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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明初到中葉的戲劇
明初雜劇作家較多，據《太和正音譜》記載，有劉東生、王子一、賈仲名等十六人。但除楊景言的《西遊記》雜劇寫三藏法師取經故事，對後來神話小說《西遊記》有影響外，其他作家既少直接反映現實或描寫重大歷史事件的作品，就是他們寫得最多的愛情戲，如劉東生的《嬌紅記》、王子一的《誤入桃源》、賈仲名的《鐵拐李度金童玉女》，也大都不脫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點等俗套。至於擅名一時的朱有敦(1379—1439)《誠齋樂府》，以大量神仙慶壽、美人賞花的戲曲來點綴豪門貴族的生活，內容更少可取。甯獻王朱權(1378—1449)著的《太和正音譜》和賈仲名的《錄鬼簿續編》，對研究元及明初雜劇有重要的價值。傳奇戲從《琵琶記》出現以後，宣揚封建道德的傾向愈益嚴重，到成化年間(1465—1487)，號稱理學名臣的丘睿作《五倫全備記》，虛構了伍倫全、伍倫備兄弟和他一家的遭際，表現了劇中人物怎樣死心塌地地按照封建道德教條行事。劇中許多唱詞說白充滿封建說教意味，第三出裏四支〈金字經〉甚至全用《論語》的句子寫成。邵燦在《五倫香囊記》的第一出裏自稱“因續取五倫新傳，標記紫香囊”，可說是《五倫全備記》的複製品。此外如《馮京三元記》寫馮商積累“陰德”，感動上帝，生子連中三元；《商輅三元記》寫秦雪梅守節撫孤，長大後連中三元，也都是宣揚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
為了使戲劇更好地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明代法律一面禁止在舞臺上裝扮歷代帝王後妃、先聖先賢的形象，保持這些封建偶像的“尊嚴”；一面鼓勵那些“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的戲，為他們宣傳因果迷信及封建道德觀念(《大明律·禁止搬做雜劇律令》)。丘睿在《五倫全備記》的《付末開場》裏有一段自白。
這三綱五倫，人人皆有，家家都備。只是人在世間，被那物欲牽引，私意遮蔽了，所以為子有不孝的，為臣有不忠的……是以聖賢出來，做出經書，教人習讀，做出詩書，教人歌誦，無非勸化世人，使他個個都習五倫的道理。然經書卻是論說道理，不如詩歌吟詠性情，容易感動人心。曾見古時老先生，每說“古人之詩如今人之歌曲”。……近世以來做成南北戲文，用人搬演，雖非古禮，然人人觀看，皆能通曉，尤易感動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覺。但他做的多是淫詞豔曲，專說風情閨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敗壞了風俗。……近日才子新編出這場戲文，叫做《五倫全備》，發乎性情，生乎義理，蓋因人所易曉者以感動之。搬演出來，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雖是一場假託之言，實萬世綱常之理。
這段話是高明“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更全面地體現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要利用戲劇為他們服務的觀點。由於明代前期封建經濟繼續有所發展，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和，也有利於這種戲劇觀點的形成和擴大影響。就這樣，從明初到中葉的百多年間，劇壇上一直泛濫著一股“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徐渭《南詞敘錄》：“以時文為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於《香囊記》。”時文即指當時應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它規定只能代聖賢立言，而不許作者有自己的想法。)，戲曲創作也同詩文、小說等一樣，長期處於萎靡不振的狀態。
和明代前期劇壇上泛濫著“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的同時，繼承前代戲曲優秀傳統的作品，如經過明人改編的《南西廂》、《幽閨記》，描寫歷史英雄故事的《古城記》、《草廬記》、《金貂記》，描寫水滸故事的《木梳記》等，依然在民間流行。這些民間流行的戲曲大都愛憎分明，語言樸素，舞臺影響深遠。它們和唐人傳奇、宋元話本以及《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長篇小說，共同為明中葉以後戲曲創作的轉向繁榮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和藝術上的借鑒。
