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變文
變文是寺院僧侶向聽為作通俗宣傳的文體，一般是通過講一段唱一段的形式來宣傳佛經中的神變故事。正象佛經中神變故事的圖畫叫作變相，這種文體就叫變文(注：一說是把經文轉變為通俗易懂的文體，因而得名。)。從魏晉到隋唐，佛教的流傳愈廣，僧侶通俗宣傳的花樣也愈多，有轉讀、唱導、俗講等名稱。它們既直接繼承了佛經裏以散文為說以偈語宣贊的形式，同時也接受了我國民間流傳的故事賦、為事詩的影響，在誦說時運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時採用五言詩或七言詩的形式。唐時俗講尤其流行(注：“俗講”是僧侶對俗家講經的一種形式，它是與僧侶在教門內部講經的“僧講”對稱的。)。韓愈《華山女》詩形容它的盛況是“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趙粼《因話錄》記晚唐俗講僧文漵說：“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又說：“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後來在宋金說唱諸宮調裏還一直保留了〈文漵子〉這支曲調，可想他對當時教坊歌曲及後來說唱文學的影響。
和佛教俗講流行的同時，民間藝人也採用變文的形式講唱故事。唐王建《觀蠻妓》詩：“欲說昭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又五代韋轂選《才調集》載有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翠眉頻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可見當時通俗說唱，不但有說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畫幅配合，正象佛教的變文也往往與變相圖配合一樣，它的目的在使“看官們”同時從圖畫裏得到印證。
從北宋以下，繼承唐代通俗文學而發展起來的話本、詞話(注：這裏的詞話是指有歌詞配合的話本小說，它和評論詞創作的詞話不同。)、戲曲等文藝形式愈來愈完善、豐富，唐代流行的變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學作品逐漸喪失了現場演出的意義，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歧視，這些作品絕大部分沒有流傳。現傳的變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才從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但其中不少卷子已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盜走，現在保留在北京圖書館裏的只是它的殘餘部分。
一般所說的敦煌變文實際包括宣講佛經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講唱文學作品。有些作品後面還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題記。作品為生的時間既久，內容也相當複雜。宣講佛經的主要有講經文和變文兩類。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經文，然後邊講邊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蓮花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後者直接講唱佛教故事，不引經文，如《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義的宣傳，充滿了因果報應、地獄輪回、人生無常等思想，同時還夾雜“居家盡孝，奉國盡忠”(見《降魔變文》)及“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見《太子成道經》)等封建道德觀念。它們規模的巨大和幻想的豐富都在當時其他通俗文學之上。如《降魔變文》寫佛弟子舍利弗與“外道”六師鬥法。六師先後化出“頂侵天漢”的寶山，“瑩角驚天”的水牛，“口吐煙雲”的毒龍等，一一為舍利弗化出的金剛、獅子、鳥王等所破滅，其中有不少想象瑰奇的描繪。如下面的一段：
六師既兩度不如，神情漸加羞而，強將頑皮之面，為裏化出水池。四岸七寶莊嚴，內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綠水而競生；軟柳芙蓉，匝靈沼而氛氳。舍利(弗)見池奇妙，亦不驚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軀廣闊，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蓮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掐弦管，口奏弦歌，聲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麗。象乃徐徐動步，直入池中，蹴踏東西，迴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乾枯，岸倒塵飛，變成旱地。于時六師失色，四為驚嗟，合國官僚齊聲歎異處，若為：
其池七寶而為岸，瑪瑙珊瑚爭燦爛。池中魚躍盡衡冠，龜為黿鼉競穀竄。水裏芙蓉光照灼，……
後面這段七言唱詞又把上面散文為述的內容重復歌詠一番。這樣講一段，唱一段，直到故事結束。變文的基本形式就是如此。
在宣講佛經的變文裏還有一種“押座文”，是在講經以前念唱的詩篇，篇幅較短。“押座”即壓座，含有安定四座聽為情緒的意思。它的作用跟後來話本的“入話”和彈詞的“開篇”有點相近。
比之宣傳佛經的作品，其他通俗說唱文學作品一般較有生活氣息和現實意義。這類變文以講唱歷史故事的為最多。其中《伍子胥變文》講唱楚平王奪子妻為妃，並殺害忠言相諫的伍奢和他的兒子子尚，他的小子子胥曆盡艱苦為父兄報仇，是我國較早也較完整的說唱文學作品。作品除揭露了楚平王的淫亂殘暴，突出了伍子胥的報仇決心外，還寫浣紗女、漁父等不貪富貴，不避誅戮，幫助伍子胥逃亡，表現了人民反抗暴君、同情忠臣義士的思想感情，帶有較多的民間傳說色彩。這類變文裏尚有少數講唱民間傳說或當時社會重大事件的。前者如寫孟薑女哭倒長城的《孟姜女變文》，後者如寫唐末沙州愛國將領張義潮等領導人民起義、趕走了吐蕃和回鶻守將的《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這些作品都已殘缺，但仍表現了人民的愛國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間偶有片段動人的描寫，如孟姜女在長城下和骷髏對話的一段，深刻地揭露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設想也較為奇特：
……更有數個髑髏，無人搬運，薑女悲啼，向前供(借)問：“如許髑髏，家居何郡為因取夫回，為君傳信。君若有神，兒當接引。”
髑髏既蒙問事意，已得傳言達故里。魂靈答應杞梁妻：“我等並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築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鋪屍野外斷知聞，春冬鎮臥黃沙裏。為報閨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又如《張淮深變文》寫唐朝使者到了沙州，歎念敦煌雖“百年阻漢，沒落西戎”，而“人物風華，一同內地”，感動得左右從人無不悽愴，則通過人物和環境的渲染，流露了人民的愛國思想。
前面以散文為說，後面以詩歌吟歎的作品在我國文學史上是早就出現的。《楚辭·漁父》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都是如此。但以一段散文、一段詩歌、邊說邊唱、交互進行的文學樣式，那是到唐代變文流行以後才大量出現。宋元時期的詞話、鼓子詞、諸宮調等說唱文學以及雜劇、南戲等戲曲，基本上是繼承這種樣式繼續發展的。雖然變文裏的散文和詩歌部分內容不免重復，不知道根據它們的不同性能有所分工，語言也不夠生動；這些都只有到後來說唱文學和戲曲作家的手裏才得到圓滿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