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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水滸傳的思想內容
《水滸傳》通過生動的藝術描寫反映了我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整個過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義的社會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義英雄的群像，並通過他們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現了起義如何由零散的復仇火星發展到燎原大火的鬥爭過程；也具體地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原因。它的思想內容大致可概括為下列四個方面：
(一)著重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挖掘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
《水滸傳》雖然沒有正面從經濟關係上廣泛描寫階級矛盾，但對於作為起義英雄對立面的封建統治階級，則有深刻的揭露。小說把高俅“發跡”和徽宗皇帝寵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開端來寫，以表明“亂自上作”。它預示著廣大人民在以這樣昏君和寵臣為代表的腐朽集團統治下，將陷入怎樣的水深火熱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終作為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出現，是貫串全書的一根黑線。他原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只因踢得一腳好氣球，受到皇帝的賞識，“沒半年之間，直抬舉他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從此更倚勢恃強，與蔡京、童貫之流狼狽為奸，把持朝政，無惡不作。小說中出現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親友朋黨。這裏有“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彥達，他“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內和弟弟高廉，他們依仗高俅的權勢，或在東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無所不為”；還有仗著蔡京“泰山之恩、提攜之力”，在大名府儘量搜刮錢財，送給東京為丈人做壽的梁中書。作品還寫了一批處於社會基層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張都監、蔣門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門慶等，此外還有各級官府的差撥、役吏和各種各樣的爪牙。這一批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壓迫者，形成了一個黑暗勢力網，殘酷壓榨和迫害著人民。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就在這樣一個現實背景上，氣勢磅礡地展開了。
小說不僅寫了那些處於社會底層深受壓迫的勞動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奮起反抗，投身到起義隊伍中來；同時寫了那些處於社會中上層和一些原屬封建營壘中的人物，因遭受這樣那樣的迫害而紛紛參加義軍隊伍。甚至封建地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因而象家藏“丹書鐵券”的世襲大貴族柴進和將門後裔楊志、大地主盧俊義等，也都先後捲進了起義隊伍的行列。這些，都說明當時封建統治的黑暗和階級矛盾的尖銳。
在那些英雄們被逼上梁山的過程中，林沖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義。
林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現最為突出。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小人之下”的悶氣。但是教頭的地位，優厚的請受，舒適的家庭，美麗的妻子，這種種條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於反抗的性格。高衙內明目張膽地調戲他的妻子，他雖然感到恥辱，可是因吃著統治階級的大請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沖散了事。後來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陰謀陷害下，他被發配充軍，雖感到含冤負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貶斥到大軍草料場時，尚欲修屋苟安下來。但是敵人沒有因為他一再退讓而相饒，竟然又從東京趕到滄州來謀殺他。在家破人亡，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他才殺死了仇人，吐出了長期積壓心頭的冤氣，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起義的道路。上梁山後，他又火拼了妒賢嫉能的王倫，為梁山事業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他既和高太尉之間有著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問題上有清醒的認識，成為義軍隊伍中一個比較堅定的成員。
(二)成功地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光輝形象。
小說把那些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盜賊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給以充分的肯定，並對他們所表現的強烈革命精神和光輝的思想品德作了熱情的歌頌。在這些起義英雄中間，李逵和魯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貧苦農民，因打死人，逃在江州當小牢子。構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強烈的革命要求和徹底、堅定的革命精神。他是一團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掃蕩腐朽、黑暗勢力的旋風。他上梁山很主動，沒有絲毫勉強，當宋江提出上梁山時，是他第一個熱烈地回應，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斧，砍做兩截罷!”他對統治階級從來沒有幻想，當柴進受到殷天錫欺負而幻想靠條例打官司時，他說：“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什麼統治階級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寶座，都不在他的眼底。在剛上梁山時，就提出了“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說：“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這種徹底、堅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為招安的堅決反對者。當宋江吟〈滿江紅〉詞，流露向往招安情緒時，他便“一腳把桌子踢起，顛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麼鳥安!’”後來朝廷派陳太尉來招安，他便把“聖旨”扯得粉碎。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後，他還屢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後，大宋皇帝還夢見他“掄起斧頭，向自己砍來，嚇出一身冷汗”。
李逵對自己弟兄們和受苦的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種光輝的表現。宋江關在牢裏，是他“寸步不離”、“早晚在牢裏服侍”，江州劫法場救宋江、戴宗時，他第一個赤條條地掄著板斧，從酒樓跳進刑場殺將起來；高唐州救柴進，又是他第一個隻身下井。他平日最愛宋江，可是當他誤聽宋江強奪民女的消息後，便大鬧忠義堂，砍倒杏黃旗。這說明在他心目中，農民起義的利益是高於一切個人感情之上的。在沂水縣，當他要殺冒他的名攔路行劫的李鬼時，忽聽他說家有老母無人贍養，他反以十兩紋銀相贈。看出他對於受苦人是懷有怎樣的階級感情。作為一個農民英雄，伴隨他的純樸天真，李逵也有簡單、鹵莽、不講策略和狹隘報復思想等缺點。打起仗來，往往不分物件亂砍亂殺。在三打祝家莊時，由於宋江實行分化政策，使扈家莊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排頭價砍去，殺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壞了義軍的策略。但這些缺點和他所具有的優秀品質相比，畢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對於一個農民英雄來說，也是難於完全避免的。
