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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蒲松齡的生平和作品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別號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個“書香”家庭，可是祖上科名都不顯，他父親已被迫棄儒經商，到他就更為貧困。受當時社會風氣和家庭影響，蒲松齡從小就熱中科名，並在十九歲時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振一時。但此後卻屢試不第。三十一歲時，他迫於家貧，應聘為寶應縣知縣孫蕙的幕賓，整天和“無端而代人歌哭”(《戒應酬文》)的應酬文字打交道，大違素志，次年便辭幕回鄉。此後主要是在“縉紳先生家”設帳教學，直到七十歲才“撤帳歸來”(蒲箬《柳泉公行述》)。這四十年間，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終竟還是個窮秀才。他的〈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詞說：“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正是這一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實描述。七十一歲他才援例出貢，四年後便死去了。
蒲松齡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他的《與韓剌史樾依書》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于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同時，由於生活的貧困，有時還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說：“糶穀賣絲，以辦太平之稅，按限比銷，懼逢官怒。”從而比較能體會民間疾苦，甚至還激發了他為民請命的精神，所謂“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與韓刺史樾依書》)。
蒲松齡除一度遊幕蘇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動不出於淄邑和濟南之間。但他接觸和交遊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遊幕、“坐館”的生活，既使他接觸了大量的統治階級人物；他的長期居住農村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運遭際，無不具有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瞭解。這種豐富的生活閱曆和上述的進步思想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作為一個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蒲松齡的思想有他的局限。他雖同情人民疾苦，卻反對農民起義。雖憎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但對最高統治者則存在較大的幻想。一生偃蹇的命運激發了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論思想，尤其迷信佛教。此外，他也承襲了不少儒家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所有這些都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消極成分。
浦松齡是一個具有多方面藝術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豐富。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詩、文、詞、賦、戲曲、俚曲和一些雜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特別是俚曲的創作表明了作者對通俗文學的重視。《磨難曲》根據《聊齋志異》的《張鴻漸》改編而更廣泛地描寫了社會生活，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悲慘命運，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的代表作，在他四十歲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後不斷有所修改和增補，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聊齋志異》中雖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如《地震》、《跳神》等，也還有承襲過去題材而加以創造性發展的，如《續黃梁》本於《枕中記》，《蓮花公主》本于《南柯太守傳》等，但絕大多數則是記述當時民間和下層文士中間的故事傳說。這在《聊齋自志》中說得很清楚：“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鄒濤《三借廬筆談》載，作者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這傳說雖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見它的題材來源的廣泛。《聊齋志異》的創作態度也是嚴肅的。《聊齋自志》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正說明《聊齋志異》是作者有所寄託的，而不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新齊諧序》)的作品。他之所以採用鬼狐故事，是因為它便於避免清初嚴酷的文網和自由地表現生活理想。因此，其中不少篇章雖取材於民間傳說，卻表現了作者的理想和愛憎，有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志異》現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鑄雪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採錄最為完備，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這將近五百篇作品，體裁並不一致。一部分篇幅短小，記述簡要，還是筆記小說的體制。小部分描寫作者親身見聞的作品，則具有素描、特寫的性質。大部分作品則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說，是我國文言小說中的珍品，也是《聊齋志異》思想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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