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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司馬相如及其他作者
武帝時代是辭賦最興盛的時代。《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共有七百餘篇，其中武帝時就有四百餘篇。司馬相如是這時期的最大代表作家。
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最初“以貲為郎”，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後免官遊梁，與鄒陽、枚乘等同為梁孝王門客，著《子虛賦》。過了幾年，梁孝王死，相如歸蜀，以琴挑臨邛富人卓王孫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來與文君又回臨邛，以賣酒為生，“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軍，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以為恥，乃分給文君家僮(奴隸)和財物。因為武帝讀了相如的《子虛賦》，大為讚賞，以及狗監楊得意又乘機推薦，武帝就召見了相如，相如乃改賦天子遊獵之事，就是現今所傳的《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為《上林賦》)。武帝大喜，任為郎。從此相如在漢宮庭任官，並深得武帝的信任。後相如出使“通西南夷”，著《難蜀父老》一文，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起了積極作用。晚年以病免官，家居而卒。
《子虛》、《上林》是司馬相如賦的代表作品。賦中假設楚國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的互相誇耀，最後亡是公又大肆鋪陳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天子射獵的盛舉，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事不足道。這樣，作品就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無可比擬的氣魄和聲威。在統一帝國政治經濟空前發展、中央王朝對封建割據勢力的鬥爭取得進一步勝利的時代，這種歌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作品主要部分在於誇張帝王的物質享受，渲染貴族宮庭生活驕奢淫佚的風氣，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賦末委婉致諷，流露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思想：即認為過分奢侈“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計，作者主張“解酒罷獵”，與民同利。正如揚雄所謂“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實際上它起不了多少諷諫作用。
前面已經提到新體賦的特色是鋪張。在這一點上，《子虛》、《上林》比枚乘《七發》有進一步的發展。作品以子虛誇楚開始，說“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並乘勢大力誇耀楚王遊獵雲夢的規模。哪知烏有先生卻以齊國的渤解、孟諸可以“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 ”，壓倒了楚國。最後亡是公才以天子上林的巨麗、遊獵的壯觀，又壓倒了齊楚。這樣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文章壯闊的氣勢。其次是以大量的連詞、對偶、排句，層層渲染，增加了文章詞采的富麗。例如：
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虛，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穀為之蕩波。
這種描寫確實氣勢充沛，波瀾壯闊。但也往往誇張失實，“虛而無征”，鋪張過分，轉成累贅。而且由於層層排比，板滯少變，堆砌詞藻，好用奇詞僻字，讀之令人生厭。例如：
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從崔巍；深林巨木，嶄岩參嵯。九峻截薛，南山峨峨；岩為遽倚，摧委崛崎。振溪通穀，蹇為溝瀆，含呀豁閉。阜陵別烏，崴鬼隈鬼，丘虛崛儡。隱轔鬱儡，登降施靡。
司馬相如精通文字學，作過字書《凡將篇》。其後揚雄、班固莫不如此。因此在文字上誇奇炫博，就成了這些賦家的習氣。
《子虛》、《上林》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雖出於《離騷》，但其有意識地虛構人名，展開辯論，則又兼采《莊子》手法。後來揚雄《長楊賦》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張衡《二京賦》的“憑虛公子”、“安處先生”都是模仿這種形式。