魯智深本是渭州經略府的一個提轄官，社會身份是下級軍官，實際上卻是一無所有，既沒家庭，又沒產業，無牽無挂。他對社會上的壓迫和不平，懷有強烈的憤懣，對各種罪惡勢力採取了主動挑戰的態度。“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這一特色。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識，只是為了同情他們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惡霸鄭屠，結果被迫無地容身，只好出家當和尚。在大相國寺與林沖不過是萍水相逢，但由於痛恨高太尉對林沖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讓高俅吃他“三百禪杖”，進而大鬧野豬林，粉碎了高太尉的陰謀。為援救被欺淩者，他不惜與統治者反抗到底，從不考慮個人得失。“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是他行動的信條。魯智深性格中也有單純、樸實的這一面，有時甚至表現很鹵莽。但下級軍官的生活經歷，又使他具有一定的鬥爭經驗，在打死鎮關西後，用虛晃一招以為脫身之計，正是這種鬥爭經驗的表現。
武松在那些出身於下層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他的生活經歷中充滿著英雄傳奇的色彩。他武藝高強，秉性剛烈，對於社會上的惡勢力和不義行為有堅決鬥爭精神。但他封建倫理意識強，私人恩仇觀念重。在景陽岡打虎後，當上了陽穀縣的都頭，一心想為統治階級效勞。直至哥哥被害，告狀不准，殺死了兇手潘金蓮和西門慶後卻又到官府自首。這一方面說明他的剛強、正直，不願連累他人；同時也表示他對官府還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蔣門神一舉，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為了報答施恩的知遇之恩。被張都監收為心腹後，更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虧，差點把命都送了。血的教訓，使他對封建統治者的真面目逐漸加深認識，反抗也隨之越加激烈，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把他長期積壓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發出來了。終於走上了團結起義的道路，在日後長期的鬥爭中，革命意識逐漸堅定，成為堅決反對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層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寶、張橫、張順、石秀和顧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他們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漢。正是他們這些人物組成了這支義軍隊伍的中堅力量。
(三)小說細緻而生動地描寫了農民起義如何由零碎的復仇星火發展到燎原之勢的過程。
《水滸傳》開始寫的多是個別英雄人物如魯智深、林沖、武松等反對社會上惡勢力的鬥爭。這些鬥爭雖然有聲有色，但畢竟還只是個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對統治階級的威脅。隨著客觀鬥爭形勢的需要，英雄們逐漸由個人反抗，進而小規模地聯合起來反抗，一直形成強大的起義隊伍。智取生辰綱可以說是聯合鬥爭的萌芽，參加鬥爭的有漁民、貧民、下層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們出於對當權者的仇恨，為奪取不義之財，齊心協力，終於取得勝利，事後又一起上了梁山。在清風寨報仇後，有更多好漢紛紛上山，使梁山勢力進一步壯大，與統治階級鬥爭的力量也大大增強了。宋江上山後，更樹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出現了起義英雄武裝割據政權的新局面。此後的鬥爭是革命的武裝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裝力量之間的大規模鬥爭，起義隊伍在統一指揮下能攻善守，採取了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不斷打擊敵人，擴大自己的勢力，連續獲得了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兩贏童貫，三則高俅等一連串輝煌勝利，沈重打擊了封建勢力，震撼了封建統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義事業發展的高峰，作者熱情洋溢地歌頌了梁山泊這塊光明的天地，描繪了農民“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社會理想：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裏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仆，爭鬥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槍，或賓士，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
這是封建社會裏農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這種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經濟上的平均主義理想，在封建社會裏自然只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但對後世農民反封建鬥爭卻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寫出了起義的悲劇結局，揭示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原因。
封建社會裏的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它的結局總是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所指出的：“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形式，概括起來不外乎三種：一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鎮壓；二是向封建統治階級投降；三是起義領袖當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這三種形式之間固然有原則的區別，在歷史上所起的影響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鎮壓和向統治階級屈膝投降當然不能相提並論。然就其結局來說，無論是那一種形式都是失敗，即使最後一種，表面看來似乎是勝利，但實質上也是失敗，因為它無法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個改朝換代的作用。《水滸傳》中義軍接受招安的結局正是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一種形式。
當然，從小說的具體描寫來分析，義軍隊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
這裏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作品中寫梁山義軍隊伍不是在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出於走投無路，才被迫接受統治階級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主動向統治階級投降的。而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確是和義軍領導人宋江的思想、立場及其所推行的路線有直接關係；也是和小說中所宣揚的忠義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觀密切關聯著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節裏早已埋下了伏線。伴隨梁山革命事業的發展，一大批統治階級中的人物迫於這樣那樣的原因相繼投入了起義隊伍。他們的加入，雖然對壯大義軍的力量、發展革命勢力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卻使革命隊伍的社會、思想成分變得十分複雜了。這是因為這夥人裏的大部分，他們上山的目的只是“暫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後招安”。他們這種意圖和義軍領袖宋江的“忠君報國”和“盼望早日招安”的願望完全合拍。這就很自然的在義軍內容出現了一條以宋江為代表的妥協、投降的路線。這條路線愈到後來勢力愈大，佔據了統治地位。雖有少數出身下層的起義英雄如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對它進行抵制，但終因力量單薄而未能扭轉局面，致使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慘結局。