從明初到中葉，經過比較長期的穩定，國內各大都市，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既為明中葉時期戲曲事業的繁榮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明中葉以後出現的王學左派思想，也打破程朱理學的長期統治，為一些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戲劇的產生掃除了思想上的障礙。明代統治階級大力推尊《琵琶記》，而王學左派的思想家李贄卻認為《西廂記》、《拜月亭》的成就在《琵琶記》之上。元人雜劇裏所豔稱的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的故事在《破窯記》裏已被貶低(見第二十一出)，到《香囊記》裏更說她“遺臭千年未泯”(見第三十六出)，而李贄卻稱許她是“善擇佳配”。這些被統治階級看作“異端”的思想，直接促進了明中葉後一些具有反封建思想傾向的戲曲的產生。
明中葉出現的比較有成就的戲曲作家有康海、王九思、李開先等，他們都是在統治集團裏被排擠出來的人物，從而對統治集團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認識。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陝西雩縣人。康海(1475—1540)字德涵，陝西武功縣人。他們都是弘治中進士，在正德初年免官回鄉。王九思的《杜甫遊春》雜劇，寫杜甫在安史亂後出遊曲江，痛罵李林甫的“嫉賢妒能，壞了朝綱”，流露了作者對當時執政大臣的不滿。比之明初那些為親王貴族歌舞升平的戲曲，已經前進了一步；但作品裏的杜甫實際是作者的化身，它遠不能表現這位偉大詩人的精神面貌。康海的《中山狼》雜劇相傳是為諷刺李夢陽寫的(參看《曲海總目提要》卷五)。作品寫東郭先生冒著生命危險，把被趙簡子射傷的中山狼藏在書囊裏，避過了趙簡子的搜查；可是當中山狼出囊之後，反說東郭先生是假意救它，實際是要害了它的性命，連原來東郭先生在趙簡子面前替它辯護的話都成了他的罪狀。這就深刻地揭露了狼的本性，不管你對它怎樣慈悲，它總是要吃人的。作品還寫東郭先生在受盡狼的威脅之後，當杖藜老人把它騙進書囊要殺死它時，他又動了惻隱之心說：“雖然是它負了俺，俺卻不忍殺了它也。”這就辛辣地諷刺了這個書呆子的溫情，在今天也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全劇關目緊湊，語言本色而流暢。狼、老杏、老牛的開腔說話，情態逼真，使作品饒有童話意味，這在古典戲曲裏是少見的。
李開先(1502—1568)，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丘縣人，曾任太常寺少卿，後因不滿朝政，自請罷官。他平生愛好詞曲，現傳有《寶劍記》。《寶劍記》寫北宋禁軍教頭林沖上疏彈劾奸臣童貫、高俅，被高俅以借看寶劍為名，設計陷害，逼上梁山，最後仍受招安，同被高衙內迫害的妻子張貞娘團圓。傳奇通過林沖和高俅之間的鬥爭，曲折反映了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同時抒發了作者對現實政治不滿的心情。他寫林沖的兩次上疏和張貞娘為夫擊鼓鳴冤，在水滸故事裏並無根據，倒更象後來《鳴鳳記》裏有關楊椒山夫婦的描寫。《水滸傳》寫一個絲毫不想反抗王朝的林沖終於走向堅決反抗的道路，樹立一個草莽英雄的形象，並深刻揭露統治集團內部尖銳的矛盾。《寶劍記》寫林沖受盡迫害，對宋王朝始終存在幻想，且終於為了忠孝兩全，受詔招安，這就把這個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然而這作品在《五倫全備記》、《五倫香囊記》等傳奇正在流行的時期出現，內容既有一定的現實性，曲詞也比較清暢，不象當時有些文人的作品，過分追求典麗，因此對當時的戲劇創作依然有一定的積極影響。劇中《夜奔》一場是歌場傳唱之作，下面二支曲子比較真切地抒寫了一個在統治集團裏飽受打擊被迫逃亡者的心情。
按龍泉血淚灑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專心投水滸，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顧不的忠和孝。
——〈雙調·新水令〉
良夜迢迢，投宿休將門戶敲。遙瞻殘月，暗度重關，急步荒郊。身輕不憚路迢遙，心忙只恐人驚覺。魄散魂消，魄散魂消，歎紅塵誤了五陵年少。
——〈駐馬聽〉
後來萬曆年間的戲曲家陳與郊改編《寶劍記》為《靈寶刀》，在林沖被誣的部分恢復了《水滸傳》的原來面目，保留了原記裏貞娘擊鼓鳴冤、錦兒代嫁等情節和部分曲詞，又增加了宋徽宗帶妓女李師師遊萬歲山、李逵在壽張縣坐衙判案等饒有諷刺意味的情節，比原記確是提高了，雖然結尾還是擺脫不了招安受封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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