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清中葉的文學
(西元1644——1839年)


《水滸後傳、說岳全傳及其他》

第一節水滸後傳、說岳全傳及其他

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富有英雄傳奇色彩的歷史小說。它們托言歷史而寄寓今情,以不同的方式繼承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傳統。
  《水滸後傳》作者陳忱,字遐心,一字敬夫,號雁宕山樵,浙江吳興人。曾與顧炎武、歸莊等組織具有反清傾向的“驚隱詩社”。他一生貧困潦倒,以“賣蔔自給”,“窮餓以終”(《烏程縣誌》)。據《後傳》序詩“白髮孤燈續舊篇”句看來,小說可能是他晚年寫成的。
  四十回的《水滸後傳》寫三十二位梁山未死英雄重舉義旗,並英勇抗擊外來侵略者,最後到海外創立基業的故事。
  小說一開始就寫阮小七梁山感舊、手刃張幹辦和李俊太湖捕魚、反抗巴山蛇兩件事情。正是統治階級的殘酷迫害“梁山餘黨”,魚肉人民,使散處各地的梁山好漢又很快地聚在義旗之下,建立了登雲山、飲馬川的反抗據點。這時,部分梁山的英雄在經歷了種種嚴酷的鬥爭,接受了梁山起義失敗的教訓之後,認識有所提高,性格也隨著發展了。“當日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些蔽賢嫉能這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阮小七說的這段話很有代表意義,表明他對統治階級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鐵叫子樂和運用妙計,從防範嚴密的飲虹橋別墅和常州府監獄中,接連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費保等人。後來義軍創業海外,他一直是出謀獻策的智囊,不愧為吳用的再生。而李俊則由一位梁山水軍首領變成德孚為望的義軍領袖。《後傳》作者既照顧了這些人物形象在《水滸傳》中的性格特徵,又寫出了他們在現實鬥爭中的成長。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清初,作者懷著“亡國孤臣”的沈痛心情,再現了金兵南下後“四野蕭條,萬民塗炭”的情景,也揭發了金兵虜殺良民,販賣人口的罪行;對李綱、和師道及太學生的愛國鬥爭則熱烈歌頌,對徽宗、欽宗的昏聵無能,蔡京、童貫等人的禍國殃民則大加貶斥。這些描寫,很有借北宋末年歷史,總結明亡教訓的意味。至於作者讓蔡京父子、高俅、童貫最後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處死,則顯然表現出人民要求為無辜死難的英雄復仇雪恨和懲罰禍國罪魁的願望。在《後傳》中,關勝、朱ほ、呼延灼等身處民族戰爭的最前哨,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依然孤身奮戰,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這些振奮人心的描繪,在發揮《水滸傳》反抗官府壓迫的精神的同時,還結合著時代特點,突出地表現了愛國主義的主題。
  《後傳》作者從《水滸傳》第一百十九回李俊泛海到暹羅國的傳說得到啟發,自十三回後,遂大加敷演。這實際是為水滸英雄安排美好的結局,以慰人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隱約流露出作者對鄭成功、李定國等人的抗清鬥爭所寄予的希望。至於他在《後傳》中讓樂和站到雨花臺上,“望著鍾山,王氣鬱鬱蔥蔥,不覺胸次豁然”,就更明顯地表現出他熱望恢復明朝政權的用心。但也同時說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許多明朝愛國遺老一樣,他也把複國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後傳》寫燕青向徽宗進獻青子、黃柑,李俊立國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為正統,也同樣是這種封建意識的表現。出於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賦詩、“世享榮華”來結束全書,不僅顯得庸俗,也沖淡了前面所著力渲染的戰鬥氣氛。
  
