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華嚴寺石刻人物湯薌銘淺考
按語：2019年9月17日，嶗山石刻傳拓師李繼偉先生在其微信發表“不為人知的嶗山唯一藏文石刻的書寫者”一文，結合上海收藏家祖熹“亂世求生的疑團：試析湯薌銘致章士釗的信劄”文，撰成該歷史人物考略，以企撥開近現代厚重歷史煙雲裏的一些蛛絲馬跡…
在嶗山佛教名剎華嚴寺前路旁一塊黑乎乎不起眼的頂部為饅頭狀臥石上，鐫刻有多塊字體和內容各異的石刻。其中在“煙嵐高曠”四字上部，是嶗山唯一的一塊藏文石刻，鐫刻的是觀音菩薩六字大明咒，梵音為：嗡（weng）嘛（ma）呢（ni）叭（bai）咪（mi）吽（hong），是信奉佛教的人每天做功課所誦詠的咒語。該藏文石刻有漢字左右題邊款，但因石質粗糙字體很小，加之臥石上面有茂密的竹叢與樹木遮掩，竹木漿液滴落淋浸的石色黝黑，字體很難辨識。2016年嶗山風景管理區管委邀請以李繼偉帶隊的傳拓團隊，對嶗山東部景區的人文石刻進行人工拓片工程時，李繼偉對這塊石刻進行多次全方位的精心捶拓，終於看清了這塊石刻的上下款識，落款處為“蘄水湯薌銘敬刊”。
華嚴寺前路旁臥石
湯薌銘
湯薌銘（1885-1975），字鑄新，晚年名湯住心，湖北浠水人，此公在民國初年曾是風雲一時的人物。
1903年（光緒清朝廢科舉前一年）中舉，但沒有赴京會試，進入福建船政學堂。
1904年被保送出洋，留學法，英。
1905年在巴黎見孫中山並加入興中會，後又退會並向清廷自首（但湯後來對此事撰文“辯誣”）。
1909年歸國，不久成為海軍艦長，次年升任為清海軍統制薩鎮冰的代參謀長，武昌起義爆發後海軍奉命鎮壓義軍，途中起義。
1912年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二十七歲的湯薌銘被任命為海軍次長，後又任北伐軍海軍總司令。
1913年袁世凱委任湯薌銘率軍艦入湖南鎮壓“二次革命”，事後任命其為湖南都督。湯並非袁世凱嫡系，為爭取袁世凱恩寵，他不遺餘力地鎮壓屠殺革命黨人，獲得了“湯屠戶”的惡名。
1914年，袁世凱任命湯為湖南將軍，加以“靖武將軍”頭銜。
1915年，袁世凱帝制自為，湯薌銘帶頭勸進，袁稱帝後封湯為“一等侯”，而袁世凱嫡系大將曹錕才被封為“一等伯”，於此可見袁世凱對湯薌銘的重視。
然而，討袁護國戰爭爆發後，湯薌銘的立場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在其兄湯化龍（清末立憲派首領人物）的勸說以及形勢逼迫下，湯薌銘宣布反袁獨立。袁世凱萬萬沒有想到湯薌銘會背叛自己，據說袁得知這個消息後哀歎“人心已變，大事無可為”，不得不取消帝制，不久病死。時人認為袁世凱是服用了“二陳湯”送命的，“二陳”指陳宧，陳樹藩，“湯”指湯薌銘，三人都是袁的親信。
湯薌銘及時反袁保住了自己，但他本來實力有限，袁世凱死後他只是出任過一些有名無實的閒職。1925年他入壇受灌，皈依佛門，成為居士。
遁入空門的湯薌銘還是不甘寂寞。1930年中原大戰時，湯出任過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反蔣陣線的湖北安撫使，1934年又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為黨魁之一。
日本侵華期間，湯薌銘曾出任偽“北平治安維持會會長”，“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議委員”，“北合作事業總會理事長兼北京物價處理局局長”等偽職。抗戰勝利後，因湯曾掩護營救國民黨的地下人員，且有人代為求情，湯也沒有很嚴重的賣國罪行，經蔣介石同意，湯得以從漢奸名錄中除名。
1949年後湯薌銘兩次被捕，但均免於起訴。此後隱居於北京西城石板房胡同家中，改名湯住心，吃齋念佛，著有回憶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譯著菩提戒二十頌，三十唯識繹論，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軌，咕嚕咕勒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等佛教譯經，還曾擬定編撰漢，藏，梵，法，德大佛學詞典未成。1975年病逝，享年九十歲。
民國初年“二次革命”時湯薌銘被湖南人稱為“湯屠戶”，1913至1918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的毛澤東作過不同的評價。毛澤東1916年7月18日給同學蕭子升（又名旭東，後改名蕭瑜。因均品學兼優，志趣相投，與毛澤東，蔡和森並稱湘江三友）的信中說：
