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古今 ✐2023-04-01

西風吹華發

史述

 

在一個世紀前,中國與西方的思想交通史上,發生了幾件有意義的事。
  先說明一下當年的設境。
  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有人稱之為“大瘋狂”。許多人喪失了生命,經濟衰退。美國走向世界舞臺的前面。
  在中國,1911年,推翻了積弱的滿清皇朝,但陷入了軍閥割據的亂局;思想潮流,把儒家和孔聖人一同掃地出門,卻沒有代替的定於一尊。


杜威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於1919年,到日本安息年休假講學。他的門弟子胡適(1891-1962),是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經過校長蔡元培同意,請他順道來華。
  在此之前,美國在世界學術上,沒甚發過聲音。
  起初,杜威只想在中國遊歷幾週,就回去教書了。哪知在華竟然大受歡迎;北大校長蔡元培,尊稱他是“洋孔聖人”!那就不能不周遊一番,於是應請延期留華。
  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中國參加“協約國”是贏家。中國本就不奢望分啥贓,但竟然被分贓—協約國同夥的日本,要接受戰敗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利益!北京政府傾向簽讓;代表團不甘。學生停課上街遊行,反對政府軟弱妥協,聲稱維護國權,打倒國賊!誰是“國賊”很難確說,總是不乏打倒的對象。
  杜威在美國的哲學圈子裏,屬於實用主義—其好處就是卑無高論,適當的顯例就是錢幣:實用就是真的。至於對誰實用,範圍多廣,能用多久,無以定論;再說到如何來,如何用,更非所計。中心的東西既然不多,就得衍東及西;談到教育理論上去,通俗引興趣的現實政治,難界定的口號,像“民主”,“自由”,“科學”等類。
  學生們很容易受鼓動,跟着喊口號,搞運動。其中夠動人的是“××救國!”“××不忘救國!”
  杜威在亞洲(Asia)學報寫文章,稱此類風氣為“室內運動”!當然不是解決問題,可是消耗時間很有效,而且後人一直可以用來當話題,就像“烏托邦”一樣,能搞上許多代;地不分東西,立場保守自由都可以,想反啥,或搞啥,隨時搬出來作標語,打旗號,不虞匱乏。既然沒有確切定義,那就不怕會過時。這是可見的影響。

羅素(Bertrand A.W. Russell, 1872-1970)來華,當然不是專程取經。經歷中國後,他說:

我理解白人並不是我曾設想的那麼重要。如果歐洲和美洲在戰爭中自我毀滅,人類不會絕種,連文明的結局都不是。仍然會有相當數目的中國人存在;在許多方面,中國是我所見最偉大的國家。不僅是最多的數目,最偉大的文化,在我看來,更有最偉大的才智。我不知任何文明,思想如此開放,如此實際,如此的願意實事求是,而不把事實扭曲為另種模式。(Interview in New York World, May 4, 1924.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羅素

羅素在百年之前,能有如此認識,幾乎可列先知。要知道那時的中國,被認為最沒有希望的國家;連國人都有這樣的看法,惟知崇洋。只少數人例外,像辜鴻銘那樣認識有國魂的人。
  還有一事,就是在這時期,羅素的轉變。
  此人出身英國的貴族門第,頗有才華。在學術方面,以數學及邏輯學傑出;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如同橫空出世,羅素是少數幾個能懂,並可以發為論述的人。只是品德不修;他以世界為瘋狂,世界以他為瘋狂。
  西方世界擴張時代的“3-G”= God, Gold, Glory,即是所謂“金榮神”,他都冒犯了。羅素成羅輸。失去了大學的教席。1918年,因反戰還進過監獄。
  人群為何而戰?(Why Men Fight?)他指出,一切私有財產,都是源於強暴和偷盜;解決之道,在於實行“共產”—柏拉圖“共和國”模式。
  帝國主義老大哥,以種植鴉片和走私起家,哪容得下如此狂悖的言論,簡直是不道德,跡近反叛!因此,美國大學講演的門向他關上,聯合抵制他。他到所嚮往的俄國去,發現缺乏言論自由,沒法子呼吸。於是他到了中國,從南到北,走了些地方。
  羅素受到歡迎,但不夠吸引人。中國尋求速強丹藥;他不是背着藥囊的江湖人。但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資產,不必捨近求遠,追求全盤西化。
  其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獲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羅素在書中說,他對於杜威,幾乎是全部認同;溫和的說,唯一的歧異是,杜威尋索真理,以“尋索”作為“真理”。這溫和批判很重要—杜威的跟從者,也該思索:實用主義者,是否重商主義披上了“哲學”的外衣?有以“現金價值”為真理的可能,而步入“實”和“用”的歧途?

史學家篤倫(William Durant, 1885-1981)對羅素似乎頗為欣賞:“他不是宮廷人物,但是真確的學者和紳士,並且比把‘基督徒’挂在嘴上的人,是更好的基督徒。”他更期望羅素能走出失望,進入智慧,在將來寧靜安詳的“哲學家族群”中,列名最高。
  當然,史學家不是基督徒,也未必以基督徒的立場講話。那是否史筆刊論,基督徒該好好思想;能作衛道家更好,可不要只在嘴上。


康德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被人稱為“偉大的支那蠻”,是因有人以為他把中國思想西化。
  他談的“永久太平”,和“天理良心”,反對掠奪戰爭等倫理觀念,有濃厚的中國色彩;可能是近代如此認識的西方第一人。在他一個半世紀後,羅素的思想,是否基本上受康德影響?
  德國前總理史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與中國關係密切。在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談話時,他當面奉告:我看你像是信奉孔子。鄧不以為忤。鄧原名希賢,可見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如果曾有制式共產主義,現在已經沒有了。蘇聯不僅解體,現在的俄國邦集,連旗號也換了;挂名共產黨員剩下不足二十萬;比美國多不了幾許。算來蘇聯存在不過是七十年,恰符先知耶利米預言猶大國被擄的年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到七十年後,實際上是在走“儒家社會主義”的道路;該算是從小康走向大同,希望不再倒退。現在沒有誰再批林批孔,反而到處尊孔,向全世界推銷孔教學院。對人民來說,是從大清退位以來,沒有軍閥存在,社會進步,民生樂利的昇平年代。
  歐洲許多國家,大致是“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程度細節各有不同。不過,仍然在美國軍工商勢力裹脅下。實用主義,不難蛻變成為“現金哲學。   基督徒應植根於基督的真理,不被甚麼風吹動,遵守主的道,並以教訓人,道化文化,直到主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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