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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主要是記孔子言行的書。孔子(前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把奴隸主階級壟斷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巨大和深遠影響。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他不語怪、力、亂、神，而教人則循循善誘，重在?發，舉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了行“道”，企圖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隸制，曾周遊列國，席不暇暖，對現實採取“知其不可?而?之”的態度。
《論語》一書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記，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門後學七十子的門人所記，所以書中的稱謂、體例和文章風格都不一致。據班固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從《論語》全書來看，決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班固這一判斷和解釋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柳宗元《論語辯》據書中記曾子將死，去孔子之後已數十年，認?是樂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輯。那?，《論語》的成書至早亦當在春秋戰國之際。
《論語》在漢代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古論語》其書?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齊論語》是齊國學者所傳，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魯論語》是魯國學者所傳，凡二十篇，就是現在通行的《論語》。南宋以後，合《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和《孟子》，號?《四書》。
《論語》所記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從家庭出發的尊卑長幼、貴賤親疏的差別的愛。而這個“愛”體現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禮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隸制秩序上。這是符合後來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的。因此，過去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利用孔子來鞏固其統治，而尊之?“聖人”。
孔子處於矛盾複雜的過渡時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例如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又如仲弓問政，他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冉求?季氏聚斂，他就嚴厲地譴責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孔子是同情窮人的。公西赤使齊，冉求?其母請粟，與之五秉。他說：“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憲?宰，辭粟九百，他說：“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關教育、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無類”(《衛靈公》)和“知之?知之，不知?不知”、“多聞闕疑”(以上《?政》)、“三人行，必有我師”(《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詩教，曾對弟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對《詩經》價值的認識和詩歌創作的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論語》是語錄體散文，主要是記言。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季氏》以後，章句較前稍長，文辭較前尤暢。但主要特點則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例如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周也!”(《子罕》)這顯然不僅僅是對松柏的禮贊，而是概括了豐富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後世多少詩人所歌頌的“鬱鬱澗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從孔子這一深刻的觀察中得到?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賜看見孔子有道不仕，設問道：“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同上)這樣就把當時孔門弟子間的親切談話宛轉曲折地表達出來，言簡意賅，耐人尋味。又如《陽貨》篇有這樣一章：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這段語錄既詼諧，又嚴肅。孔子平日的風趣，子遊的篤信師說，他們師弟子間的和平愉悅之情都宛然如見。
《論語》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進》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謙遜，曾點的灑脫，以及《微子》篇長沮、桀溺、丈人遺世傲慢的隱逸形象，都寫得具體生動。而全書淺近易懂，接近口語，如《八佾》篇“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及“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等，又是本書另一特點。
墨子名翟，魯人，年代略後於孔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在許多問題上同儒家尖銳對立，故遭到孟子強烈反對。墨子從小生?者的利益出發，他的中心思想是“兼愛”。他的“兼愛”和“非攻”的主張，在“強劫弱”、“?暴寡”的春秋戰國之際，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過他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統治階級“兼愛”人民，是不可能的。書中《七患》、《辭過》、《節用》等篇指出天下亂源在於統治階級“單(殫)財勞力，奢侈無度”，深刻地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書也是弟子所記，故多稱“子墨子”。文章質樸，較少文采，但邏輯性很強，善於運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說理，從具體問題的爭論進而?概括性的辯難，這是說理文的一大進展。《兼愛》、《非攻》等篇層層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說：“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聞則非之，上?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從攘人犬豕雞豚說到攻國，都是虧人自利的事。既是說理，又是譬喻，雖語言質而不華，卻極?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貴義》、《公孟》等篇還保存語錄體對話形式。
《孟子》是記孟子言行的書。孟子(前370?—289?)，名軻，鄒(今山東鄒縣)人。受業于孔子之孫孔及的門人，是孔子以後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他曾遊梁，說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客卿。宣王很尊禮他，但亦終不見用。於是歸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門人萬章、公孫醜之徒記其言行?《孟子》七篇。別有《外書》四篇，久佚不傳。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義，是孔子學說的發展。孟子主張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體內容是“省刑罰，薄稅斂”，使民有“恒?”，“養生送死無憾”。他主張恢復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實際是要實行一夫授田百畝的小農經濟。這些就是他的以民?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說：“仁者無敵。”又告齊宣王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以上《梁惠王》上)這就是說，真正能夠愛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因此，他就隨時?發他們去愛人民、爭取人民。在具體措施上要“與民偕樂”，“與民同樂”，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朔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張“民?貴，社稷次之，君?輕”(《盡心》下)。齊宣王問湯武放伐之事，懷疑臣不可以?君。孟子則直告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君也”。(《梁惠王》下)這些話在當時看來，都是極其大膽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的言論和主張也還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例如他既強調王政以民?本，又說：“?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上)他重視人民，卻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所以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勞心和勞力對立起來，而且強分高低，?封建統治階級剝削人民製造藉口。這對後世有極不良的影響。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於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後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聲色俱厲，氣盛言宜。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曆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辟楊、墨的邪說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又如“齊桓晉文”一章(《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彀，先縱後擒，使人無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後，即緊接“王請度之”。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詰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於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也。”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喻；對梁襄王“孰能一之”之問，以苗?喻；對齊宣王“不?”與“不能”之問，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及“?長者折枝”?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簡單的、一般的，而是複雜的、多樣的。舉其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晉人有馮婦者”章(《盡心》下)；有正意喻意並列的，如“魚，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疊互的，如“禮與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長(《公孫醜》上)、齊人乞番(《離婁》下)。現舉後者?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閑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番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比!”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個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諷刺劇。全部內容包括五段情節：一、齊人對妻子的誇口；二、妻子的懷疑和妻妾商議；三、妻子的追蹤和真相的髮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罵；五、“良人”無恥的得意的醜相。故事的每一情節，特別是後三段，描繪得異常生動。當然這是作者有意編造的，用來諷刺那些無恥的鑽營富貴利達的人們，那個齊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番的行徑也就是一幕官場的現形。尖銳幽默，可謂已達極點。明人所撰的《東郭記》傳奇和清蒲松齡的《東郭簫鼓兒詞》就是以此?主要題材寫出的封建時代官場的現形記。所以趙岐說：“孟子長於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語氣極?逼真，如答公孫醜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孫醜》上)敘校人欺子?說：“孰謂子?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萬章》上)如此之類很多，大都接近口語，十分生動而有風趣。總之，《孟子》的散文雖然基本上還沒有脫離語錄體，比之《論語》卻有了很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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