《子虛》、《上林》賦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的友人盛覽嘗問他作賦秘訣。相如說：“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其實這並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才力，即他說的“賦家之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空前統一、繁榮的漢帝國的出現，加強了正處在上升期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信心，也大大開拓了文人學士的胸襟與眼界，使他有可能在賦裏多少反映這個強大的漢帝國的面貌，也多少表現了當時統治者一種發揚蹈厲的精神。後來張衡二京，左思三都，雖篇幅加廣，而氣魄終覺不如。至南朝文人勉強學步，就如在蹄涔之水，吹波助瀾，更無足觀了。所以《子虛》、《上林》賦的出現是有一定的現實社會基礎的。然而作品所表現的時代面貌終究是非常表面和畸形的，因此它們並不能真正反映它的時代。至於它們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則與楚辭有很多聯繫，是楚辭的變化和發展。
《子虛》、《上林》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們確立了一個“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漢賦自司馬相如始以歌頌王朝聲威和氣魄為其主要內容，後世賦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個賦頌傳統。如果說這種歌頌在司馬相如時代還不是全無意義的話，那為隨著時代的變化，它往往流為粉飾太平，對封建帝王貢諛獻媚，全然失去意義。它們也奠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後世賦家大都按照這一體制創作，愈來愈失去了創造性。
司馬相如還著有《大人賦》、《長門賦》、《哀秦二世賦》等騷體作品。《大人賦》迎合了武帝好神仙的心理，所以武帝讀後大為歡喜，“縹縹有淩雲之氣”。《長門賦》據敘中說，是為武帝陳皇后失寵而作。《南齊書·陸厥傳》載厥與沈約書，謂《長門》、《上林》非一家之賦。從文章風格看來，的確如此。後來顧炎武因敘文不符事實，也斷為後人託名之作。不過這賦即屬為作，仍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它細緻地同時典型地表現了一個失寵的宮人望君不至的複雜變化的心情，對後世宮怨詩的創作有一定為發作用。
司馬相如的散文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等。《難蜀父老》假託蜀父老非難“通西南夷”，從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見，闡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義。《封禪文》頌揚“大漢之德”，認為可以舉行封禪的典禮。這些文章的思想傾向與《子虛》、《上林》賦有一致之處，足以互相印證。司馬相如的散文常用賓主答問形式及排偶句調，頗有辭賦氣味。
圍繞在漢武帝周圍的文士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助、主父偃、東方朔、枚為、終軍等。而公卿大夫如兒寬、孔臧、董仲舒、司馬遷等，也時常作賦。武帝時代的辭賦，實盛極一時，成為文壇的主要形式。
枚為是枚乘的兒子。《漢書·藝文志》說他有賦一百二十篇。但“其文執披，曲隨其事”(《漢書·枚乘傳》)，是典型的文學弄臣，連他自己後來都“自悔類倡”。
東方朔是個滑稽家，常在武帝前調笑取樂，“然時觀察為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曾上書反對武帝起上林苑。由於武帝把他當俳優看待，他在政治上不得信任，便寫了一篇《答客難》發泄牢騷。《答客難》是一篇散文賦，設主客問答，說明戰國“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處尊位”，而到了武帝大一統的時代，情形則完全兩樣。例如說：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為
這道出了士人在帝王的隨意擺佈下，懷才莫展的實況，具有一定的意義。他又有《非有先生論》，用主客問答的形式勸帝王聽諫，風格與《答客難》相近。另有騷體賦《七諫》，因襲楚辭，無甚特色。東方朔的作品對後世有一定影響。如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張衡《應間》等，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模仿《答客難》的。
此外，武帝時代在淮南王劉安(為—前122)那裏，也形成了一個辭賦和散文的中心。《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可見劉安及其賓客作賦為多的一斑。劉安是愛好屈原作品的，他的《離騷傳》最早給屈原和《離騷》以很高的評價。認為《離騷》兼有《國風》和《小雅》之長，而屈原的“志”則可“與日月爭光”。可惜劉安的賦今已不傳。他的群臣賦也只存小山的《招隱士》一篇。它描寫山中幽深險阻，有猿穴虎豹，不可久留。語言富於形象性和音樂性，是漢代優秀的騷體賦。今存《淮南子》二十一篇是劉安群臣或賓客的集體著作，它包含各派思想，和《呂氏春秋》一樣，被列為“雜家”。實際主要是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它同樣慣用歷史傳說和神話故事說理，因而保存了許多古代歷史和文學的片斷。它的文章，排比鋪張，則顯然受辭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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