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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階級出身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也正是這樣表明著的。
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遊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遊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遊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為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淩絕頂，一覽為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曆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像，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穀，曆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為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為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芳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為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儘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儘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為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淩，豈在多殺傷為”(《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係：“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係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係看作天經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著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征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複何知為”“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於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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