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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東郭記、紅梅記及其他
明中葉以後，戲曲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較為明顯，除徐渭、湯顯祖外，還有《東郭記》、《醉鄉記》的作者孫仁孺，《紅梅記》的作者周朝俊，他們的作品同樣表現了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
孫仁孺一名鍾齡，明萬曆、崇禎間人。他在《醉鄉記》的第一出裏說“婚宦因循，鎮日如聾啞”，可想見他在仕途上的挫折和對現實的不滿。《東郭記》借用《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的故事作架子，增加了淳于髡、王灌、陳仲子等人的活動，借古喻今，可說是明末官場的“百醜圖”。劇中的齊人到東郭蟠間乞食回來，還向妻妾吹噓。當他的扯謊被拆穿時，又說：“這是俺玩世之意，汝輩婦人女子耳，焉知大丈夫行事乎?”可是這樣的丑類後來卻成為齊國出將入相的上卿。王灌靠偷竊得來的錢行賄，步步向上爬。淳於髡則靠滑稽芻媚，博得齊王的歡心。陳賈、景醜之徒更拔掉鬍子扮作婦人，來討好王灌。通過這些漫畫化的描繪，尖銳諷刺了當時“賄賂公行，廉恥喪盡”的社會現實。作者借綿駒的口說：“近來齊國的風俗一發不好，做官的便是聖人，有錢的便是賢者。”他又借淳於髡的口說：“聞得個君王喜隱，好為淫樂，沈湎不治，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家危亡在於旦夕。”可見在劇中種種漫畫化的人物形象的後面，是隱現著一個憤世憂國的嚴肅主題的。
他的《醉鄉記》寫才氣縱橫的烏有生和毛穎等漫遊醉鄉，受為相公的挑剔和文魔等五鬼的折磨，結果那卓文君的妹子看不上烏有生，卻嫁給白一丁；韓愈當主考，歐陽修作閱卷官，沒有錄取烏有生，卻高中了銅士臭。它同樣是運用幻想、誇張的手法，對現實進行辛辣的諷刺。但作品裏同時流露了追求功名富貴的庸俗思想。
周朝俊，字夷玉，明末鄞縣人。他的《紅梅記》是根據南宋末年有關賈似道的傳說寫成的。賈似道憑藉他的權臣地位，可以占有數不清的姬妾；而李慧娘僅僅在伴遊西湖時讚美一聲書生裴舜卿，就喪身在賈似道的劍下，這已經血淋淋地揭露封建統治者的兇殘。後來賈似道又想霸佔少女盧昭容，裴舜卿仗義相救，為賈似道所陷害。這時李慧娘的鬼魂挺身而出，在刀光閃閃中救出了裴舜卿。最後，當賈似道拷問為妾時，她更大鬧賈府，保護和她處在同受迫害地位的諸姊妹，表現了對受壓迫者的深切同情和對統治階級的堅決反抗。當賈似道在《鬼辯》出說要牒送李慧娘到酆都城受苦時，李慧娘冷笑說：“笑君王一時錯認好平章，陰司裏卻全然不睬賊丞相。”這裏作者正是把陰司看作比較合理的另一世界來馳騁他豐富的想像，它和徐渭、湯顯祖的部分作品有其共同之處。當然戲曲裏的鬼魂形象，總是在承認有鬼神，有冥界的迷信思想之下進行構思的。但出現在《牡丹亭》、《紅梅記》等作品裏的女鬼形象，依然和那些宣揚封建迷信的鬼神形象有別；因為它們還是曲折表達了人民的某些願望，如對愛情幸福的追求，對權奸的懲罰等等的。《紅梅記》還結合南宋末年的情勢，展現了封建王朝走向沒落時期的廣闊畫面：在重重剝削之下，無數農民、商人已活不下去，而王朝官吏的貪污腐化卻有加無已；敵人兵臨城下，國家亡在旦夕，守邊將帥仍只知尋錢，只想投降。這些描繪結合李慧娘、裴舜卿等對賈似道的鬥爭，表現作家的民主思想。作品寫裴舜卿因折紅梅與盧昭容相識，經過種種波折終成夫婦，不脫一般才子佳人戲的常調，而且和李慧娘、裴舜卿一線的戲結合不緊，因此後來在舞臺演出時往往略去了。
晚明傳奇作家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戲，關目既多彼此沿襲，曲白也多濫調陳詞。徐複祚的《紅梨記》寫書生趙汝州與妓女謝素秋的愛情故事；高濂的《玉簪記》寫書生潘必正與女道士陳妙常的愛情故事。這些戲都根據元代以來長期流傳的舞臺演出本改寫，成就較高。《玉簪記》的《琴挑》、《偷詩》、《姑阻》、《秋江》等出寫得較出色，到今天還經常演出，為觀眾所喜愛。
比之當時大量出現的才子佳人戲，孟稱舜的《節義鴛鴦塚嬌紅記》閃耀著新的思想與藝術的光輝。《嬌紅記》的故事是人們早就熟悉的，但作者寫王嬌娘、申純的鬥爭有鮮明的思想傾向。王嬌娘認為人生大幸無過夫妻的美滿結合，而所配非人則終身懷恨，因此聰俊女子寧願學卓文君的自求良偶；如果不達目的，即以身殉情，亦所不恨。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她主動地選擇了自己的知心配偶——申純。而當她父親為了家門的利益要把她嫁給豪門子弟時，她和申生就不顧當時一切世俗的成見，如父母的深恩、功名富貴的前程等，而毫無怨悔地雙雙殉情，以死來抗議封建社會對青年人美好願望的扼殺。它和《牡丹亭》寫杜麗娘為了追求夢中的情人，出生入死，不達目的不休，精神上是一致的。在藝術上，作者寫嬌娘與申純由認識而產生愛情，中間幾經波折，彼此認識加深，情愛愈摯。後來良緣成空，彼此仍心心相印，決不相負，都從實境實情出發，通過動人的細節和個性化的語言，展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它表現了《牡丹亭》以後愛情戲的一個新的轉折——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
明末部分的戲曲作家有意識地改變了前期作家人物故事陳陳相因的形式主義傾向，但同時又出現了片面追求情節離奇巧合的形式主義傾向。它從沈景的《紅蕖記》開始，到阮大鋮的《春燈謎》而達到頂點。他們沒有想到事物的偶然性是在現實情境與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情勢之下出現的，而主觀臆造地利用姓名相近、面貌相似或女扮男裝、男生女相來製造各種離奇巧合的情節，這就使劇情發展缺乏現實的根據，喪失了藝術作品所應有的真實性。吳炳的戲曲在追求情節的巧合方面和阮大鋮相似，但有個別寫得較好的喜劇，如《綠牡丹》。
由於戲曲創作的繁榮，晚明在戲曲整理與出版方面也有顯著成績。臧懋循的《元曲選》、毛晉的《六十種曲》、沈泰的《盛明雜劇》，以及《詞林一枝》、《摘錦奇音》等通俗戲曲選刻本的流傳，對後來的戲曲創作與演出都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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