妙的新布就如同“錦繡”也無法把一件陳舊襤褸的衣服修補成功。因為人的舊問題沒有根本的解決，任何裝飾都將是“徒勞無功”的，這也是那時代“空頭理論”所結出的惡果子，一旦失去了根基的理論，任何美妙的大話空話必將成為“虛空”的包裝物，徒具華麗的外表，而沒有真實的內容。於國家社會，於人們和人心將其說成“毒藥”也不為過，雖然那時代有“鬥私批修”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一整套革命的理論體系，是那麼具有深刻人性改革的意味。

　　2010年，這部小說獲得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在授予畢飛宇這獎項的時候，是這樣評論這部小說：

“對文革時期中國家庭和鄉村生活，進行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個扣人心弦的家庭衝突和愛情故事中，‘天衣無縫’地游走於史詩般的宏大敘述和深入細膩的描寫之間，既氣勢磅礴，又精妙細微，不僅勾勒出個體的生活，同時還呈現了那社會的全貌。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社會全貌所給我們的記憶之中的‘刻骨銘心’的往事，這部小說所描寫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給我們反思的機緣，藉此可以使我們回顧以往，去觸摸那個塵灰的歷史陳跡，那個口口聲聲的‘大公無私’的口號中間，卻充滿了人性之中的‘罪惡’，並且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充當着重要的催化劑，有人說那個時代我們的‘國家’處於‘崩潰’的地步，這話說得不為過，那不但是‘經濟’上的‘崩潰’，也是社會文化以及人性方面的‘崩潰’。”

“哀莫大於心死”，是指人的希望死了，在小說的主人公“玉米”身上，我們首先看到了希望破滅般的死去，家庭之中那位“權威者王連方”的失勢，是家庭的危機全面爆發，也多少的透露出“文化革命”的末路，而那個“走為上計”的王連方，完全沒有責任一般的採取逃避，留下的是女孩子的承當，究其原因不能不說是不健康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結果，王連方當權之時，他的“欲望”膨脹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而他的德行倫理，也便死於這樣的“胡作非為”當中，那個家庭的悲慘結局，已經悄悄地埋下隱患，堂皇的革命理論包裹起舊衣服的骯髒，卻被他“淋漓盡致”的表演，撕得粉碎。無論是在村子裏的，是在縣級的幹部那裏，還是在學校之中，處處可見這般的模式演繹着，似乎是那時代的一種模式了，一旦被“罪惡的觀念”所捆綁，社會和人性就容易被扭曲，價值觀念欲望化起來，慾念之中的“惡之花”，已成為“自以為是”的輝煌記載，讓人們對那時代和社會的回顧，認識得更加深刻，令我們的省察更加深，想到此處不由得想到上帝的赦免寬恕，饒恕我們的罪，赦免那個時代之中的我們每一個人。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3節說：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這讓我們看到“信望愛”正是人類社會賴以長存的基石，也是健康社會的基石，而一旦失去這社會的基石，就是混亂和扭曲的了，而那些堅固的基石先失落於一個人，從而擴展至家庭，以致社會的層面，那是社會混亂的症狀，也便是結局性的和必然的了。作者似乎就是想去“揭示”出這樣的社會疾患所在，但是卻止步於此，在這小說的結束部分，畢飛宇抒發了自己的一些創作感想，他借用美國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的話來對自己的小說人物和事件加以詮釋，認為自己是“創造性地描寫解決問題”。或者通俗的說是：他是在指出問題的所在之處，以便留給他人加以評論，正視，從而加以解決，他似乎是一位檢查病症的醫生，而不是醫治者，或者他僅僅是給人健康提示的大夫，而不負責其他事務了，但是作者自己的另一番話語。則隱約可見他內心之處對患者的擔憂，並且他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他說：因為還是缺少慈祥的根本緣由，此處的“慈祥”之缺失，豈不就是“愛”的性格化空缺嗎？恐怕這也是作者內心深刻的反省，是他對人的反思，也是對社會的反思，那時代我們的社會正是缺少這樣的慈善之心，人與人之間如此，不同人群也是如此，那確實是社會根本的問題緣由。

　　作為讀者，我們常常有一種渴求知曉“主人公”命運的願望，但是作者卻沒有給我們故事的結局，他只是陳述着這樣的故事，或者這正是他引用亨利．米勒的“創造性描述問題”的設計，以這般構造而成的小說，會留給讀者思想空間，小說之為小說或者正是如斯，但是我們仍然有尋找結果的性情存在。在苦於無門的時候，作者卻又似乎暗示一條出路，說是臧天朔的一次引見，使作者遇見了三位女孩子，並且知曉了她們的故事。是此次的見面，成就了畢飛宇的創作靈感，我們也會“想當然”的認為，那三位女孩子可能就是小說的原型了，這“依稀可見”的原型人物的最終結局是甚麼呢，我們無從知道，但是我們似乎感覺到，她們已經有了新的生活環境和新的生活地位，她們確實需要從更高的觀念層面得着帶領和生活的引導，那樣她們就會有新生命的變化而重獲新生。此時惟願上帝能看顧和安慰她們，在她們的心靈世界給予她們啟迪，渴求上帝的愛藉着不同的環境，使她們接近上帝的世界，以致進到上帝的恩典之中，阿們。（田立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