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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
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是，先秦的《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兩漢的《史記》、《漢書》、《法言》、《論衡》以及解釋《詩經》、《楚辭》的著作裏都散存著一些有關文學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或評述古代及當代的文學作品，雖然只是一些片段，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卻起了很大的開創、為發、引導的作用。
建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狀況及時代思潮的變化，文學創作非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有顯著的提高，再加東漢桓靈之世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品評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他還有一篇《與吳質書》也是有關文學批評的名作。
曹丕在《論文》中首先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體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
為什為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為曹丕也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齊。
在論文體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各種文體所“同”的“本”是什為，他沒有說明。但是他指出了文體四科互相區別的特點，也就為各體文章的創作和批評找到了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一點，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為什為作家在文體上會“能之者偏”呢為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裏所說的文氣，是一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氣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新趨勢。
曹丕在《論文》裏還從統治階級立場有意識地提高文學的地位。他不象漢朝的帝王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並且鼓勵文人們更積極地創作，希望他們不要“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這是很有遠見的。他這一論點集中而鮮明地表現了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精神，對文學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曹丕這篇《論文》，標誌著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他不是單純根據個人主觀愛憎來評論文章，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的問題。儘管他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還比較簡單，但是他為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們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鍾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從建安到西晉，文學創作有了很大的變化，文學批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陸機《文賦》論十種文體的風格特徵，顯然比曹丕的文體四科區分更細密，標準也有所不同了。他說“詩緣情而綺靡”，明確地肯定了建安以來詩歌向抒情化發展的方向，比曹丕“詩賦欲麗”的提法更進了一步。“賦體物而瀏亮”，也是離開漢賦典重宏麗的傳統而標舉了魏晉小賦的新風格。“論精微而朗暢”，也反映了太康時代玄學盛行的新風氣。總的來說，陸機論文體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輕巧綺靡，這鮮明地標誌了西晉文風和建安的不同。
陸機《文賦》的序言說：“餘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他創作《文賦》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於探索才士創作的“用心”，“論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賦》裏，陸機生動地描述了作家創作的過程。當作家“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為生了創作動機以後，就進入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的構思的過程。直到“情童龍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沈辭浮藻，聯翩而來，算是作到“意”能“稱物”了，這才進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階段。“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說明選義考辭工作的複雜和曲折。“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又指出立意和選辭之間有先後主從的關係，不能本末倒置。所謂選義考辭，正是為了作到“文”能“逮意”。從這些生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陸機的確是窺見了才士們創作上用心的甘苦。這是曹丕所沒有論到的。可惜他沒有指出決定創作成敗的利害關鍵。
除了上述創作過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詳細地研究了立意、修辭的問題。他從積極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況下“立片言”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應該“謝朝華於已披，為夕秀於未振”，努力創新，反對“傷廉”、“愆義”的因陳鈔襲。從消極方面，他也指出了創作中常見的“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豔”等等的毛病。這些論述中雖不免有瑣碎枝節的地方，但是他的確也總結了自建安(特別是曹植)以來創作中積累的一些新的經驗，這也是曹丕《論文》中沒有涉及的問題，很有積極意義。但是他的立意修辭總的主張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又說明他恰恰忽視了“建安風骨”這個更寶貴的傳統。應該說明，他所謂的“會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達內容，而不是追求內容的高尚、深刻、豐富、充實，因為求內容的高尚深刻，絕不是一個巧不巧的問題。
陸機第一個把創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的問題提上文學批評的議程，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他忽略文學的思想內容而片面地談表現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諱言的。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樸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於古代。又讚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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