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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李伯元和吳趼人
李伯元(1867—1906)，名寶嘉，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是晚清著名的譴責小說家。他擅長制藝和詩賦，曾以第一名入學，但屢試不第，引起他對社會的不滿。到了上海，接觸到許多新的東西，更不滿於清政府的腐朽無能。但是由於政治上的保守，他不僅敵視民主主義革命派，連康梁的變法也認為是“過激”行為。他起初創辦了一些小報；主要“為俳諧嘲罵之文”，“記注倡優起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但這段報館工作對他生活經驗的積累和藝術技巧的鍛煉有一定的作用，為他以後的小說創作準備了一定條件。在一九芳一年到一九芳六年之間，他先後寫成了《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中國現在記》等長篇小說和不少彈詞。
《官場現形記》是他的代表作。全書共六十回，由許多相對獨立的短篇蟬聯而成。作品從改良主義的立場出發，抨擊了封建社會末期的官僚制度。著力地描寫他們貪污腐敗和媚外賣國的醜態，以及他們對人民的殘酷迫害。
小說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雖然他們的地位有高低，權勢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見錢眼開，視線如命”之徒。為了錢，他們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殘害人民、出賣祖國以至最後出賣自己的靈魂。陶子堯的夤緣際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圖保顯職，供獻女兒；胡華若的花天酒地，縱兵燒掠，讀來莫不令人髮指!小說寫當胡統領(胡華若)得悉要他去浙江嚴州“剿匪”後，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於是他帶著隨員和軍隊一路耽擱，花天酒地。後打聽得嚴州已沒有什麼“匪”了，他竟又揚揚得意，想借“剿匪”來邀功。十四回寫他率領人馬，耀武揚威地開到鄉下。
鄉下人眼眶子淺，那裏見過這種場面，膽大的藏在屋後頭，等他們走過再出來；膽小的一見這些人馬，早已嚇得東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過幾個村莊，胡統領因不見人的蹤影，疑心他們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齊逃走，定要拿火燒他們的房子。這話才傳出去，便有無數兵丁跳到人家屋裏四處搜尋，有些孩子、女人都從床後頭拖了出來。胡統領定要將他們正法，幸虧周老爺明白，連忙勸阻。胡統領吩咐帶在轎子後頭，回城審問口供再辦。正在說話之間，前面莊子裏頭已經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鋒大隊都得了信，一齊縱容兵丁搜掠搶劫起來；甚至洗滅村莊，姦淫婦女，無所不至。
在大隊人馬劫掠一陣之後，胡統領便“東南西北，四鄉八鎮，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見無人出來抵敵，便“秦凱班師”。
這些官吏們就是這樣殘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卻那樣地卑躬屈節，表現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回文制台接見洋人一段就是很典型的。
……巡捕見問，立刻趨前一步，說了聲“回大帥的話：有客來拜”。話言未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著聽制台罵道：“混帳忘八蛋!我當初怎麼吩咐的!凡是我吃著飯，無論什麼客來，不准上來回。你沒有耳朵，沒有聽見!”說著，舉起腿來又是一腳。那巡捕挨了這頓打罵，索性潑出膽子來，說道：“因為這個客是要緊的，與別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緊，我不要緊!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隨你是誰，總不能蓋過我!”巡捕道：“回大帥：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那制台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為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裏半天；後首想了一想，驀地起來，拍撻一聲響，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接著罵道：“混帳忘八蛋!我當是誰!原來是洋人!洋人來了，為什麼不早回，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麼”巡捕道：“原本趕著上來回的，因見大帥吃飯，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聽完，舉起腿來又是一腳，說道：“別的客不准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為湖塗混帳，還不快請進來!”
