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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無名氏“古詩”，可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古詩十九首》載于《文選》，因為作者姓名失傳，時代不能確定，故《文選》的編者題為“古詩”。關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歷來有許多推測，或謂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粲也是揣度之辭(注：《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詩品》：“‘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因為從詩歌發展上看，不但枚乘，即與班固同時，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對五言詩取得這樣的成就。至漢末建安中，洛陽被董卓焚毀，早已化為灰燼。曹植《送應氏》詩就描寫過它的蕭條景象。而《十九首》的詩人眼中的洛陽還是兩宮雙闕、王侯第宅尚巍然無恙，冠帶往來遊宴如故。何況洛陽未遭破壞之前，王粲尚幼，曹植並未出世。後人又有據“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斷定這首詩為漢武帝太初改曆以前的作品(注：《文選》李善注謂，太初以前，仍用秦曆，以建亥月(夏曆十月，即孟冬)為歲首，故詩寫秋景而仍說孟冬。)。其實這是誤解。這裏的孟冬不是指季節月份，而是鬥星所指的時刻，不能作為西漢時已有五言詩之證。據我們看，這批古詩雖不是一人所作，但風格內容大體相同。其為生的時代，先後距離必不甚遠。再從文人五言詩的興起和發展以及有關歷史事實綜合考察，估計《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大概不出於東漢後期數十年之間，即至早當在順帝末年，至晚亦在獻帝以前(約西元140—190)。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們反映的思想內容是很複雜的。大體說來，其中有寫熱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回車駕言邁”三首。有寫遊子思婦的，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凜凜歲雲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八首。有寫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如“青青陵上柏”、“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四首。有寫朋友交情的涼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還有主題不明確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二首，可能是指夫婦，也可能是指朋友。“冉冉孤生竹”一首，表面上是思婦之詞，也可能別有寄託。“迢迢牽牛星”一首，表面上是詠物的詩，實際上也是借牛女雙星比男女離別之情。《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感情雖然複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人生易逝、節序如流的感傷，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憂慮。如“今日良宴會”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為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為”“回車駕言邁”雲：“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為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青青陵上柏”雲：“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鬥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生年不滿百”雲：“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為”所有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當社會大動亂的前夕，對於現實生活和內心要求的矛盾、苦悶的反映。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通過閨人怨別、遊子懷鄉、遊宦無成、追求享樂等等內容的描寫，表現了濃厚的感傷情緒。他們和樂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屬於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里，奔走權門，或遊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這些人就是詩中所謂“遊子”和“蕩子”。他們長期出外，家屬不能同往，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怨別的情緒。這對思婦來說，就會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歎息；對遊子自己來說，就會發生“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和“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贈婦詩》，正好說明這種情況。徐幹《中論·譴交》篇為述漢末遊宦風氣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不及小司，莫不以接待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送往迎來，亭傳常滿”。於是士人“乃離其父兄，去其邑裏”，“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桓靈之世，其甚者也”。最後他對這一社會病態提出批評道：“且夫交遊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思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見，那時候為什為“遊子”、“蕩子”會這樣多；《古詩十九首》中所流露的遊子思婦的感傷，正是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真實的反映；其中濃厚的消極情緒更是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至於那些“遊子”和“蕩子”或出身於太學，或起家於征辟，大都是有較好的文學素養之士。其中有遇時不遇時，有得意不得意，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當他們遊宦四方，想著策高足，據要津，卻得不到幫助時，就不免憤憤不平地慨歎：“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為。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複何益!”失意者的牢騷就是這樣來的。試看那時陳重、雷義互相推薦的友誼被人稱為比膠漆還堅固，就可以瞭解詩人的心情了。他們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悶，所以一當聽到動人的“慷慨有餘哀”的清商曲調隨風傳出樓外時，不禁觸物興感，自然而然地沈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由此出發的消極情緒也會油然而生，於是“人生非金石”、“人生忽如寄”、“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等等想法都來了。加以東漢末年已是大亂將臨的時候，到處農民起義，嚴重地威脅著剝削階級的每一個人。在此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環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沒有出路的遊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華，又不禁發生一連串的縱情享樂思想：“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甚至秉燭夜遊的想法也都一齊來了。這就是《古詩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內容，也就是東漢末年現實生活的一個側面鏡頭。它們的思想價值雖不高，卻也有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在我國早期的五言抒情詩中，這樣優秀的作品也是比較少見的。因此，自魏晉以來一直受到作家們的重視(注：擬《古詩十九首》者雖始于陸機，但魏文帝曹丕的《雜詩》似乎已經有模仿《十九首》為象。)，歷來批評家對它的評價都極高，甚至有過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所以能取得這樣卓越的藝術成就，主要是作者從學習樂府民歌的基礎上汲取營養的結果。由於作者都是中下層文人，沒有能夠接受民歌的戰鬥精神，只在藝術方面接受了它的影響。他們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在某些表現方法上，同時也接受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因而造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我國文學史上早期抒情詩的典範。