  康熙、雍正年間,錢采、金豐在各種“嶽傳”的基礎上加工增訂成八十回的《說岳全傳》。嶽飛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南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並成為說話人的重要題材之一。至明中葉以後,權奸當道,國勢日危,藉以寄寓思良將、惡權臣思想的各種“嶽傳”便應運而生,先後出現了熊大木的《武穆演義》,鄒元標的《精忠全傳》等書。這就使清代的錢、金二人能在一個較好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他們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檜之奸,兀術之橫”,不僅為了安慰屈死在風波亭上的忠魂(注:見《說岳全傳》“自為”及末回開章詩。),還有假借南宋歷史教訓,宣揚民族意識,悼念明朝愛國志士,譴責漢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間遭到禁毀。
  作者根據正史和傳說,把岳飛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愛國統帥的形象。他自小孤貧,而好結義友。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勵他“精忠報國”。“以身許國,志必恢復中原,雖死無恨”,是他決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歷史人物嶽飛的身上集中了很多優點:他軍令森嚴而待人寬厚,經常以愛國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軍人人皆知抗敵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團結了不少綠林弟兄,共保宋室。這種設想固然有一定的歷史依據,但更主要的卻是作者順應時勢要求,通過形象描繪,把重視人民抗敵力量的卓越見識賦予了嶽飛。這一點,是以往任何一種“嶽傳”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寫過的。
  然而作者筆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帶有嚴重的封建思想。嶽飛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採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議,終於給事業和個人都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害。甚至嶽飛死後為鬼,也處處阻礙部下向昏君和權奸起兵復仇。曹寧大義滅親,卻被他以“孝道”逼責自盡。他明知君側不清,卻以寬仁為懷,輕易放走了犯令的萬俟咼、羅汝楫等人。凡此種種,或實有其事,或純屬虛構,但經作者著力渲染,其消極性也就更突出了。
  《說岳全傳》以《水滸》續書自居,用濃筆重墨描寫了不少民間英雄。作者有意把他們的反壓迫鬥爭與嶽飛的抗金鬥爭聯合起來,大大歌頌了那種同仇敵愾的正義行為。這不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農民義軍與地主武裝聯合抗清的歷史現實,也表明當時一部分愛國文人在現實教育下,已經在改變對農民義軍的盲目仇恨,開始重視人民的力量。年老的呼延灼力奮雙鞭,為國捐軀;楊再興誤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壯烈犧牲。許多虛構的梁山後代,如阮小二之子良,關勝之子鈴,董平之子芳,張青之子國祥,韓滔之子起龍、起鳳等,也都在外敵入侵的新形勢下,發揚了梁山固有的戰鬥精神。作品�媮晱X現了一個李逵式的英雄——牛皋。他曾獨闖金營,投遞戰書,令兀術不得不表示欽佩。然而他卻不象嶽飛那樣愚忠。牛皋敢於直斥徽宗:“那個瘟皇帝,太平無事不用我們,動起刀兵來,就來尋我們替他去廝殺,他卻在宮中快活。”當岳飛南歸,他力阻不成,後聞嶽飛凶訊後,首先發兵復仇;復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與腐朽朝廷對抗。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了他,使他對統治者的嘴臉認識得更加清楚。他說:“大凡做了皇帝,儘是無情無義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騙,不受招安。”這就一語道破了歷來農民起義失敗的慘痛教訓,與《水滸後傳》精神一致。但大敵當前,他仍然出戰,並且說:“我牛皋豈是怕兀術的為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殺退了兀術,再回太行山便了。”可見他的抗金,不是為宋主效忠,而是為國家出力。他與統治者聯合作戰,並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種團結禦侮的策略。這些描繪不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時表現出作者在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大變亂以後,思想認識的提高。
