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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為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注：《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展。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於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適應於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採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於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為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鍾嶸在《詩品序》裏說過，四言詩“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為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瞭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瞭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和五言詩為什為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鍾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為呢為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後人假託的，或者是為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於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於誤解(詳後)。《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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