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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宋詩派及其他詩文流派
由於改良運動對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衝擊力量的不足，隨著新派詩、新體文的出現和發展，各種腐朽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派、文派，也爭立門戶，愈來愈多。勢力最大的是宋詩派，即所謂“同光體”詩人。這是宋詩運動的一個掙扎。代表作家有陳三立、陳衍等。
陳三立(1852—1936)，字伯嚴，江西義甯(今修水)人。他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兒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創行新政，提倡新學，積極支援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後，遂從新潮流中退出來，以詩自慰，“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詩，最初學韓愈，後來學黃山谷。他代表所謂“生澀奧衍”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反對“紗帽氣”、“館閣氣”。“詩界革命”的倡導者如梁啟超等對他的詩也都非常傾倒。梁啟超說：“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濃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就這個時期看來，官僚士大夫對現實社會運動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慨，運之以生硬晦澀的造詞遣意，就是陳三立的詩。如一九芳一年作的《遣興二首》，其一雲：
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挂炊煙榛棘村。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兒鵲來喧!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我自成虧喻非指，筐床芻豢為誰存。
這種感傷無力、曲折隱晦的詩對那些失望頹喪的士大夫是別具一種頗耐咀嚼的滋味的。
陳衍(1858—1938)，字叔伊，號石遺，福建閩侯人。他曾參加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詩派詩論家和詩人。他宣稱：“時既非天寶，位複非拾遺，所以少感事，但作遊覽詩。”陳衍詩中誠然有很多枯燥無內容的遊覽詩，但並不是絕對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戰即君子，伏闕動萬言，蹙國日百里。”這顯然是對當時救亡圖存的改良運動的誣衊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現實，抗拒新潮流的反動實質。他的詩一般枯淡迂緩，毫無生氣。沈曾植於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間作詩即被陳衍推為“同光體”之魁傑。後被張之洞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與陳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險奧聱牙”的“同光體”。所謂“同光體”，照陳衍的說法，就是“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韓蘇黃為模仿物件的宋詩運動的發展。由於他是一個“博極群書，熟悉遼金元史學輿地”的考據家，“愛艱深，薄平易”，他的詩極力搬運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讀。他的詩是脫離現實，以故紙材料作詩的典型作品。
此外，有以王豈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王豈運(1832—1916)是一個著名的擬古大家，詩與駢文均以類比漢魏六朝為準則。他公然宣稱自己的詩是“雜湊摹仿”的。他以為類比古人詩，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因此他的類比古人詩，實際只是脫離現實、自我麻醉而已。這是一個極端腐朽的古董詩派。又有以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62—1920)為代表的中晚唐詩派。他們的詩大都以對仗用事為能，玩弄豔麗詞句，實已腐朽下流不堪。還有李慈銘(1829—1894，字愛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不名一派，自稱“大家”。他類比的物件很廣，作詩甚多，除少數風土景物小詩偶然可觀外，絕大部分是一個悠遊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紀錄，他同樣代表著一個脫離現實社會內容的腐朽詩派。總起來看，在新派詩發展的同時，在垂死的傳統詩壇上，各式各樣的腐朽詩派也活躍並囂張起來，他們爭奇鬥異，甚至有時互相攻擊，各不相下，實際他們一樣無視現實，完全與時代背道而馳，是晚清詩壇的一股逆流。
桐城派古文在曾國藩的“中興”勢力影響之下，這個時期依然繼起有人，以黎庶昌、吳汝綸等為最著名。他們大抵拘守桐城派家法，置現實於不顧，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成就。
詞則常州派還表現一時之盛。譚獻(1831—1901，字仲修，號複堂，浙江仁和人)、王鵬運(1848—1904，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廣西臨桂人)、朱孝臧(1875—1931，字古微，號漚尹，又號疆村，浙江歸安人)、況周頤(1859—1926，字夔笙，號蕙風，廣西臨桂人)等都是代表作家，以朱孝臧為最著名。他們的詞一般只以類比為能事，沒有跳出傳統的窠臼，內容絕少可取。朱孝臧有些反映現實的作品，隱約深穩，令人莫解。常州詞派發展到晚清，實際已走上極為狹小的道路，成為封建文士消遣時日、感歎生平的古董玩具。但在詞學的整理研究上，他們大都有一定的成績。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彙刻《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餘家為《疆村叢書》；況周頤有專著《蕙風詞話》：他們集中了大量的詞學遺為，對詞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是這種整理研究的風氣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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