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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人物渡邊”透視“東京裁判”

吟螢

 

集中營管理者渡邊其人

  在東京的沉櫻時節,我去參加了一個拍攝影片小人物渡邊的籌備會,這部影片本來早在去年,就打算在香港開拍,當時計劃請許鞍華執導。小人物渡邊的內涵是敘述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在香港深水埗集中營的故事。渡邊是集中營的管理者之一,而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便在那段時間偷偷地拯救了不少中國人。但後來他自己的妻女卻死於廣島的原子彈。戰後他作了日本信義會的牧師,一生沒沒無聞。從不向人提及昔日在深水埗集中營救人的事蹟。最後他死於癌症,結束了一生。但倫敦BBC的一位劇作家諾藍(Lian Nolan)卻發掘出了他的事蹟,而寫成了小人物渡邊The Smallman of Watanabe)一書。並拍成電視專集在BBC播出。最近兩年由於日本教科書風波,導致韓國與我國對日本的不滿;在台北,教科書事件老實說反響並不大,但在香港卻造成不小的風潮:標語,示威,反日貨等確實熱鬧了一陣子。這大概是由於住在殖民地的中國人情緒特別敏感和激動吧!
  我的朋友歐魯生君(Rev. George Olson)是一位美國在日本的宣教士,工作了三十多年,他深切了解中日間的各種問題,於是他發起將小人物渡邊拍成一部電影,或有助於中日間仇恨的化解。但歐魯生奔走了一,兩年,這部影片仍在籌備階段。而最大的困難,除了製片經費之外,是中日合作拍片的問題;歐魯生原期望香港的教會最少會在精神上予以支持,但是香港教會領袖數度諮商後,發現香港教會根本不打算支持這部影片的拍攝,甚至一位教會領袖氣憤的說:“日本教科書事件後,從沒有聽到日本教會對這事件表示過道歉。”因而一再耽擱,終於在該年四月面臨最後的抉擇。歐魯生約我到東京去共商大計;討論的結果是改變原來的計劃,放棄拍成三十五厘米的商業影片,而改拍十六厘米的劇情或紀錄片。主要在教會或學校使用,將來希望也能在電視上播出。請日本劇作家改編劇本,劇本編妥後,送請各方支持,並募集經費,希望次年可以開拍。期盼渡邊這位小人物,在逝去多年之後,能扮演教科書事件後中日和解的角色。


歐魯生牧師(Rev. George Olson)(左)與作者在東京逆旅中合照

靖國神社美化戰犯

  在我們開會不遠的地方,風景如畫的千鳥淵小湖旁邊,是日本的“戰死者墓苑”(即“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一天早晨我與歐魯生及香港的江君一起散步到裏面去參觀,發現原來是日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死難官兵的“無名英雄墓”。裏面有一個六角形的祭壇,即“靖國神社”。供着鮮花香果,看來香火鼎盛。壁上赫然是日軍當年侵略亞洲的地圖,註明在何處死了多少人,圖表上說總數應超過兩百萬人。


靖國神社

  庭中供着一口象徵式的磁棺,磁棺長二百公分,高一百一十公分,寬九十公分,係由二次大戰之主要戰場(應為中國)中收集之碎石燒成,呈深橙色重五噸,據說為遠東最大之磁棺。神社中有一塊石碑,上面有天皇的詩句,由照子公主題寫,詩的意思是:“每當吾等念及那些為國捐軀者,心中深感傷慟”。十分明顯,日本的朝野視這些二次大戰中陣亡的侵略者為民族英雄,特立國家公墓,專供後人憑弔。日皇及皇族也分春秋兩季舉行祭奠。說明書中特別指出“戰死者墓苑”相當於美國華盛頓的“阿靈頓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實在荒謬絕倫。想到這兩百萬死在侵略戰爭中的日軍,曾造成多少倍無辜的受侵略國家軍民的死難,不禁戚然。在離去時我與江君都表示這座墓苑應改名“侵略者墓苑”才符合史實,而能予世人以警惕。