  至於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術的驕橫狡詐,頑固自信;秦檜夫婦的陰險毒辣,下流無恥,也都寫得淋漓盡致,令人髮指。但是作者把岳飛與強寇權奸的矛盾,歸結為大鵬鳥、赤須龍、女士蝠之間的冤冤相報,這不但削弱了這場火熱的愛國鬥爭的政治意義;並且宣揚了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作品後二十回寫群奸受懲,為小英雄在岳雷率領下直搗黃龍,氣死兀術,笑死牛皋。這純粹是人民美好願望的反映,但是因為缺乏現實依據,而又描寫粗糙,終未成功地表現那種浪漫的幻想。
  《說岳全傳》作者抱著“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的創作態度,汲取了元明戲曲及說唱中有關故事的精華,因而使作品充滿了生活氣息和傳奇色彩。
  《說岳全傳》影響很大,不少有關故事還被寫成戲曲在民間流傳。象《牛皋扯旨》、《櫃中緣》、《挑滑車》等戲都在舞臺上獲得了長久的生命。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直接描寫明末政治生活的小說。這些小說的作者感于明朝覆亡,要求推究罪責,往往把閹黨當作攻擊物件;對清人,則不敢非議。《壽杌閑評》(五十回)寫魏忠賢的一生行為,對他勾結客氏,蒙蔽皇帝,鎮壓東林黨和複社進步文人的罪行,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作品描寫明末社會事件及習俗風尚還算真實生動,但往往把政治鬥爭曲解為冤冤相報。至於無名氏的《樵史通俗演義》雖也寫了類似的歷史事實,卻又對李自成備極誣衊,藝術上沒什麼可取之處,但保存了一些可貴的歷史資料。
  此外,還有不少文人或民間藝人對一些尚未定型的斷代歷史演義進行加工。康熙年間,褚人獲根據《隋史遺文》、《隋唐志傳》、《隋煬帝豔史》以及其他的民間傳說,寫成一百回的《隋唐演義》。作品以隋煬帝、朱貴兒和唐明皇、楊貴妃的“兩世姻緣”為主線,細緻描寫了不少宮闈生活。作者把歷史上著名的昏君煬帝美化為多情的仁德的賢君;又把唐王朝的中衰,完全歸罪於女人,這顯然是歪曲歷史的處理。但是書中還保留了不少民間傳說,象秦瓊賣馬,單雄信受刑這些描寫,頗見作者加工的成績。
  坊刻無名氏的《說唐演義全傳》則代表著另一種傾向。它具有濃厚的民間傳說的風味,比較典型地表現了歷史演義向英雄傳奇的演變。
  作品從文帝平陳、隋末農民起義,一直寫到唐王削平群雄、太宗登基;比較明確地揭示了爆發起義的社會根源,再現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的動亂時代。和以往任何一種“說唐”不同,它並不遵循正史軌範,而以瓦崗寨好漢的風雲聚散為中心。象劫王杠、反山東、取金堤、取瓦崗這些純粹出自想象的熱鬧情節,被作者大加渲染,充滿了健康的戰鬥氣息。它還痛斥了煬帝的荒淫、宇文氏的兇暴,並不象《隋唐演義》那樣故意遮掩這些昏君惡臣的罪過。顯然,《全傳》作者是把正史與傳說揉合起來進行創造的。
  書中還用粗獷的筆調描繪了秦瓊的寬厚善良、任俠好義,單雄信的豪爽暴躁、寧死不屈,羅成的少年英武,尉遲恭的勇敢果斷,以及程咬金的粗野、直率、詼諧、憨厚。這些人物個性的創造,並無充分的歷史依據,完全是在傳說中豐富起來的;因而浪漫色彩非常濃厚。
  《說唐全傳》也和其他一切的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那樣,有一個被美化了的“真命天子”。擁護李世民與否,成為一切英雄成敗的根本條件,和評價他們優劣的絕對標準。所有反對李氏的起義英雄,都被否定。甚至在描寫作者比較喜愛的單雄信時,也通過李氏的寬厚與雄信的褊狹分別加以褒貶。這實際是在為統治階級奪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的罪行進行辯護。
  繼《說唐全傳》之後,又出現《說唐後傳》、《說唐三傳》、《反唐演義》等續書。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描寫忠奸鬥爭,宣揚功名富貴的思想,在藝術上則類比遠過於創造。至於《萬花樓楊包狄演義》、《五虎平西前傳》、《五虎平南後傳》則更為平庸。而在道光以後,這類小說更乏新作,風靡一時的已是反動的公案俠義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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