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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
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為分界線的唐代文學，隨著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急劇變化，也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這轉變，總的說來，便是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杜甫是這一轉變的旗手。經中唐前期到貞元、元和年間，現實主義已逐漸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階段。散文方面有韓柳的古文運動，小說方面則傳奇達到空前的繁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歌方面出現了白居易諸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貞元、元和年間，內則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戰亂頻仍，賦稅繁重，外則吐蕃回紇，不斷入侵，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化，迫使詩人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另一方面，社會比較穩定，並曾一度在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也為詩人們的改革現實帶來一線希望。這就是以批判現實為主旨的新樂府運動為生的社會根源。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共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治)世而君聖盛，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元詩寫於元和四年，正足以說明這種情況。
“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共最後一類標名為“新樂府辭”，即本於白居易。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這裏有三點須說明：一是用新題。從建安時代起，文人樂府也有少數寫時事的，但多借用古題，反映現實範圍既受限制，題目和內容也不協調。新樂府則自創新題，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也有一些自創新題的，但內容又往往不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是從杜甫創始的，但還不是所有新題都寫時事。新樂府則專門“刺美見(現)事”，所以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諷諭詩”。三是新樂府並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因此儘管實際上它們全是“未嘗被於聲”的徒詩，但仍自名為樂府，並加上一個“新”字以示區別。這從音樂上來說，是徒有樂府之名；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是真正的樂府，因為體現了漢樂府精神。
概括地說，由漢樂府的“緣事而發”，一變而為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再變而為杜甫的“因事立題”，這因事立題，經元結、顧況等一脈相承，到白居易更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準則，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就是新樂府運動形成的一般歷史過程。元稹、張籍、王建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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