紀錄片:東京裁判

  離開東京的前夕,歐魯生為我安排了一個特別的節目,到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去觀賞著名的紀錄片東京裁判The Tokyo Trial),這部長達四小時三十七分的紀錄片,前年在東京上映時,曾造成轟動。各方對這部影片的批評,更是車載斗量,至今沒有定論;湊巧本週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選映這部影片的英語拷貝;歐魯生認為機會難得,我應該去看看。我讀了不少對東京裁判的報道,但卻沒有機會看影片的內容;很想知道今日的日本如何解釋四十年前的大東亞侵略戰爭。我必須承認,看的時候一方面很激動,另一方面也覺得冗長乏味,因為放映的時間太長,我沒有看到終場即離去;但卻受到極大的感觸;那年是抗戰勝利第四十週年。在日本侵略戰爭中受害最烈的我國,到今天還沒有拍出一部有系統的抗戰史實的影片向全世界及後代子孫作一個總結與見證。我們看到的都是零零碎碎,片片斷斷的紀錄。而像東京裁判這樣大手筆的巨構,卻出於一間日本民間的出版社,“講談社”(Kodansha)慶祝成立七十五週年(1985)的作品。在戰後四十年,以一種不正確的觀點,來重新詮釋四十年前的日本侵略戰爭,讓歷史蒙了可恥的污點,留下了扭曲的紀錄,真是教人感慨萬千。

日人將“東京裁判”拍成紀錄片

  “講談社”拍這部紀錄片,費時五載,耗資一千六百萬美元,除由名導演小林正樹(Masaki Kobayashi)執導外,動員了三十餘位工作人員,包括學者專家如近代史及國際法的教授等,東京裁判不論其立意如何,所採用的資料真是應有盡有,其中包括由美國防部機祕檔案中調出的三萬卷紀錄片,其中採用了九三○卷,計一百七十小時,另外也採用歐戰前夕,侵華及太平洋戰爭的紀錄片及當時的新聞,以及後來的紐倫堡大審等資料。基本素材收集相當豐富。這部影片應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佐證。我國如尚未購得,最少國史館應該買一部作為參考。
  影片的主題在討論東京裁判的本身到底是一個世界和平的儀式,抑為勝利者的報復?而大審中主要部分的“戰爭責任”與“戰犯”,直到今日日本仍認為是一個問題。十分明顯的,東京裁判採用的資料雖然是當時的實錄影片,但製片佐藤弘(“講談社”負責人)與導演小林正樹卻在試着為侵略戰爭的歷史翻案,最少企圖予侵略戰爭的歷史以新的詮釋,與竄改教科書的手法大致相同。


“東京裁判”庭內景象

  “東京裁判”始於1946年五月三日,在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麾下成立了國際軍事法庭,承審自偽滿州國開始到整個太平洋戰爭計十七年八個月的罪行。在受審的一百多人中,主要戰犯包括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Hideki Tojo, 1884-1948),外相松岡洋右(Yosuke Matsuoka, 1880-1946),內務大臣牧野,及陸軍與海軍大臣等二十八人。


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東條英機

松岡洋右


  軍事法庭由九個國家派法官組成,其中除菲律賓及印度外皆為受降國,澳大利亞的韋卜爵士(Sir William F. Webb, 1887-1972)被推為主審法官,美國的肯南(Joseph B. Keenan, 1896-1984)則擔任控方的主任檢察官。控方並聘請了三十四位律師,連同其他工作人員及翻譯約在百人之上,但據說法庭為戰犯只聘了四位律師,而且在開庭時,尚未離開美國。主審韋卜在首為開庭時曾宣告軍事法庭將在“不袒不懼的情況下,維持公正的裁判”,但不久則爭辯時起,疑竇叢生;言下之意,軍事法庭無法主持公正。大審中爭辯的焦點是戰爭責任應由誰負,主審法官力主日本天皇應負責任,如天皇無罪,則以下的大臣都不應對戰爭負責。但主控肯南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盡力為裕仁(昭和天皇,Hirohito, 1901-1989)脫罪;解釋天皇僅為傀儡,戰時內閣才應負一切責任;肯南的論點竟得到戰犯首相東條英機的支持,成為大審中戲劇化的高潮之一。

