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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宋濂、劉基、高啟
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早年師事元代古文家柳貫、黃晉、吳萊，負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為翰林院編修，他固辭，入山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開國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任元史總裁。後因事牽連貶四川茂州，死於途中。
宋濂是明太祖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許多廟堂典冊文字，開國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他專長散文，集中較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是一部分傳記文。他的《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杜環小傳》都是比較著名的作品。《秦士錄》中的鄧弼是一個文武兼長而懷才不遇的人物，宋濂以同情之筆描述了他磊落的性格，坎坷的命運。王冕那種豪放而孤傲的性格在他筆下也寫得頗有生氣。李疑、杜環的傳記則在表現這兩個下層人物扶病濟貧、捨己為人的俠義品質中，鞭撻了社會上某些道德墮落的現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獨為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複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然默坐。或有狎之，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
這個不幸生長倡門的少女，能斷然拒絕一切繁華生活的誘惑，在被迫賣藝謀生時，能堅強地保持自己的尊嚴，的確是風塵中一個難能可貴的人物。“記”的後段寫她誓死抗拒縣令的侮辱以及她出嫁後與丈夫共同遇難殉節的行為，正是她平時這種樸素本色的堅貞品格的必然結果。她的堅貞和封建道德的貞節也有本質的差別。宋濂有一篇《題李節婦傳後》一方面承認“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同時也指出：“婦人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富貴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宋濂是一個理學家，他寫過不少充滿封建陳腐氣味的貞節婦女傳記。這兩篇文章所歌頌、所揭露的內容和他維護名教的動機是有矛盾的。他的傳記在藝術上也具有特色。他刻畫人物，往往是抓住一些委曲具體的細節來突出性格，對話也比較注意個性化，雖然渲染不多，仍給人較強的感染。
他的寫景文不多，但《桃花澗修禊詩序》、《環翠亭記》等篇，筆致簡潔清秀，近似歐陽修。如後篇寫亭外竹林，“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就是很美的片段。
宋濂論文力主宗經，他的《文原》強調說“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又說“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對司馬遷、班固頗有微辭。在《徐教授文集序》裏，他更把違背“溫柔敦厚”傳統的各種風格題材的文章，無論是“揚沙走石，飄忽奔放”，“牛鬼蛇神，危誕不經”，“桑間濮上，危弦促管”，或是“情緣憤怒，辭專譏訕”的文章，都認為“非文也”。這顯然是發揮理學家文論並配合朱元璋文化統治政策的言論。但他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在另一些文章中對司馬遷散文有高度的讚美，甚至對專學李賀“牛鬼蛇神”的楊維楨，也說了一些好話。
劉基(1311—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官至浙東行省郎中，後受排斥去官歸裏。至正二十年與宋濂同受朱元璋徵召，深受倚重，成為開國功臣之一。後被朱元璋毒害。
他是詩文兼長的作家。他在元末寫的《鬱離子》用寓言形式表現了他淵博的學識和富有創造性的思想。他的思想雖以儒家為主導，但也融合了道家、法家的某些觀點。在“天地之盜”一章中他說：“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這是積極地鼓勵人們利用自然來發展生產。他又指出由於統治者的殘酷壓榨剝削，於是“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他又提出緩和剝削壓迫以發展生產的主張，“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這在古代，的確是相當傑出的思想。在“楚有養狙以為生者”一章裏，他發展了莊子“狙公賦茅”寓言的思想，揭穿了統治階級欺騙、剝削、壓迫人民，必然要遭到覺悟的人民的反對：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垂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眾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
劉基的《鬱離子》寫於農民起義浪潮席捲大江南北的時期，這一段寓言正反映這個歷史時期的現實。在“郁離子之馬孳得抉提”、“穆天子得八駿”等章中，他也揭露了元朝以種族分等用人政策的不合理，勢必自取滅亡。劉基是地主階級中較有遠見的人，他之所以說出這些話，只是為了向統治階級敲起警鐘，決不是為人民說話。在“鬱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等章中，他就向統治者獻納了鎮壓農民起義的策略。他後來入明，作為“佐命功臣”，也極力勸導朱元璋離開農民立場，保衛地主階級利益。
