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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州女真族統治者努兒哈赤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大金(史稱後金)王朝，定都興京(今遼寧新賓境內)。明崇禎九年(1636)，努兒哈赤第四子皇太極改國號曰清，定族稱為滿洲(譯音，即妙吉祥義)。明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覆滅。當時皇太極已死，其子福臨(即清世祖)繼位，改元順治，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便乘機入關，以明降將吳三桂為先導，鎮壓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取得了中央政權，並隨即進行了統一全國的戰爭。這時民族矛盾很尖銳，漢族地主階級內部擁滿和反滿的鬥爭也十分激烈。於是清統治者採用禮葬崇禎帝後，升級擢用降吏和不改變漢人服制等項措施，來分化漢族地主階級；同時發佈赦免罪犯、蠲免糧餉等項告示，企圖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然而，在清初四十年的時間裏，反清戰爭仍在不斷地進行。“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鬥爭中最慘痛的歷史。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抗清軍堅持最久，在廣西、雲南等地由李定國領導的抗清軍到康熙元年(1662)才告失敗，由鄭成功在臺灣建立的抗清政權，則一直堅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康熙時最後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封建帝國，並採取了一系列恢復農村經濟的措施，以求和緩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人民在經歷了明末殘酷的剝削、巨大的戰亂以後，有了安定喘息的機會。整個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也逐漸恢復繁榮，為清王朝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對外所採取的限制貿易的政策，則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侵入，使封建經濟的發展有了保障。
清統治者繼承並進一步加強了明代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規定由內閣到六部等中央機構，均設複職，滿漢平分。但實際上中央大權，並不在內閣，雍正以前在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以後在滿員充任軍機大臣的軍機處，而一切重要問題，最後都由皇帝裁決，形成了極端專制的封建統治。
清代科舉制度仍按明代舊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擴充了取錄的名額，還頒佈了捐納制度。康熙十七年(1678)又開設博學宏詞科，用以羅致“名士”，取錄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職。在施行羈系政策的同時，又嚴禁文人結社，並大興文字獄，以壓制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於經歷了明代覆滅的重大變動，文人多在詩文中寄託他們懷念故國的情緒。楊鳳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所以自順治九年(1652)以後，便不斷有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雍正三年(1725)更定例究查。文字獄也比歷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除莊廷龍先死，“焚其骨”外，“所殺七十餘人”(《亭林文集·書潘吳二子事》)，受株連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時汪景祺之獄，呂留良、曾靜之獄等，實行殘酷鎮壓，這對當時文人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尖銳。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頒佈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很受寵倖。明清之際，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出現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親身經歷了明代的覆亡，親眼看到了明末社會種種腐朽黑暗，參加了抗清的軍事鬥爭。他們通過這種生活體驗和對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長期觀察和分析，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產生了進步的民主思想。他們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對封建社會本身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批判，有的針對封建統治，特別是針對明朝統治的積弊和問題，提出了一些帶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張，或補偏救弊的改良方法。黃宗羲大膽地抨擊了君主專制政治，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認為“自秦漢以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們還提出了均田的主張，黃宗羲主張把全國耕地先“每戶授田五十畝”，“余田……以聽富民之所占”，同時按土質分別“田土之等第”，地稅均“以十一為則”。王夫之在《噩夢》裏更進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疇”，這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對民族壓迫的反抗和批判。顧炎武對於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別注意。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十三)!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通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復興民族的目的。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二)。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約》一《李杲堂墓誌銘》)。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稍後，閻若遽、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這些對於清代的學風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清代詩文的復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確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裏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類比多於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彛尊的宗法姜、張。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內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面，在蘇州地共產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康熙時期洪升的《長生殿》、孫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李漁的戲曲理論，聯繫舞臺實際，並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面，陳忱的《水滸後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並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託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爭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精神。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適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當時窯業、印刷業、制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將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制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併，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鉅額的財富，大商號、當鋪、票號、銀號、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財富。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污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甯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人們說：“畢沅象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象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象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申的家私，估銀約十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十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產，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如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歷時九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五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十二年之久；嘉慶十八年(1813)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爭，沈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財源更加枯竭。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乾隆時期，統治者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文字獄案經常發生。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四十八年之間，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籠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禦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貢獻。
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於他們只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別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於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裏，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于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為也”(《戴東原集·與某書》)。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於世。初期考据學者標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復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只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禎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台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据學對詩歌的影響。只有袁枚的反對復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象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復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桐城派方苞、劉大魁、姚鼐等的古文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由於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駢文“復興”的局面，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雜劇、傳奇方面，由於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只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只有蔣士銓、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在彈詞中成就比較高。
章回小說中出現了標誌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高峰的《紅樓夢》，它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庭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罪惡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諷，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小說領域內的反動思想和考據勢力的影響也日益嚴重，《鏡花緣》雖然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社會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這種惡劣風氣。詩文、詞曲更加衰落，一直到一八四芳年鴉片戰爭前後，由於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才出現了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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