湖南問題，弟向持湯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頗為冤之，今現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湯在此三年，以之嚴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鴟張暴戾之氣，而鎮靜輯睦之，秩序整肅，幾複承平之舊。其治軍也，嚴而有紀，雖袁氏厄之，而能暗計擴張，及於獨立，數在萬五千以外，用能內固省城，外禦岳鄂，旁顧各縣，而屬之鎮守使者不與焉，非甚明幹，能至是乎？任張樹勳為警察長，長沙一埠，道不拾遺，雞犬無驚，布政之飭，冠於各省，詢之武漢來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此信中，毛澤東還寫道：
“…黨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湯曷嘗媚袁哉？湯之見猜於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擴兵，繼派曹錕以監之，繼又派沈金鑒以掣其權，其殺人萬數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要之，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湯即去暴徒彈冠相慶。”
在此不久的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給蕭子升的信中，再次表示湖南逐湯薌銘“無理”。總之，毛澤東對湯薌銘在湘政績之評論，可謂獨具一格。
綜上可見，湯薌銘的歷史非常複雜，但是他從清朝到民國，與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物都有交集，經歷了大動亂，大更替，儘管毀多於譽，始終安然無恙。他既是反動軍閥，官僚，抗戰時又出任過偽職，新中國建立後二十六年裡，歷經各大運動竟然有驚無險，最後善終於1975年，實在令人驚訝。
湯薌銘晚年為何能夠如此躲過諸多政治運動的大風大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某拍賣行分兩次拍賣一批章士釗的藏劄裏，數封湯氏於“文革”時期寫給章的信劄，可以透露一些信息。
湯氏這批信都是鋼筆寫的，包括：1966年8月17日給章士釗的信函（二頁），附有他先前己發給毛澤東主席的信函之大意（一頁），呈主席詩稿抄件一大張（共有詩六首，包括：“讀毛選”七絕三首；“贊主席”七律一首；“聞中外歌主席為‘不落的太陽’喜賦二首以自勉”二首）及信封（寫有：“漢傑面呈章館長鈞鑒”，“湯住心薌銘拜託，住石板房胡同36號”）；此外，還有1966年10月26日具名湯住心的致“行公”的信箋（一頁）。
從1966年湯薌銘給毛澤東，章士釗去信，似可對他如何逃過“文革”浩劫作些揣測。
關於湯薌銘在1949年後的情況，能查到的資料很少。據說他篤信佛教，潛心佛學研究與翻譯，也有提及他撰寫回憶史料。一般資料顯示，晚年的湯薌銘深居簡出，遠離俗塵，筆者也曾相信了這種認定，直到看到前後拍賣會圖錄上湯薌銘的信函，並拍得湯氏的一些手劄後，才擯棄了這種想法。同時，瞥見當歷史風暴席捲而來時，他是如何及時意識，化被動為主動、以求度過劫難，有了一些新認識。
湯薌銘給章士釗的信不長，按原信書寫格式抄錄如下：
行老：
幾次托漢傑與公約期晤談，均以公忙未獲商定，想菉君秘書早已轉達矣。弟年初為美國舊金山民主憲政黨事，即準備一函送呈主席，但決定此函須與我公商妥後請代為轉呈，始為得體。最近因我公事多，又恐稽遲不便，徑於本月六日已將該函直接由郵發出，其中並附有此次文化革事恭贈主席詩數首（函詩均用薌銘原名）。茲將該函大意及詩鈔呈一覽。
所望接信後，再為加書一函，說明民主憲政黨之重要性，專呈毛主席，以昭慎重。
海外政黨情況及策反工作，惟我公知之極深。而關於此事，弟一向主張與公合作辦理，日內如能抽出時間，仍望約期一談，以盡所懷。又前帶見之張萬里君已病故，以後關於張君之事，由其外孫廖厚澤前來說明，知關並聞。函詩附呈。
專此。並祝 健康 弟湯薌銘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行老”即章士釗，章字行嚴；“漢傑”即範漢傑，黃埔軍校一期，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遼沈戰役中被俘，1960年獲特赦，時任政協委員，政協文史專員；“菉君”即章菉君，為章太炎侄女，諳熟古文，此時為章士釗的私人秘書；張萬里為當年孔祥熙系的時事新報社社長。
