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
晚唐後期，由於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出現了一些繼承中唐新樂府運動的精神，“惟歌生民病”的現實主義詩人，其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批判的鋒芒相當尖銳，但才力學力卻不及中唐新樂府詩人。
皮日休(834為—883為)，字逸少，後改字襲美，襄陽人。他出身貧寒，從“老牛瞪不行，力弱誰能鞭”這類詩句看來，他是參加過一些勞動的。懿宗鹹通八年(867)，他以榜末登進士第。次年遊蘇州，為刺史崔璞軍事判官，與陸龜蒙唱和。後入朝為太常博士，複出為毗陵(江蘇武進)副使。大約於八七八年左右，他參加了黃巢的起義軍。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長安稱帝，他做了翰林學士。八八三年，黃巢兵敗退出長安，他很可能就死在這一年。
皮日休的富於思想性的詩和散文都是在舉進士之前寫的。收在鹹通七年自編的《皮子文藪》裏。在詩歌方面，他最推崇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他的文學主張受白居易的影響尤深。《文藪序》說他自己的散文作品“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桃花賦序》也說“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在《正樂府十篇》的小序裏，他更明確地強調樂府詩的政治作用：“樂府，蓋古聖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又說：“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梁陳之浮豔，謂之樂府，真不然矣。”所有這些，顯然是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繼續，和漢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文藪》的詩文便是他這種文學主張的實踐。
《正樂府十篇》和《三羞詩》深刻地反映了農民大起義前夕極端黑暗的社會面貌，是皮日休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品。在《三羞詩》中，他描寫了淮右蝗旱，民多饑餓的慘像：“夫婦相顧已，棄卻抱中兒。……兒童齧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離離。”並沈痛地指出：“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其三)同時，他還痛斥了軍閥的貪暴：“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癰，分為猛士祿。”(其二)《正樂府》中的《卒妻怨》、《貪官怨》、《農夫謠》、《哀隴民》，對官吏貪暴、戰爭災禍和農民被剝削的痛苦更作了全面的反映。而《橡媼歎》寫得尤其深刻動人：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僂黃發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複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當。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廂。如何一石餘，只作五鬥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乃於春，橡實誑饑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
這裏，橡媼的形象和她的遭遇，可以看做是封建社會裏農民悲慘命運的縮影。他們不僅要忍受地主的高利貸盤剝，而且最終還難逃貪官明目張膽的掠奪。皮日休的現實主義詩篇差不多全收在《皮子文藪》裏，其他三百餘篇，則多數是舉進士以後和陸龜蒙唱和之作，缺乏現實性。值得注意的是《汴河懷古》其二：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在批判隋煬帝開運河的主觀動機的同時，也不抹殺他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並把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和治水的大禹相比，是很有見地，也很有膽量的。
皮日休在散文方面，最推崇韓愈，繼承並發揚了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精神。他的許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詩更為強烈的戰鬥性。往往是托古諷今，三言兩語，一針見血。如《鹿門隱書》：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在《讀司馬法》中，他更揭露了歷代所謂開國之君的兇殘面目：“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因此，在皮日休看來，皇帝並不是什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如果他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將他處死並滅族。《原謗》說：“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者，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這樣光輝的思想，很鮮明地反映了大起義前夕農民激烈的反抗情緒。
聶夷中(837—為)，字坦之，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他出身貧寒，曾“奮身草澤，備嘗辛楚”(《唐才子傳》)。鹹通十二年(871)成進士後，在長安仍過著“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雞起”的奔走衣食的生活，最後，才做了華陰縣尉。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對農民的疾苦和貴族的豪華都有較深切的瞭解。而這也就構成了他的詩的兩大主題：一是諷刺貴遊公子。這可以《公子家》為代表：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
這班公子們就是這樣“五穀不分”和“不知稼穡之艱難”的。在《公子行》二首中，還諷刺了他們的無知和橫行霸道：“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騎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另一主題是同情農民的痛苦。在這方面 ，他的《傷田家》可以和李紳的《憫農詩》並傳千古；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前四句先寫農民“賣青”度日的痛苦境況，接著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來比喻，既形象，又恰切，遂成千古傳誦的名句。後四句雖然流露了對君王的幻想，但主要還是對昏君的諷刺和教訓。作者用“綺羅筵”和“逃亡屋”作鮮明的對比，更增強了詩的藝術力量。又如《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
一邊是辛苦的勞動，一邊是無厭的剝削，但更不道破，而寓諷刺於為事之中，顯得更為冷峭有力。聶夷中的詩現只存三十七首，但其中用樂府古題和自創新題的竟有十幾首，可見他確是一個有意識地寫樂府詩的作家。
杜荀鶴(846—907)，字彥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他出身寒微，嘗自謂“天地最窮人”。四十六歲舉進士，曾為宣州田君的從事。唐亡，依朱溫，為翰林學士，但只五天便死了。現存《唐風集》是他親自編定的。
杜荀鶴很有政治抱負，他說：“男兒出門志，不獨為身謀。”(《秋宿山館》)又說：“共有人間事，須懷濟物情。”(《與友對酒飲》)他的文學主張和白居易很接近，如《自為》詩：“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又《秋日山中》詩：“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因此，他的詩能夠相當廣泛地反映唐末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的災難。八八芳年，黃巢起義軍佔領長安，唐僖宗逃往四川，這時各處地方軍閥不僅沒有接受教訓，反而趁火打劫，屠殺人民。對此，詩人在《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一詩中作了盡情的揭露：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瓦城磚。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他更多的詩是描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如《山中寡婦》：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在《亂後逢村叟》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沈痛的描述：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征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
詩人對人民的同情和對那些軍閥官吏的憎恨，表現得最集中、最鮮明，也最有力的，是他那首《再經胡城縣》的七言絕句：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在《題所居村舍》中，他更反映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如此數州誰會得為殺民將盡更邀勳!”
杜荀鶴專攻近體，所作三百多首詩，沒有一篇古體。在近體中，又以七言律詩為最多，也寫得比較好。雖然在藝術上不夠錘煉精密，但他不用典故，不堆砌詞藻，而是把律詩的聲律對偶和淺近通俗的語言結合起來，平易委婉，如話家常，可以說是律詩的通俗化。杜荀鶴雖然沒有沿用樂府古題，也沒有自創新題，但他的創作精神卻和新樂府運動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