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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鏡花緣及其他
繼承《西遊補》以小說寄寓譏彈的餘緒，這時還出現一些諷世小說。劉璋的《斬鬼傳》(十回)寫鍾馗落弟，憤懣而死，被封為鬼王，專剿世間各種各色惡鬼。所謂搗大鬼、齷齪鬼、誆騙鬼、糟腐鬼等，實際是市井中腐敗現象的化身。但作者並未深入揭發產生這些“惡鬼”的社會現實，書中多無意義的插科打諢和作者本人的借鬼說法，甚至連鍾馗也被描寫得相當輕狂，與民間傳說中的正義凜然，詼諧憨直的形象很不相似。
“天花藏主人”編次，無名氏所作的《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二十回)，寫濟公活佛懲頑除暴的故事。書中對上層人物的種種醜行，頗多揭露、嘲笑和諷刺，風格詼諧有趣，因而在民間流傳很廣。但書中過多宣揚因果報應和神怪迷信的思想，文筆拉雜拖遝，不夠洗煉，諷刺態度也極不嚴肅。
嘉慶年間的《鏡花緣》是繼《紅樓夢》後比較優秀的一部小說。作者李汝珍(1763?—1830?)直隸大興(今北京市大興縣)人，曾任河南縣丞，終身不達。他學問淵博，精通音韻，旁及雜藝，著有《李氏音鑒》。《鏡花緣》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擬寫二百回，結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寫唐女皇武則天令百花寒天齊放；為花神不敢違旨，開花後遭到天譴，被謫為一百個女子。而花神領袖百花仙則托生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舉落第，心情沈鬱，隨妻弟林之洋泛海出遊，經舵工多九公向導，曆觀海外諸國異人異事後入小蓬萊求仙不返。小山思親心切，出海尋父，卻意外地在小蓬萊泣紅亭內錄得一卷“天書”。回國後恰逢女試，錄取百女，實則令被謫花神在人間重聚。為女及第後，拜謁宗師，連日飲宴、賦詩、遊戲，盡歡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最後中宗復辟，尊則天為“大聖皇帝”，而則天又下新詔，宣佈明年重開女試。
隨著雍正七年(1729)“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鹹來互市”之後(王之春《柔遠記》卷四)，人們的眼界開始擴大，日益要求打破閉塞局面。這種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據《山海經》以及漢晉宋元以來筆記雜著的記載，馳騁想象，在《鏡花緣》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許多海外奇國，著力描繪了這些國家的奇聞異見，一則以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一則以譏彈當代的黑暗現象。
這些類似《聊齋志異》中“羅剎海市”的國度，各有自己獨特的風習。君子國好讓不爭，寧可損己，不能損人。大人國民風淳厚，待人寬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體現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而兩面國則嫌貧愛富，欺詐成風，一張張親切的笑臉迎人而來，藏在浩然巾後的本相卻猙獰可怕。這正是封建社會虛為、狡猾的寫照。黑齒國人聰慧好學，兩個女孩兒大談音韻，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浹背，可見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然而白民國卻有學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淑士國假裝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去詢問顧客。把醋當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對話竟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這正是作者對儒林中的不學無術、酸腐不堪的學究進行尖刻的諷刺。他反對八股文，主張分科考試，量材錄用，使有一技之長者各得其所。這種要求顯然適應了社會分工日漸細密的發展趨向。此外作者還寫了無腸國的刻薄醃贊，為富不仁，用糞便養活奴婢；毛民國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結胸國的好吃懶做，翼民國的酷好奉承，豕喙國的善於撒謊。就這樣，作者在這些虛構的國度裏，以酣暢尖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表達了自己對封建社會的殘酷剝削和種種惡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鏡花緣》竭力對一切社會問題發表意見，自“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風鑒、蔔筮，講屬相、擇風水等等迷信風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評論，提出了改革辦法。但是羅列現象多，深入揭發少，更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而封建士大夫的氣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舉，反對風水迷信卻以孝道為本；他的烏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範疇，而一切理想的海外樂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輔，它們的社會結構也依然是封建制度。
要求提高婦女地位是《鏡花緣》十分突出的主題思想。這和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追求個性解放的社會啟蒙思想的為頭是有關係的。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紅亭記》裏說：“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群芳之不傳，因筆志之。”這多少流露出作者為婦女揚眉吐氣的創作動機。所以小說一開始就寫“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獲譴降紅塵”的神話，藉以說明“今日靈秀”乃在女子的緣故。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讀書機會，長大了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反對男子壟斷文化。因而筆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驚人，有的深通醫理，有的精於數學，有的有膽識，有的有俠腸，一句話，都是些巾幗奇才。他尤其反對纏足、穿耳這些戕害人身的惡習；反對蔔婚、娶妾這些強加給婦女的不平待遇；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則天，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讚揚。這種同情婦女，尊重女權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女兒國”的描寫中。這裏，“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而封建社會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殘都轉嫁到男人頭上。林之洋入宮纏足的描寫，實際是讓男人設身處地去體驗女子的苦楚。這種朦朧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紅樓夢》有相通之處。但《鏡花緣》中的女性已經不再是愛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了。在古典小說中，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畢竟生活在封建時代，他的觀點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婦女當權，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則天和女兒國王，他都不是當正面人物來寫的。武則天當政是“心月狐”“錯亂陰陽”；徐敬業叛亂失敗，作者卻深表同情。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預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罷了。父母包辦婚姻，男女授受不親，這些封建習俗，作者並未反對。由此可見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
清中葉以後，考据學風更加盛行，作者“于學無所不窺”，深受影響，以致連創作也遵循“小學家”的要求：那些幻想的國度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為本，而那些生活細節的描繪也都充滿了學術研究的氣味。許多地方，議論說教代替了形象刻劃。全書一百幾十個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輪廓，駱紅蕖、廉錦楓有限幾個女性稍見特色。其他許多的“才女”，則大多形象蒼白，她們實際上僅僅是作者矜才炫學的代言人。作品後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寫書畫琴棋，醫蔔韻算，以及酒令、燈謎、雙陸、馬吊、鬥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大大掩沒了現實生活的描寫。應當指出，《鏡花緣》的藝術價值是並不高的。又因書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據，往往誇張失實。例如君子國為貴買賤賣，讓他人得利，竟至相打，這就自相矛盾，給人向壁虛造的感覺。對一些反面現象，往往斥為多而諷刺少，辭意淺露。雖似有心學習《儒林外史》，卻給人以《斬鬼傳》的印象。
《鏡花緣》的精華主要在前半部，後半部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借小說以誇耀學問和知識。但在道鹹之間《野叟曝言》、《螵史》等庸俗反動小說充斥文壇的時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較好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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