圖淡化日本侵略罪行

  影片認為個人代替國家成為戰爭中的戰犯,找不到國際審判的前例。又說1944年美,英,法均已同意個人不應成為侵略戰爭的戰犯。而對“戰爭陰謀”的指控,認為國際法中根本沒有根據。尤有進者,認為軍事法庭的成員除菲,印二國之外,皆來自戰勝國,頗為不公。當辯護律師提出不應對受審者課刑時,主任檢察官肯南指出那些主持侵略戰爭而使人類文明遭到空前破壞者,不能不接受懲罰。
  小林正樹在處理這部影片時,的確下了功夫,花了五年的時間,在五十萬英尺膠片中找出他所要的東西。經過他的選擇,看起來好像劇情片而不像紀錄片。由於當初美國防部將大審經過由不同的角度拍下來,經過剪輯呈現許多戲劇化的畫面;其中像東條英機在受審席上被小川澄由腦後襲擊;曾在“死亡行軍”中生還的菲律賓法官哲拉尼拉(Delfin Jaranilla)在法庭上的激動場面;以及靜典的辯護律師因抗議主審“不當的干預”而被逐出法庭等,都極其生動。人物,對話均栩栩如生,比拍攝的劇情片紐倫堡大審並不遜色。影片拍竣後數月,即贏得1983年日本最為榮譽的“藍帶獎”。影片雖然冗長,但上映時票房不錯,其中主要觀眾為戰後出生的大專及高中學生。
  東京裁判由麥帥在密蘇里艦上受降,日本臣民匍伏在皇宮外地上的呼天搶地,到天皇裕仁晉見麥帥的卑躬屈膝;東條英機在鴨巢監獄自裁未遂等記述,看來都似拍攝的劇情片,而不着紀錄片的痕跡。其中穿插着偽滿州國傀儡溥儀及漢奸殷汝耕等華語發音的證詞,可說都是珍貴的資料。當主任檢察官控告日軍在中國的罪行時,也曾放映了一段南京大屠殺的影片,但導演卻立刻將廣島原子彈的鏡頭接上去,以沖淡日本軍閥令人髮指的大屠殺。告訴觀眾戰爭都是殘酷的。將南京大屠殺與原子彈毀廣島相提並論,實欠公允。因前者是日軍刻意姦殺婦孺的具體罪行,而後者是扼止侵略戰爭的手段,亦為帝國主義自然的結果。東京裁判企圖為帝國主義侵略者翻案的意圖已昭然若揭。

故意模糊戰爭責任

  其實,“東京審判”的結果導致了日本再被國際社會接納,並且迅速地帶上經濟的起飛,成為今日世界上的經濟大國。事隔四十年,應不必再去為其翻案。中國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都應記取侵略戰爭對人類造成的悲慘教訓,作為歷史的殷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犧牲最大,受害最烈,但中國政府既已本我國固有的王道精神饒恕了日本,實行以德報怨作為對抗日戰爭的總結;我們今天也應本着這種精神以和解與愛去化解這種仇恨。並進而共同為締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而努力。今天日本人如能以歉咎的心態坦承以前的錯誤,避免歷史悲劇重演,舉世都會原諒他們。應該很容易取得人們的和解。而不必去竄改教科書,歪曲歷史,在東京裁判中為已處決的戰犯叫屈。如果這些主持侵略戰爭的罪犯是冤枉的,那麼死於日軍殘酷殺戮的千千萬萬的亡魂,又有誰為他們喊冤呢?東京裁判在整個的主題意識中警告戰爭的殘酷,這種立論誠然可取,但對“戰爭責任”的推卸及對“戰犯”罪行的刻意模糊與扭曲,卻十分值得商榷。

小日本心態之可議

  本文為作者二十年前之舊作,文成後因患病及搬遷,文稿遺失。今清理舊文件時才發現。但過去數十年中,日本政府對侵略戰爭不單沒有悔意,反而變本加厲,歷任首相均參拜“靖國神社”。今之首相且否認“慰安婦”尤為荒謬。
  按日本為一島國,但具侵略野心,昔以“大日本”,“皇軍”,“大東亞共榮圈”自詡,愈顯其小國之自大狂想。今雖已躍為經濟大國,但小日本之狹隘心態不改,十分可議。特將舊文發表,作為兩岸同胞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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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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