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文學的發展，鮮明地表現著下列重要的特點——
文學的政治性、戰鬥性，即文學作為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作用，隨著近代社會的發展，愈來愈加強和顯著了。龔自珍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世紀，他的許多詩文，大都從政治和社會歷史的觀點來揭露現實問題，自覺地使他的詩文作品成為現實政治社會批判的工具。後來馮桂芬、王韜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的“新派詩”和“新文體”，更直接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密切配合改良主義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提倡“文以紀實”，他們的詩文則是鼓舞廣大人民的革命鬥志、推翻清王朝的火焰和武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秋瑾等和“南社”的大批詩人們更自覺地使他們的詩文作品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這是一個進步的文學陣線，代表著近代文學發展的主流。它充滿著政治鬥爭內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即反帝愛國和民主主義的革命鬥爭內容。同時，“正統”派作家，從早期的宋詩派到“同光體”詩人，以及“桐城派”古文家和“常州派”詞人，在革命潮流中，也無不利用他們的作品，或者直接宣傳封建思想，反對人民革命；或者詆毀新潮流，抗拒新思想和新文化；或者傷春悲秋，模山范水，此唱彼和，粉飾太平：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維護清王朝的賣國投降和封建統治服務。他們的作品也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反動腐朽的文學陣線，是近代文學的一股逆流。這種進步的和反動腐朽的文學陣線的對立，比之過去任何歷史時期，更為明顯，也更為尖銳，是近代急遽的社會發展、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反映。
文學的題材和內容，即文學反映現實的領域空前地擴大了。詩文戲曲小說無不如此。特別是詩，表現得尤為突出。進步詩人不僅系統地反映了近代歷史的許多重大事件，而且也越來越多地反映了“新世”的“瑰奇”，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識，等等。輪船、火車、電報、海洋、外國風習，民主、自由、平等、進化、革命，乃至宗教和科學知識，都成為他們歌詠的物件了。就連某些擬古主義的詩人，在現實運動的衝擊下，也不能不以某些新事物入詩。由於政治性的加強，進步詩人為使這一傳統的、為廣大社會階層所熟習的藝術形式，更好地為革命鬥爭服務，起到鼓舞士氣，開通民智，激勵人心的作用，也不能不打破那些“古雅”、“高雅”等等陳腐的觀念，使一切新事新物，俗事俗物，無不可以入詩；歌頌、諷刺、感慨、議論，無不可以用詩來表達。
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良藝術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龔自珍首先突破了清中葉以來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統治，成為近代早期的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但他的許多散文和一部分律詩、絕句，也表現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有些小詩體現了二者的結合。後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許多作家，都繼續著他的足為前進，在和各式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鬥爭中，進一步發展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特別是現實主義成為文學界一種自覺的創作運動。林昌為的《射鷹樓詩話》和陳應昌的《清詩鐸》具體地反映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觀點。貝青喬的《咄咄吟》專寫浙江沿海抗英清軍的腐朽實況；黃遵憲以絕大部分詩篇系統地反映了近代的重大事件；許多進步作家的散文、小說、戲曲，無不著重揭露現實政治社會的腐朽黑暗；對小說戲曲更特別強調其改良社會的教育作用：這一切都說明了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和創作運動的不斷高漲，它和浪漫主義彙成了近代文學的主流。一切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相形見拙，了無生氣。
由於近代文學的政治性的加強，以及題材和內容的擴大，文學的形式、語言乃至風格特徵也有了變化。一般趨向通俗化。近代詩中許多優秀的作品是“新樂府體”和更加自由解放的“古體”。許多詩人學習寫作竹枝詞和山歌。這都顯示著對詩的形式、表現方法和工具的變革的要求。龔自珍作詩不拘聲調格律，自覺地運用各種形式。他的許多絕句詩近於隨口說話。黃遵憲明白主張“我手寫我口”，以“方言俗諺”入詩而又“不名一格，不專一體”。這些都說明詩人試圖突破舊形式的努力。隨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發展，詩的通俗化表現向兩方面發展：一方面要求與音樂結合，使之能夠歌唱，以便廣泛流傳；一方面要求語言淺顯，易讀易懂，形式自由，表達方便。許多詩人寫了所謂“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秋瑾、高旭等，都有這類作品。散文不僅有梁啟超“務為平易暢達的新文體”，而且在語文合一的要求下，也出現了許多白話文。章炳麟雖提倡魏晉文，卻也頌揚語意“淺露”的《革命軍》，以為“感恒民當如是”。他也寫過這類政論文。昆曲為京劇所代替，話劇的產生，以及民間文學形式多方面的運用，都是要求通俗化的表現。陳天華的《猛回頭》是以民間唱本形式寫成的一種通俗宣傳的著名作品。
由於近代社會迅速的變化和錯綜複雜的矛盾，也由於作家本身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近代文學發展呈現空前的複雜情況。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自覺性雖大大地提高，但作品的出現往往落在政治運動的後面。改良派的許多詩文和著名的小說作品，都為生在民主革命時期。這些作品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發生一定的積極的影響，但實際上它們已起著對抗革命潮流更大的消極作用。許多進步作家對封建文化的衝擊力量本來就薄弱；而且他們的進步往往只表現在一個時期。許多作家前後期往往判若兩人。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都是著名的代表者。“正統”派作家，與時代背道而馳是他們的基本傾向，但在現實社會運動的影響下，也不能完全無動於中，因而也往往寫下某些可取的作品。“宋詩派”詩人和“桐城派”古文家都有個別比較有意義的作品。新舊派作家都有內容和形式矛盾的作品。
同樣由於上述原因，近代文學呈現著明顯的過渡狀態。傳統文學，以“同光體”詩、“常州派”詞、“桐城派”古文為代表，依然活躍一時。進步文學雖以反帝愛國和民主主義為內容，但也不夠深廣；舊形式、舊風格突不破，通俗化不徹底。許多作家以為這只是開通民智的需要，對文學發展本應繼承革新、走向廣大社會階層的人民，缺乏認識和努力。有些作家如嚴複、林紓等還迷信古文的表達作用，反對文學語言通俗化。藝術形象不成熟，以小說表現得最突出。有些小說只是借小說的形式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理想，並沒有創造人物形象的認識；許多小說旨在廣泛地揭露黑暗，隨事牽連，結構散漫，也很少創造出時代的典型形象。晚清所謂譴責小說大抵都存在著這種缺點。這些都是過渡狀態的表現。
但近代文學是有成就的。它的反帝愛國和民主主義的基本主題，它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它的突破舊形式，語文合一、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準備了一定的歷史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