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地 ✐2023-09-01

神說中國普通話

于中旻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現在稱為“普通話”,大清時代稱“官話”(Mandarin)是洋人稱“滿大人”官僚的話,後來的解釋,成為“官方的話”,等於普通話。不過,在和合譯本聖經面世的時候,稱為“官話新約和合譯本”。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更正基督教第一位來華的宣教士。他克服各種困難,主要的是官方的阻難,和語文的阻難。終於1807年,利用東印度公司譯員的身分,經輾轉才由美國抵達中國。後來,由差會繼派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協助,於1824年完成第二本中文聖經譯本出版,名為神天聖書。第一本中文聖經譯本,則是英國浸禮會在印度的宣教士馬士曼(John Marshman, 1794-1877)等人所譯,於1822年在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出版。
  當年米憐在馬六甲,創辦學校,又督導中文聖經的翻譯印刷,諸務栗六鞅掌,卻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未及親見聖經的出版。馬禮遜逝世前,即囑咐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要作修訂。
  後來由四人小組參與,其成員為大英聖經公會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及德國宣教士郭實獵(Karl Fariedrich Gutzlaff, 1803-1851),美國公理會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及馬禮遜的兒子兼為港政府譯員的馬儒翰。新約部分的翻譯主要由麥都思負責,舊約主要為郭實獵的工作;故稱麥都思-郭實獵譯本。
  1840年,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鴉片戰爭,結果是1842年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英國教會大體上反對帝國主義及鴉片事業,但那時已經覺醒,支持宣教事工。適值修訂聖經完成出版;繼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以“上帝會”號召;西方宣教團體遂樂觀的以為福音遍傳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熱烈捐獻廣印聖經。
  十九世紀的後半,各國宣教差會紛紛來華。以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方言不同,交通不便,各宣教團體之間缺乏協調,於是有“隨地制宜”的現象。據說,在中國聖經版本,加上各地羅馬拼音版本,及部分聖經分印本,有“九十九”種之多—此或為誇張的形容其繁雜,但亦可能近於實情,而信徒人數並不成比例增長;聖經紛雜,適足成為交通阻塞。
  1890年,西方各差會宣教士在上海聚合,討論紀念馬禮遜來華宣教百周年。公議成立委員會,翻譯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達到文筆流暢,而忠於原文;因此稱為“和合譯本”。大家決定成立選有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根柢,又熟悉中文的人,成立三個譯經委員會,分別為文理,淺文理,及官話聖經,試行翻譯三種不同文體。
  淺文理譯本委員中有:包約翰主教(J.S. Burdon),白漢理(Henry Blodget),紀好弼(R.H. Graves),葉道勝(I.G. Genähr)和汲約翰(J.C. Gibson),最先完成新約部分並在1904年出版。
  文理譯本由湛約翰(John Chalmers),艾約瑟(Joseph Ed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謝衛樓(Devello Z. Sheffield),韶瑪亭(M. Schaub),羅為霖(Llewellyn Lloyd),及皮堯士(T.W. Pearce)等人負責,於1906年出版。
  最後還是選定官話譯本。感謝主,作出正確決定。
  官話譯本由白漢理(Henry Blodget),楊格非(Griffith John),文書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修善(David Hill),及馬金泰(John McIntyre)等人負責。而李修善,馬金泰,各因教會任務不能參加;楊格非也因同樣困難,未克參與,不過他把自己譯成的新約聖經,提交委員會作為參考。於是又再補選出三人—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布藍菲(Thomas Bramfitt)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遞補。鮑康寧因有其他工作,不能參加。於是選上了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為補;倪本為上選;不僅精通中文,更是“三自”(自立,自養,自傳)教會增長理論的發始人。可惜,這資深宣教士於1893年去世;1894年,選上了克拉克(S.R. Clarke)接替。同年白漢理也退休回國;由伍兹(Henry M. Woods)接任。到了1897年布藍菲要回英。本擬請高葆真(William Cornaby)頗為適任,高不願擔任。委員會只好邀請曾表示不願參與的鮑康寧勉為其難。1898年,海格思表示難以繼續;由美以美會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補上。