《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於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來烘托，融情入景，寓景於情，二者密切結合，達到天衣無縫、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迢迢牽牛星”一首：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劄劄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作者通過假想的牛女形象的描繪，抒寫男女離別之情，通篇全是寫景，而情在其中。這關鍵就在“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等句。因為這幾句仍然是扣緊織女的形象和現實的景物來描寫的，所以讀者只覺得是泛泛寫景，而織女的離愁卻輕輕地點了出來。這首詩雖從《詩經·大東》化出，而寫天上無情的雙星，居然象人間綢繆的夫婦，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旁徨，愁思當告誰為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這首詩寫一個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遊子，對著照射羅幃的皎皎月光，愈加觸動了鄉愁。自然愁思是壓不下去的，只得攬衣而起，徘徊空房之中，不覺自言自語：“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注：如作思婦看，則“客行”二句當是針對遊子而言，亦通。)這時明月滿地，夜涼如水。索性打開門來走出去望一望千里相共的明月吧。他躊躇四顧一下，除了一片茫茫的月光什為也看不到，滿懷愁緒，向誰去傾訴呢為不得已回到房中，不覺落下淚來。通篇只起頭二句是寫景，以下全是寫情，而月明如晝的景色悉在其中，那個“憂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鮮明。
《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顯著的藝術特點是善於通過某種生活情節抒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有為事意味，使詩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鮮明突出。例如“西北有高樓”一首寫一個追求名利的失意者的心情，並不抽象地寫他如何懷才不遇，失路旁徨，卻通過高樓聽曲這一具體事件的描繪，無意中流露了對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從而表明了主人公對那個聞聲而未見面的人是一個曠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時的宅傺無聊；最後希望化為雙鴻鵠同她一起奮翅高飛，更表明了主人公是個如何奮發有為，而又四顧無侶的形象。又如“凜凜歲雲暮”一首描寫一個思婦懷念良人，夢醒後惆悵感傷的情緒。這是一個螻蛄悲鳴、涼風淒厲的冬夜，詩中的女主人思念著她的丈夫睡不著覺。她想到天氣已寒，而遊子還沒有寒衣，想到寄錦衾，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想來想去，忽然篤念舊好的良人枉駕來迎，她喜出望外地想，從此攜手同歸，長相親愛，這是多為快樂呀!誰料那良人“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竟自無情地走了。心裏十分懊惱，原來卻是一夢。她當時恨不得飛到良人那邊。引領遙望，好象良人還走得不遠。此時這位女主人似夢非夢，似醒非醒，只覺得涼風拂面，螻蛄滿耳，潮水般的眼淚直湧出來，沾濕了雙扉。寫到這裏，一個孤獨無聊的思婦形象就如在目前。這樣抒情為事雙管齊下的寫法還很多，“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都是如此。
《古詩十九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運用比興手法，襯映烘托，著墨不多，而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含蓄蘊藉，餘味無窮。例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溫麗清新、自然貼切，富於“風”、“騷”意味的莫過於“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樹”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結根于泰山起興，又以兔絲附於女蘿為比，下面“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四句，則是比中之比，層出不窮，既有新婚少婦光華豔麗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的感慨，深沈含蓄，而不盡之情自在言外。
《古詩十九首》的語言不假雕琢，淺近自然，但又異常精煉，含義豐富，十分耐人尋味：這也是一個特點。例如說：“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行行重行行”)，“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孟冬寒氣至”)，一種真摯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見。“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們鑽營馳逐的情況可以想見。“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為”(“明月皎夜光”)，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見。寫景如“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回車駕言邁”)，“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東城高且長”)，疊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牽牛星”，雙關如“客從遠方來”的“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都是語言方面的特點。
《古詩十九首》的高度藝術成就是五言詩已經達到成熟階段的標誌。
《古詩十九首》以外的無名氏“古詩”散見於《文選》、《玉台新詠》等書的還不少。其中除《上山采蘼蕪》、《十五從軍征》二首已在上章樂府詩中論述外，尚有“蘭若生春陽”、“新樹蘭蕙葩”、“步出城東門”等首也是遊子思婦之詞；“悲與親友別”一首則是送別親友之作；《橘柚垂華實》一首借詠物以寓人材被棄之感。以上諸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基本上與《古詩十九首》一致，而“新樹蘭蕙葩”的韻調尤其相似，可以認定都是同時代的作品。
還有《文選》中題為蘇武、李陵的五言詩共七首，一般稱為“蘇李詩”。這幾首詩不是蘇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論。但有人認為出於齊梁時代，未免估計太晚。因為為延之的《庭誥》早已談到李陵詩的真為問題(見《太平禦覽》五八六)，裴子野《雕蟲論》也有“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之語。我們根據詩的內容、風格和詞句來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們的時代與《古詩十九首》接近。
這批古詩的主題都是為送行贈別而作，有送朋友遠遊的，有送丈夫從軍的，詩中或稱“征夫”，或稱“遊子”，或稱“行人”。大抵纏綿悱惻，表現了親友深厚的感情，特別是“結髮為夫妻”一首有雲：“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又雲：“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複來歸，死當長相思。”寫夫妻離別之情非常令人感動。
劉勰曾說“古詩”是“五言之冠冕”，這話並不過分。就“古詩”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在詩歌創作上所為生的影響來說，它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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