據歷史記載：宋江的為人是“勇悍狂俠”，這和《水滸傳》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小說中的宋江，顯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義軍領袖來塑造，使之成為引導義軍走向妥協投降的關鍵人物。
《水滸傳》裏的宋江作為義軍領袖，有他的特點和長處：他反對強暴，反對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於他好“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稱為“及時雨”。生辰綱事發，他“擔著血海也似的干系”營救過晁蓋；為維護和梁山的關係而殺了閻婆惜。他為人又精明練達，懂得鬥爭策略，並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係，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漢，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誼。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漢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這些特點，對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來說還不是最關重要的，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革命鬥爭時是否具備堅定的階級立場。恰恰在這重要問題上宋江存在著嚴重問題。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筆小吏”，他有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一開始加入革命隊伍就存在嚴重的動搖性、妥協性。在他看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聖君的緣故。所以他一面授救晁蓋等人；一面卻又認為他們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是“滅九族的勾當”，“於法度上卻饒不得”。他上梁山十分勉強，經歷了極為曲折的過程。大鬧清風寨後，他率領一幫好漢去奔梁山，一封父親病故的假書信，就使他為下大批人馬“飛也似”地回去奔喪，並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斷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從忠孝觀念出發，拒絕了晁蓋的援救。直到他潯陽樓題了反詩，事發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後他還是“權借水泊暫時避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著日後“封妻蔭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義事業說成是“造惡甚多”、“誤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從宋江的這種思想行動中，使我們早已預感到義軍的歷史悲劇。
《水滸傳》的作者對宋江追求招安的結局態度上是有矛盾的。從道理上說，他對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頌揚的，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一再稱讚宋江這樣做是“有仁有義”、“忠義報國”等等。但從具體描寫看，作品對“被招安”的結局似乎又有所批判。這不僅表現在作者反復描寫了李逵、魯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鬥爭；而且也寫出了義軍在受招安後所遇到的種種悲慘遭遇，使小說在七十回後充滿了悲劇的氣氛。它在客觀上告訴人們接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招安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和義軍領袖宋江的思想立場以及小說作者的世界觀有直接關係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揚的“忠”、“義”思想。
所謂“忠”，就是忠於大宋皇帝，這是《水滸傳》所一貫標榜和宣揚的，書名《忠義水滸傳》，梁山原來的聚義廳後被宋江改成“忠義堂”。宋江口口聲聲說：“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作者還特地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書”，在這位娘娘給宋江作的指示中有個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要他做到：“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小說之所以指責方臘起義，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違反了“忠”的大倫。甚至最後寫宋江被藥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這種“忠君”思想當然是封建正統的思想，它給起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終於使作者甘願犧牲艱難締造的義軍事業來接受皇帝的“招安”。但是我們也還必須看到作者之所以這樣強調“忠”的觀念，也是和他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分不開。水滸故事從口頭流傳到文人再創作而成書的整個宋元時代，民族矛盾居於首要地位，那時社會上普遍的要求是堅決抗擊侵略，反對投降。明代進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這一點，在他的《忠義水滸傳敘》裏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所謂“憤宋事”，就是憤恨宋代統治者不肯聯合兩河義軍抗擊侵略，導致亡國的慘禍。所以在我們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極大危害時，還應該具體考慮到這個歷史的因素。
其次說到“義”。小說中所具體描寫的“義”，比之《三國演義》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內容，它主要是指一種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幫助的關係。“義”與“不義”，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與支援被壓迫被剝削者，是否參加與堅持革命反抗。從小的方面來說，魯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義”，李逵誤信人言而要殺宋江，講的也是“義”；就大的方面說，東溪村七星小聚義，就是為了奪取生辰綱的不義之財。白龍廟英雄小聚義則是表現較大規模的反抗鬥爭，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義，更是為了有力地打擊封建統治者，實現“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標。當然小說中的“義”，有時也被寫成一種沒有任何政治原則的私人之間的情誼。這在武松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終把“義”放在“忠”和“孝”之下，使“義”服從於“忠”、服從於“孝”。梁山泊的“忠義堂”是“忠”居於“義”之上，孝義黑三郎宋江碰到“義”和“孝”發生矛盾時，是重“孝”而輕“義”，大鬧清風寨後宋江的表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水滸傳》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成就是主要的。這表現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對歷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污蔑、攻擊的起義英雄作了生動的描繪。但是由於作者未能擺脫封建思想體系的束縛，在一些根本觀點上仍然維護封建制度，這又決定了他對宋江所堅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義路線作了大力肯定，從而導致義軍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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