  儘管人事一直不穩定,甄請有漢學修養的人困難;創辦登州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後來的廣文大學)的狄考文,和富善始終堅持參與。1906年五月至十月在煙台開會,審定官話新約全書初稿;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完成。
  狄考文牧師於1908年功成去世。
  他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七年。於1863年來華,精於數理,編寫數理化課本;兼精中文,所編寫的官話課本,為當時來華宣教士必讀。他靈命高深之外,更忠勤每天工作;在所有譯經會議中,只缺席過一天。
  狄去世後,譯經委員會主席,責無旁貸的落在富善牧師的肩上。富善中文造詣甚高,編寫過一本中英袖珍字典(A Pocket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及官話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二書為宣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書。他並通曉中文韻律,對於官話聖經譯本助益甚大。
  譯經者相信,不僅“文言悅目,官話悅耳”,而當時的實境是中國文盲甚多,聖經必須得顧及宣讀的需要。中文聖經沒有祂,他,她,它的區別,讀音又完全相同;因此經文中的代名詞,必須重複用專名代替。這是今天的譯者往往缺欠,仍須學習的方法。
  當時的譯經者,年齡都已相當高,而中間經過“義和拳”之亂,進度甚不理想。何時才可以給中國基督徒一本適當的聖經?因此,委員們要求各自的差會,讓他們任全職翻譯,不因別項事務纏身。獲准之後,進展顯然加快。
  還有一項改變。是譯經工作中,都有“中文先生”任顧問,協助謄錄等。他們有發言權,但不得參與表決。此後他們也持有同等表決權,對於事工有更大貢獻。   中西同工,真能“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為了服事中國的教會,希望有一部最近於完全的聖經。他們認真的態度,有時為了一字一詞,反復推敲,討論,辯論,以至爭論,到面紅耳赤,聖達戶外。
  如此,官話和合譯本中文聖經,全部於1917年底完成定稿。在所有參與工作的人中,惟有富善牧師,從始至終都有分,也蒙主賜予足夠長的壽命,能得看見這一本聖經,是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所預備的。
  富善1836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1865年來華,從1890年參與規畫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翻譯,到1919年完成出版,先後長達二十八年之久—他是在所有原始參與的人中,唯一能親見聖經出版的人。那時,他已經是八十二歲高齡了。他還關注出版後的反應,並與有關人士交接。以後到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他所愛的北京安然逝世。
  中文和合譯本聖經問世,使所有的中國人,能聽到神向他們用“官話”說話;後來改稱國語,漢語,現在是全國五十六個民族的“普通話”。
  這部聖經出版以後,立即獲得全國各地眾教會熱烈歡迎。那時,適值推行白話文運動,成為適當的範本。不僅在基督徒中間,連非基督徒的學者,也稱讚其語文上的成就。雖然因為其來也晚,未及在中國語文留下更明顯的印痕,但有些通用語詞如:“十字架”,“替罪的羔羊”,“永生”,“奉獻”,“解放-釋放”,“天國”等,對於中國人的語文和觀念的豐富,依然有相當影響。
  有一件事,似是偶合,卻很奇妙。兩位為中國譯經的偉大宣教先賢,先後任和合官話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
  狄考文(C. Mateer, June 4,1836 - Sep. 28/29,1908)   富善(C. Goodrich, Jan. 9,1836 - Sep.28/29,1925)   二人於同年誕生,而不同日;同日逝世,而不同年。也許還有巧合的,九月二十八日,是中國“教師節”,起源於那天是孔子誕辰(551 B.C.)。
  在教師節假日,盼紀念中國,求主施恩興旺福音。

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詩篇37:23)


Image by Jeff Jacobs

插圖:

  1. “Jesus Christ God Gospel Bible” by Jeff Jacobs (pixabay.com, accessed 09/2023)

(同載於聖經網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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