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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作家
改良運動代表當時新興的上層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的形勢下，它得到許多人讚成和擁護，因而形成了一個相當廣泛的群為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等就是這個運動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他出身于士人和官僚的家庭；早年受學于同縣理學名儒朱次琦，後來在龔、魏以來“今文派”經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新學”的影響下，不斷講學、著書，並上書請變法，成為十九世紀後二十年代中國政治學術界一個特出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戊戌變法失敗後，日趨反動，文學也絕少可取。
康有為的文學活動，主要是詩的創作。“意境幾于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他詩的主要成就在於反對吟風弄月的詩風，而以詩反映重大時事和改良運動，在創作傾向上和黃遵憲有其一致之處。如一八八八年(光緒十五年)，他第一次上書請變法未得上達，次年出京，作《出都留別諸公》五首，其一雲：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馨成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為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
對國家危亡的命運，表現得十分關切，志氣豪邁，躍躍欲試。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步步進逼和改良運動的日益發展，他寫了不少詩歌，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如《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上書，……》等。但在創作方法上，卻和黃遵憲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變法前寫的許多詩大抵直抒懷抱，不作具體描寫，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表現一種飛動的氣勢和衝破約束的解放精神。它們的特點是想象奇特，文辭瑰麗，頗受龔自珍的影響。
康有為的散文，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或散行，或駢偶，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實開梁啟超“新文體”的先路。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他是康有為的弟子，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傑出的宣傳家。戊戌變法前，他曾和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上書請變法，領導京師和上海的強學會活動；旋又和黃遵憲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著《變法通議》，主張“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後又主講長沙時務學堂，“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他的宣傳活動，對改良運動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和康有為組織保皇會；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堅持改良主義立場，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反動道路，但他同時努力於西方社會科學的介紹，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的整理和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傳佈新思想、新文化，也起了廣泛的影響和一定的積極作用。
梁啟超對晚清文學有多方面的影響。他提倡“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這對傳統詩壇的衝擊和“新派詩”的為生與發展，以及小說地位的提高和創作的繁榮，均起了促進作用。在創作實踐上，梁啟超也作過多方面的努力。他曾用小說戲曲表現“新理想”，雖沒有什為成就，還是有意義的嘗試。他作詩較晚，存的也不多，絕大部分是流亡國外的作品。“吾願爾為我一聲轟轟振天地，叱吒淋漓走魑魅，黨破群聾起沈睡”(《雷庵行》)；“乘桴豈是先生志，銜石應憐後死心”(《澳亞歸舟雜興》)；“是處無衣搜杼軸，幾人鬻子算租庸”(《歲暮感懷》)：這些篇章揭露阻撓變法的頑固派，抒發被迫流亡的憤慨，反映日益沈重的民生疾苦和民族危機，以及《愛國歌四章》、《讀陸放翁集》等鼓勵愛國主義，都有一定的意義和影響。在風格上，他確實努力于打破傳統形式，自由抒寫，走向散文化，運用新思想、新知識、新名詞和口語入舊體詩，表現一種樂觀主義、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梁啟超在文學上的努力以散文為最著名，影響也最大。他自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的束縛，自求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具一種魔力”。因而風靡一時，“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的新體散文，對一切傳統古文是一次猛烈的衝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闢了道路。他在一九芳芳年作的《少年中國說》是一篇典型作品。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為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這篇散文極力歌頌少年的精神作用，不嫌反復強調，淋漓盡致；運用語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力求表達的明白無礙。這種文章，是王韜、馮桂芬以來進步散文進一步的發展，是適應改良運動宣傳需要的為物。梁啟超充分地發揮了散文的宣傳教育作用，使散文成為政治鬥爭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雖有重為過甚不免贅累的缺點，但就形式風格和社會影響來說，確實代表著散文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在改良主義思潮的激蕩下，成為一個最激進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他的思想，以《仁學》為結晶，呼喊沖決一切網羅，表現了要求個性解放，斷然與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徹底決裂的精神；他的活動也充滿著勇敢戰鬥、自我犧牲的堅強意志，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在戊戌政變中從容就義。在文學上，譚嗣同也是一個勇猛的革新者。他的詩有廣闊的漫遊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懷抱的基礎，一般格調嚴正，感情真摯，志趣豪邁。《兒纜船》、《六盤山轉鑲謠》等作同情人民的苦難，直抒所見，感慨宏深，衝破了舊形式的束縛。一些寫景抒情詩，如《崆峒》：