《文明小史》也是他的代表作，全書六十回。作品從所謂“維新”、“立憲”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官場現形記》的主題，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揭穿了假維新派的投機把戲；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自發的反抗鬥爭以及社會上新舊思想的衝突。
《活地獄》，全書共四十三回，由長短不等的十五個故事組成，通過這些浸透著血和淚的描寫，暴露了封建衙門內的種種罪惡。
李伯元小說的藝術特色是廣泛使用諷刺和誇張手法。作者經常把生活中落後、醜惡的現象集中起來，通過一件事情，大加渲染。如《文明小史》十三回中，通過武昌府洋務局的幾位道台，鄭重其事地爭論接待一個外國教士應該用什麼品級轎子的小問題，揭示了這批被封建等級觀念腐蝕透了的大小官吏的老朽、迂腐。有時作者還抓住一些關鍵性的細節，把諷刺物件自相矛盾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來揭示人物的良善和醜惡。《文明小史》十九回中劉學深、魏榜賢等一群所謂“維新黨”正在茶館裏高談闊論，把婦女不纏足的好處講得有聲有色，儼然是個婦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但當旁邊走過一個三寸金蓮的妓女時，劉學深便忘其所以，拍手高喊：“妙啊!臉蛋兒生得標致還在其次，單是他那一雙腳，只有一點點，怎叫人瞧了不勾魂攝魄麼”這就揭示出這些“維新黨”醜惡嘴臉。這些諷刺手法，顯然受《儒林外史》的影響，但比起《儒林外史》來就顯得淺薄。由於作者不能深入發掘事物的本質，從而不能把握人物行動的內在規律，加之寫作的匆促，對事物缺少冷靜、細緻的觀察，這就影響到對醜惡現象的深刻、徹底的揭露。
吳趼人(1866—1910)是晚清另一位著名的譴責小說家。他名沃堯，原字繭人，廣東南海人，因居佛山鎮，故筆名我佛山人。吳出身于中落的官僚家庭。二十多歲去上海謀生，曾傭書於江南製造軍械局，後客居山東，又遠遊日本。一九芳四年在湖北任美國人辦的《楚報》主編，後辭職返滬，參加反華工禁約運動。一九芳六年編《月月小說》，後病死於上海。吳趼人的創作活動，主要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他的思想發展以一九芳七年為界，明顯地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表現比較進步，在改良主義思想基礎上曾產生過反帝反封建的意識。一九芳七年發表的《上海遊驂錄》標誌了他思想的退步，由前期不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識轉變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維護封建統治。
吳趼人是當時創作最多的一個作家。他寫了小說三十余種，現存二十多種。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小說通過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聞目見的無數怪現狀，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行將崩潰的清帝國的社會圖卷。它所反映的內容比《官場現形記》要廣泛，它不僅寫官場人物、洋場才子；而且旁及醫蔔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點還是暴露官場的黑暗。作者筆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髒齷齪、貪財無恥的傢夥。其中有作賊的知縣、盜銀的臬台、命妻子為制台“按摩”的候補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蔔士仁的口概括了當時的官場哲學：“至於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點，錢少官就小點；……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至於骨子裏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五十回中九死一生這樣說：“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就要學會了卑污苟賤，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能弄得著錢。”小說八十九回寫苟觀察(苟才)，為了升官發財，竟無恥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
夫妻兩個直走到少奶奶房裏，雙雙跪下。……苟才雙眼垂淚道：“媳婦呵!這兩天裏頭，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望媳婦大發慈悲罷!”少奶奶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公公、婆婆，且先請起，凡事都可以從長計議。”苟才夫婦方才起來，姨媽便連忙來攙少奶奶起來，一同坐下。苟才先說道：“這件事，本是我錯在前頭，此刻悔也來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婦從小就知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所以自從寡居以後，便立志守節終身，……卻不料變生意外。”說到這裏就不說了。苟才站起來，便請了一個安道：“只望媳婦順變達權，成全了我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說著便大放悲聲。……苟太太一面和他拍著背，一面說道：“少奶奶別哭，恐怕哭壞了身子啊!”少奶奶聽說，咬牙切齒的跺著腳道：“我此刻還是誰的少奶奶唷?”
這些官吏們為了升官發財，就連這樣下流無恥的事情都幹得出來。對於帝國主義也是一味地奴為婢膝。作品寫在廬山問題的交涉上，總理衙門的一員大臣給江西的巡撫信中說：“臺灣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給日本，何況區區一座牯嶺，值得什麼為將就送了它吧，況且拿了回來，又不是你的產業，何苦呢?”就這樣把一座廬山白白地送給人家。這些官吏在對外戰爭中，更是貪生怕死。十四回寫中法戰爭時，中國兵輪僅僅看到海上有一縷煙，就疑為法艦，放水沈船，事後還謊報倉促遇敵，致被擊沈。
小說還著力鞭打了洋場才子和斗方名士。他們胸無點墨，卻到處賣弄才情，附庸風雅。他們把李商隱的號玉溪生送給杜牧，把杜牧之的別號“樊川”加在老杜(杜甫)頭上，更把少陵、杜甫說成是父子兩人。
作品中還揭發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為和社會風尚的敗壞。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實際卻拐騙亡弟錢財、欺淩寡娣孤侄。開口就講忠孝節義的符彌軒，卻百般虐待老祖父，幾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僅冒充弟弟頂替他的官職；而且霸佔弟媳，又把她“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賣為娼。通過這些衣冠禽獸，反映了當時封建宗法制度和倫常關係已到了總崩潰的時候。
書中出現了蔡侶笙、九死一生、吳繼之等幾個正面人物。在這些形象身上，寄託了作者改良主義的理想。他們對現實不滿，但又不敢觸及當時的政治制度和官場中的根本問題。他們正直、賢良，有一定的才能；但又恪守封建道德。因此，在這個社會中不可能有出路。蔡侶笙任榮陽縣令時，被老百姓稱作“青天大老爺”，卻因蝗災動用公款賑濟百姓，被革職嚴追。吳繼之雖然熟諳人情，有應付險惡環境的能力，但也是到處碰壁，走投無路。通過這些描寫，正反映了作者改良主義理想的破產。
吳趼人的小說，還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其中《痛史》寫得較好。小說主要寫南宋末年賈似道等權奸的賣國求榮，苟延殘喘。同時表彰了堅決抗敵的愛國志士。
吳趼人小說的結構比較完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全篇以“我”為線索，把二十年耳聞目睹之事串連一起，比起《官場現形記》來顯得集中一些；但由於題材龐雜，缺少剪裁，因此還不夠謹嚴。吳趼人大量運用諷刺手法，但只是浮光掠影地摹寫一連串醜惡現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這種評價，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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