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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王充的文學批評
東漢一代今文派經學和稱緯之學特盛，佔據文壇的仍舊是西漢以來那種歌功頌德的辭賦，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充滿著愚妄和迷信。能夠首先衝破這個沈悶的時代，並給以深刻有力的批判的是東漢初年的王充。
王充(27—101?)，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家以農桑為業，是一個“細族孤門”。曾“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為流百家之言”。他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所著《論衡》八十五篇，是我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這裏，王充以唯物主義觀點批判了當時統治者所提倡的對於天道神權命運的迷信。他自言《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這種鮮明的態度表現了作者反正統思想的戰鬥精神。從這種精神出發，作者對當時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為而不真”的文風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在許多篇章如《藝增》、《超奇》、《佚文》、《案書》、《對作》、《自紀》等篇中提出了不少進步的主張，對魏晉以後的文藝思想為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充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他說：“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為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佚文》)他要求文人能負起“勸善懲惡”、“匡濟薄俗”的教育任務。正是從文章這一實用目的出發，他要求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他說：“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內容，二者是“外內表裏，自相副稱”(《超奇》)，彼此是統一的。但二者的關係他人為是這樣的：“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內容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情見乎辭”，所以“文辭美惡”又“足以觀才”。(《佚文》)文章既有充實的內容，又有絢爛的文采，才能使讀者“誠見其美，灌氣發於內”(同上)，從而收到潛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因此，王充雖然反對“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藝增》)的作法，但他並不完全反對誇張。他曾列舉了《詩》、《書》、《論語》的實例說明誇張的必要，認為誇張可以“令兄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同上)。這確實說出了文學誇張手法的用意。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致，主張用明白易曉的語言寫文章。他說：“夫文由(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為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為”又說：“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自紀》)這些主張正是對當時流行的“深複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的批判，也是對當時文壇“尊古卑今”，以古語代今語的崇古風氣的批判。作者還從要求書面語和口語一致的前提出發，討論了古今語異的原因。他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同上)這樣的看法說明王充分析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發展的眼光，這是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
王充要求文章的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是他的反對盲目崇古精神進一步的表現。他認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應有自己特殊面貌。當別人指責他“文不與前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時，他回答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又說：“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複八采，禹目當複重瞳。”這種要求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給予那些對所謂古聖先賢“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類比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並對後世為生了積極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為。
東漢還有一些政論文，他們在議論時政、針砭時弊上，繼承了賈誼、晁錯的優良傳統，對當時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潛夫論》、崔是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就文章而言，它們的結構嚴密，語言質實，並常常用歷史故實和生動的譬喻來加強文章的說服力量。由於辭賦的影響，這些政論文也有善於鋪陳，多用排偶的特點，但文章氣勢一般不如西漢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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