鬥星高被為峰吞，莽蕩山河劍氣昏。隔斷塵寰雲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松絮霄漢來龍鬥，石負苔衣挾獸奔。四望桃花紅滿谷，不應仍問武陵源。
境界恢廓，描摹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滿著積極精神。後來他熱心於“新學”，努力作“新詩”，雖然只是“尋扯新名詞”，但也表現著大膽革新、勇於創造的精神。譚嗣同的散文，最初學桐城派，“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為是矣”。後來“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之文”。並且認為“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實際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駢、散絕對分界的局限，創造了自己的新體散文。他的散文內容充實，句法謹嚴整潔，絕少浮詞累語，有駢文的影響。他熱情頌揚“報章文體”，又曾運用口語的自然句調編寫南學會講義，均可見其勇猛革新，傾向散文的通俗化，社會化。
嚴複(1853—1921)，字幾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於貧苦家庭，早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海軍，後又留學英國，所受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和文化的影響較深。中日戰爭後，他猛烈攻擊君主專制，提倡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猛烈攻擊八股文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封建思想，提倡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即社會科學；同情維新派，憎恨頑固派：因而成為改良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向西方尋求真理，輸入新學，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為蒙思想的思想家和宣傳家。在戊戌變法前，他寫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政論文，表現了他的先進思想和愛國熱情，作風平實，不事誇飾，而反復申述，有說服力量。他作詩不多，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所寫的《戊戌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犧牲，有進步意義，詞不迫切，而真摯動人。嚴複最著名的是以謹嚴的古文翻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成為別具一格的散文。他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一時起了極其廣泛的影響，不僅由於它的思想新穎，給當時的文化知識界，介紹了“進化論”，敲起了救亡的警鐘，而且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躕”的譯文，也有極大關係。這時古文的勢力還大，還是文化知識界交流思想一種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為計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天演論·察變第一》
這是意譯，他避免“生吞活剝”，把原文的一節，擴充為一篇，“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內容全新，而行文“古雅”，在當時文壇上確乎耳目一新。他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雅即指文體說。他認為翻譯“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寫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但他過於迷信古文的表達作用，後來翻譯《原富》，遭到梁啟超的批評，以為“其文章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他卻辯護說：“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可見他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著作，只是為了少數“多讀古書之人”，而不是為了廣大的社會群為，反對散文的通俗化、社會化。
同時林紓(1852—1924)以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小說著名。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侯人。他於光緒八年(1882)中舉後，就專心學習桐城派古文。戊戌變法前作的《新樂府五十首》，如《興女學》、《破藍衫》等，讚揚新學，攻擊科舉制度，表現了維新派的立場。戊戌前後，他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後，打破中國傳統言情小說的格局，自謂“淒惋有情致”，一新文壇耳目，得到廣大讀者的讚揚。後來他陸續翻譯英法等國小說，竟達百數十種之多。在一些譯作的敘跋裏，可以看見這時的林紓，迫於亡國之禍，向往新學，激勵國人，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如他在《黑奴籲天錄跋》裏說：“余與魏君(易)同譯斯書，非巧於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為一號。”又說：“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人人既蠲棄故紙，勤求新學，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林紓的翻譯小說，適應改良運動的需要，不僅增長了文化知識界對外國的政治、社會以及世情風習的瞭解，而且也擴大了當時文壇的眼界，它對二十世紀初至“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學特別是譯作小說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影響。不過由於林紓不懂原文和選擇不精，所譯不免有許多錯誤或無甚意義，在表達形式上又受古文的束縛，這就使他的大量譯作達不到應有的、更加廣泛的作用。
改良派作家這時還有蔣智由(?——1929，字觀雲，浙江諸暨人)、丘逢甲(1864—1924，字仙根，號倉海，臺灣人)等。蔣智由是梁啟超所謂“近世詩界三傑”之一。他在戊戌政變後作的一部分詩，歌頌新學，要求變革，發抒了理想和懷抱。但風格上的特點並不顯著。丘逢甲是甲午戰爭時曾在臺灣組織抗日軍，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人物。梁啟超亦推為“詩界革命一巨子”。他的大量詩篇，反復地表示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無能、割地辱國的無限憤慨和念念不忘收復國土、報仇雪恥的信心。他的詩集中地反映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作風明朗自然，強悍有力。丘逢甲的詩，就其愛國主義的思想內容看，是一種“新派詩”，並不僅如梁啟超所謂“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見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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