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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小說發展的新階段
古典小說發展到光緒年間(1875—1908)，隨著改良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開始出現了新的局面。雖然在這個時期也產生了象《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俠義小說和《青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狹邪小說，但這些作品，只是前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餘波，它們已經不能代表當時小說創作的主要傾向。在這些俠義小說中以光緒五年(1879)出版的石玉昆《三俠五義》影響較大。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俠客的幫助下，受理民冤、神斷疑案，同奸臣寵太師父子鬥爭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俠客們幫助為查散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陽王黨羽的經過。作品通過龐昱、馬剛、馬強、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主要是皇親國戚以至土豪惡霸的橫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現象的時候，只是作為個別偶然事件來處理，而整個封建制度在作者看來還是合理的，皇上是聖明的。小說中的俠客，開始還有“草澤英雄”的本色。他們富有正義感，做了不少為民除害的工作；但當封建統治階級滿足了他們的欲望之後，就死心塌地為皇帝服務，成為統治者最忠實的奴才。作品中的包公，參太師、斬龐昱，雖然還是個清官的形象，但在皇帝面前表現得非常馴服，缺少傳說中為支援正義而敢於違抗聖旨的精神。小說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濃厚的平話色彩。《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它們無論就思想內容或藝術方面看都更加低劣。在狹邪小說中，只有光緒十八年(1892)韓子雲寫的《海上花列傳》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作品通過趙二寶、李漱芳、周雙玉三人的遭遇，在寫出城市有為者荒淫無恥的同時，對妓女們的悲慘生活作了一定的反映。它用吳語寫成，其中主要人物寫得很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代表這時期小說創作新面貌的是從一九芳芳年左右到一九一芳年之間出現的大批反映改良主義政治要求、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和許多闡述小說理論的文章。它們大都發表在當時創辦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許多文學刊物上。
這一局面的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戰爭後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深重。廣大群眾對腐朽無能的清帝國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當時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和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小說界革命就是這運動的一個方面。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舊社會、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們一反前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說和小說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下出現的。
這時近代性商業都市的相繼出現，都市中廣大市民階層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外國小說的大量傳譯以及職業小說家的出現，也都是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
這些小說有它鮮明的特色。首先是它們自覺地配合當時政治運動，有較為豐富的政治內容，凡官場的黑暗，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無不在小說中得到反映。特別是宣傳改良主義已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這些小說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雖然很廣泛，但是不夠徹底。如它們在大力揭露官場黑暗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兇殘的同時，又對它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甚至還美化了它的“文明”和“進步”。其次，小說對現實的態度是一味地暴露、譴責，缺乏理想的光彩。這固然由於當時現實的極端黑暗和腐朽，同時也由於作家認識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託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說作者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諷刺手法，而又有所發展，它的特點是筆無藏鋒，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漫畫化的程度。他們經常抓住一點，大力渲染，讀來痛快淋漓，但由於典型概括不夠，不能留給讀者以深刻動人的印象。在小說的結構上，一般都採用若斷若續的長篇形式，它主要是為適應報刊的分期刊載；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
當時不少小說理論文章的主要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下列四個方面：
(一)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的一段話，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類似這種提法的還不少，王無生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中說：“吾以為吾儕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它們一反封建正統文人鄙視小說的觀點，把小說地位空前提高，無疑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說的作用不恰當地強調到決定一切的地步。
(二)提倡小說為社會服務，具體地說就是為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服務，使它成為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號筒。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的話。《月月小說》發刊詞中聲稱其創刊動機是“改良社會，開通民智”。而該刊出版祝詞解釋更為明確：“方今立憲之詔下矣，然而立憲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達之士夫，而在多數在下國民，……支那四千年專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謂民權焉、自由焉、憲法焉、選舉焉。至於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數之國民則仍瞢瞢焉，而未有知也。”為此，小說當為“開通知識之一助，而進國民于立憲資格”。為密切服務於改良，他們主張，凡撰小說，“不可不擇事實之能適合於社會之情狀者為之，不可不擇體裁之能適宜于國民之腦性者為為之”(王無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凡譯小說當擇“有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
(三)對古典小說作了各種不同的評價。其中有些人仍受陳舊觀念的束縛，把舊小說分成英雄、兒女、鬼神三類，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紅樓夢》、《水滸傳》看成是誨淫、誨盜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對我國優秀的古典小說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們一反前人對《水滸傳》、《紅樓夢》的誣衊，而認為“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滸》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說《紅樓夢》是部有偉大“摧陷廓清舊道德”力量的小說，《水滸》是“中國小說中錚錚者，武俠之模範”。又說“《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泄，不得已借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見《新小說·小說叢話》)。儘管它們還遠沒有對這些小說作出正確的論斷，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大膽的意見。
(四)對什麼叫小說和如何創作小說的一些問題也有所闡述。首先他們看到了文學作品與其他科學著作的區別。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歡的是“肉身之實事”(即具體生活)，而不是“縹緲之空談”(即抽象的理論)，畫和小說都能使你去“親歷”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說雖稍晦於畫，而其廣過之”。他又說歷史是“實有之事常平淡”，小說是“誑設之事常濃豔”。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則已引用黑格爾的話，指出了形象性、具體性等作為小說藝術的特徵。其次，他們指出文學之所以吸引人，在於生動地描寫了現實和理想。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指出：“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髮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外，他們還指出文學是通過感情作用來激動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閒談小序》說：“予則謂小說者，……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淒惋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小說有四種“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潛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讀者隨書的感情而變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論雖然還比較幼稚，缺乏科學體系；它們的哲學基礎也都是唯心的。但我們卻不能低估它們的意義和價值。它們把過去被看做“稗官野史”的小說的地位提高了，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蔑視傳統看法，勇於建樹的革新精神，對晚清小說的興盛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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