和《鬱離子》的深奧複雜的內容不同，他也寫過一些較為淺近的寓言雜文，在著名的《賣柑者言》中，他揭露了元代那些官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本質。在《師子圖說》中他說明了“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的道理。
他的詩也有較高的成就。他有一篇長達一千二百多字的《二鬼》詩，寫管理日月的兩個鬼結鄰和鬱儀被暫放人間，五十年不得相見。後來宇宙發生變亂，他們才相會相約要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極。“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引頑囂，入矩規”。不料上帝認為他們泄漏了天機，派飛天神王捉住他們，“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他們無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息怒釋疑，重回天上同遊。詩中二鬼是比喻他自己和宋濂，詩的內容是通過離奇變幻的神話故事誇張他們要在動亂中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表現了他們受朱元璋牢籠豢養，抱負無法充分施展的苦悶。這篇詩受韓愈《雙鳥》的啟發，風格也接近韓愈、盧同《月蝕詩》，具有浪漫主義色彩。此外，他的樂府詩《築城詞》、《畦桑詞》、《買馬詞》等篇，或表示對時事的憂慮，或諷刺政令繁苛，重斂傷民，具有一定現實意義，語言亦質樸通俗。
他的詩文佳作，多半寫於元末，佐命以後作品除《二鬼》外，多歎老傷懷之作，早年那種飛揚豪邁的氣概，幾乎看不見了。
高啟(1336—1374)，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二年召入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三年堅辭戶部侍郎，退隱青丘，朱元璋認為他不肯合作，終於借蘇州刺史魏觀案件把他腰斬于南京。
他的詩歌，眾體兼長。摹擬取法，不限於一代一家。雖然因為死于壯年，未能熔鑄洗煉，自成一家，內容也不夠廣闊深厚。但才華橫溢，清新超拔，不愧為明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
他的樂府詩中有不少作品接觸到農村現實生活，雖然揭露階級矛盾遠不及白居易、張籍那樣鮮明有力，但描寫農村生活，頗有樸素真實的風土氣息。如《養蠶詞》：
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三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簷前繰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
這裏寫蠶家臨收繭而繁忙，見繭多而高興，怕夏稅而擔憂的生活情景，是有生活見聞實感的。其他如《打麥詞》、《采茶詞》寫江南農民的勞動情景，《田家行》寫遭水災農民的痛苦心情，都比較真切動人。
高啟詩中最能表現他個性特色和藝術才華的作品，還是那些抒情寫景之類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詩。他的歌行如《醉歌贈宋仲溫》：
書足記姓名，劍可酬恩仇。少學兩不就，空作澹蕩遊。與君相逄在東州，赤氣浮面非凡儔。驅車欲過公子宅，苦心莫伸涕橫流。黃雲已蔽燕國晚，白露正滿梁園秋。天高海闊無處往，借問何以銷煩憂為千石酒，萬戶侯，請君論此誰當優?吳門日出花滿樓，醉眠不須遣客休。君留綠綺琴，我脫紫衣裘。今日春好能飲否?東風吹散江南愁。
詩中寫對方落拓澹蕩的豪俠風貌，以及他和詩人意氣相傾的友誼，都很真摯動人。此外如《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以豪放不羈的詩筆，寫出江山的雄偉壯麗，並在深沈的歷史回憶中，自然地抒發出祖國重新統一給他帶來的喜悅：“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他早年作的《青丘子歌》，自述他疏狂的性格，苦吟的生活，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的生活和創作。他“不肯折腰為五鬥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這一方面說明他在元末動亂時代不夠關懷現實，但也說明他不願同流合污，以及在藝術上的苦心追求。讀這些詩，有些地方可以看出他受李白的影響。
他的七言律詩，內容也不外登臨、懷古、贈答之類，但藝術才華卻相當高。例如：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
新煙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誇。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卞侯墓上迷芳草，盧女門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詔，擬沽春酒醉京華。
——《清明呈館中諸公》
前詩借送行簡括地寫出祖國光復統一的新氣象，後詩寫帝都清明節光景透露出思鄉的一縷深情。或嚴肅，或微婉。都能作到涵渾從容，接近盛唐一些詩人的風格。
高啟和他同時的詩人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傑”。另外又有袁凱，以《白燕詩》著名，號為“袁白燕”。他們詩的風格各有不同，但成就都不及高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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