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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魁、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1668—1749)開始建立的。苞字鳳九，號靈為，又號望溪。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的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書貨殖傳後》)。“義法”是方苞論文的唯一標準。他所謂“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實際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出發的基本觀點。他所謂“法”，指的是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運用材料、語言等等。從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如章法上，他主張“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於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魁(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峰。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魁理論之補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適應的。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別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在寫作實踐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點。他們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只期闡明立意(義的具體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所在，不重羅列材料，堆砌文字。他們的文章風貌一般簡潔平淡，而鮮明生動不足。特別由於求“雅”，語言避忌太多，雖覺妥當自然，終乏活氣。他們也有一些較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桐城派”古文在當時是孤立的，它受到漢學家和駢文家的共同排斥，錢大昕直謂方苞“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並同意“王若霖言，靈為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與友人書》)。後來李兆洛也“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答高雨農》)。
“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惲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只在寫作實踐上有一些差異。他的文章較有氣勢，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枯淡。語言取法于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因而也較有詞采。在手法上，“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駢語”也是“陽湖派”的一個特點。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少為辭賦，後來寫古文，取法于劉大魁的弟子王明甫。他為文學韓愈、歐陽修。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詞的創作上。他反對浙西詞派，開創了常州詞派。主張意內言外，比興含蓄，“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主觀上是要提高詞在詩史上的地位，使詞與風、騷同科。實際是進一步把詞引向恍惚迷離、無病呻吟的道路。後繼者有周濟(1781—1839，字保緒)。他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認為“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這就是要求詞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詞應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不應僅僅成為個人“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的無聊玩藝。他有《宋四家詞選》，特別推尊辛棄疾，以為“進之以稼軒，感慨時事，系懷君國，而後體尊”，具體地說明瞭他的現實主義觀點。周濟卒於鴉片戰爭前夕，他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銳，他的詞論比張惠言前進了一大步，反映了現實的要求，是當時進步的文藝思潮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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