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基於上述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傾向，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赴奉先詠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徵。杜甫始終關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複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他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這裏，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羌村》第三首也說到“兒童盡東征”。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更指出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養活了達官貴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並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的撲棗，更說出了窮人心坎裏的話：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歸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為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而且還以熱情酣暢的詩笑，描繪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飲》：
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為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為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鬥。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為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白居易《觀稼》詩：“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總之，作為一個詩人，只有在杜甫筆下才能看到如此為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想到的卻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為。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寧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白居易《新制布裘》詩：“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黃徹《鞏溪詩話》說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寧苦身以利人”，這評比也是公允的。
當然，杜甫對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維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尋求減緩人民災難的辦法，反對人民的“造反”。儘管他寫過“資賊本王臣”，承認了“官逼民反”；當元結在詩中痛恨官不如賊的時候，他也給以熱烈的支援；但是當袁晁在浙東起義時，他卻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這就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階級局限。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徵。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血誠。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旦大亂初定，消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真是“潑血如水”。由於熱情洋溢，一派滾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為戒律森嚴的律詩。
杜甫始終關懷著國家命運，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類詩句是很多的。隨著國家局勢的轉變，他的愛國詩篇也有了不同的內容。比如，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夢想和渴望的就已經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呂尚、諸葛亮那樣的軍事人物：“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晚登襄上堂》)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只是寫的一匹“老肅霜”，而是蘊含著一種急欲殺敵致果的報國心情在內的詩人自己的形象。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別”並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並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別》)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自己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號召。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黷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杜詩注解》序)從戰爭的性質指出杜甫由反戰到主戰同樣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有見地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懷著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人民性的第三個特徵。
杜甫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物件是誰。早在困守長安時期，他就抨擊了唐玄宗的窮兵黷武，致使人民流血破為。在這方面，《兵車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複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為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前出塞》中，詩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樣的抗議：“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卻在《麗人行》中揭露了他們的奢侈荒淫的面目：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闔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及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巒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空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複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詩人還把楊國忠兄妹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聯繫起來：“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寄賀蘭恬》)同時，他又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
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恩、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只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能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只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為天子不在咸陽宮。”伴隨著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姦淫，《三絕句》之一對此作了如下的無情揭露：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這時，官吏的貪污剝削也有加無已，《歲晏行》說：“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人民詩人，他有時就難免破口大為，把他們比作虎狼：“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絕句》)把他們看作兇手：“萬姓瘡痍合，群凶嗜欲肥!”(《送盧十四侍禦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可惜，階級的局限使杜甫仍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為”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忠告他的朋友們要作清官：“為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面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著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即使是大雨，那怕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止不住他的惱怒：“籲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九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的。在詠物詩中，有的直接和現實聯繫，如《枯棕》、《病桔》等；有的則是借物寓意，因小明大，如《螢火》刺宦官的竊弄權柄，《花鴨》刺奸相的箝制言論，至如《麂》詩：“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那更是憤怒的譴責。所有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大自然。他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如《月夜》、《月夜憶弟》、《夢李白》等，也無不浸透著摯愛和無私精神。“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他對李白的友誼是如此深厚。我們祖國的山川風物是美不勝收的，杜甫並不是山水詩人，但他卻比之一般山水詩人寫出了更多的山水詩，而且自具特色。中國有五嶽，杜甫用同一詩題《望嶽》寫了其中的三個：泰山、華山、衡山。此外象隴山、劍閣、三峽、洞庭等等也都作了出色的描繪。“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清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從這類句子，我們也就可以看出這類詩同樣飽含著詩人的愛國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