則是呈贈主席詩的抄件。圖上字跡偏小，不甚清晰，現也迻錄如下：
一．讀毛選 七絕三首
（一）雄文愈讀愈心傾，緯地經天足食兵，不肖如今將九十，還依門外作門生。
（二）東來西去總茫茫，人笑康孫我亦狂，為找東西尋且遍，遍尋卻仍在東方。
（三）古今中外滿縹緗，真理愈求愈蓋臧，六十餘年沙黑獄，而今始見太陽光。
二．贊主席 七律一首
大學新民楚水濱，藍褸篳路啟山林。工農獨創紅軍局，思想深嵌赤子心。七億舜堯欣向日，百千方國慶回春。英雄勳烈聖賢業，震古鑠今第一人。
三．“聞中外歌主席為‘不落的太陽’喜賦二首以自勉”
（一）萬邦齊唱豔陽晨，黑氣頓消曙氣純，
天日重睹休恨晚，百年尚有十餘春。
（二）重睹天日快何如，紅線一條四卷書，
從此疑團消散盡，才知“今日得寬餘”。
從這一封信就不難看出，直到“文革”，湯顯然不是在“一心讀經”，自然也非不涉世事。
再看看信上的日期，耐人尋味：寫信的時間是1966年8月17日，即為毛澤東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前一日，也是章士釗被紅衛兵抄家前十一天。可見，對“日暈而風，礎潤而雨”的政治變化，湯是了然於胸的。當時，“掃四舊”風猛刮，眼看大風暴即臨，如何“苟全性命於亂世”，湯無疑早作打算。於是八月六日逕自郵寄信函，以“恭贈主席詩數首”表示心跡。或許是未見回音的緣故，他這才發信給“行老”，補作說明，並讓章“加書一函專呈毛主席”，進而確認。從信中來看，他絲毫未見風燭殘年的萎頓與對世事激變的憂慮，也無知堂老人“壽則多辱”的感喟，很可能是湯氏一直明白毛澤東早年對他的評價及至如今的意義，心中多少有點底。
是同年十日二十六日湯給章士釗的信，一併抄下。
行公：九月十五日奉上“孫中山先生在巴黎的情狀”一稿計邀鑒，及昨檢察底稿發現鈔上之稿脫落十五字，即鈔稿所寫“一九〇五年春間，我同向國華入了法國海軍學校”，應添補十五字，寫為“一九〇五年春間，我同向國華應法國海軍部的考試及格了，八月間入了法國海軍學校”，耑此，順祝 健康
湯住心上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從十月二十六日“致行公”的簡函來看，在“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如火如荼開展的兩個半月後，湯薌銘仍然未提抄家等衝擊，專心於“九月十五日奉上”的回憶文稿“孫中山在巴黎的行狀”漏字的訂正。
聯繫上面，可以認為湯氏決非頭一回唐突地給毛澤東寫信，而且先前寫信的結果是有益的。至於這兩函寫出後章士釗是否與他會面，是否上呈材料，毛澤東有否口諭或手諭則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他應未吃上大苦頭，受到大衝擊，於1975年以九十歲高壽善終。在這場政治的大動亂中，他如何再一次避過了劫難，是值得瞭解的，也是可以瞭解的…
據李繼偉拓出的湯薌銘石刻邊款的落款年代為民國四年。而查湖北省浠水縣人物篇所載：
民國四年（1915年）七月袁世凱成立籌安會鼓吹帝制，湯薌銘投其所好創辦了民國新報，大力鼓吹帝制以障其耳目，並率先在長沙成立籌安會湖南分會。十月二十八日在湯薌銘的授意下湖南國民代表依法投票決定國體，全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各界代表複以國民公意恭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湯薌銘帶頭勸進，袁世凱頗為得意。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不顧國人的反對，於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稱帝；十二月二十一日袁世凱下詔冊封湯薌銘為“一等侯”，而袁世凱的嫡系曹錕只封為一等伯；東北王張作霖才封為二等子爵，足見湯薌銘位寵當朝。袁世凱的悖逆行徑首先遭到教育總長湯化龍（湯薌銘的大哥，蔡東藩在民國演義中有詳述）的反對…
浠水縣幾乎是歷史人物年譜似的記載，確證民國初年的湯薌銘一直在湖南忙活着搞政治“窩裏鬥”，遠離山東的嶗山與華嚴寺沒有一毛的關係，他如何就題寫了此藏文石刻？還待查證以後填補…
湯住心拜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