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走廊 ✐2010-12-01

崇高的誘惑

—電影《最後一站》（The Last Station）

石衡潭

你們以為經上所說的“神使聖靈住在我們裏面，他愛我們到嫉妒的地步”是空話嗎？不過他賜下更大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抵擋驕傲的人，賜恩典給謙卑的人。” （雅各書4:5-6）

　　人們都追求崇高，頌揚崇高，可很少有人想到崇高也會成為人的一種誘惑，崇高的背後也會有一些人所不願意知道的東西。

　　關於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最後的離家出走，可以說是引起爭議的持久話題。一般人震懾於托爾斯泰的赫赫威名，總以為他在追求崇高，可歌可泣，而其妻子是婦人見識，自私庸俗。其實，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人心與人性的複雜程度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在托翁去世一百周年之際，德國導演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fman）再次舊話重提，以逼真的場景與畫面再現托翁最後歲月，引人對其間的是非曲直進行深入思考，也讓觀眾自身經歷靈魂的拷問。
　　影片的情節主要圍繞關於托爾斯泰全部著作版權最後歸屬的爭奪而展開，堅定的托爾斯泰主義契爾特科夫認為托爾斯泰是屬於人民的，因此千萬百計要讓托爾斯泰簽署新遺囑放棄版權以交給人民；而深愛托爾斯泰且眷顧兒孫的托爾斯泰夫人索菲亞則頑強地要保護這份屬於丈夫與自己的共同產業，讓丈夫身邊的這些偽善者與騙子們不能得逞。托爾斯泰成為他們雙方拉鋸的對象，而年輕的布林加科夫和瑪莎等人也被捲入其中。

　　本來，布林加科夫是托爾斯泰主義者的一顆重要棋子，讓他去擔任托爾斯泰的私人祕書，就可以完全瞭解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為變化，也可以掌控有關托爾斯泰一切消息的對外發佈。應該說，至此時，托爾斯泰主義者陣營齊整，勝券在握。可是，布林加科夫到任之後，卻經歷了思想與情感的巨大衝擊。原來的理想與主義與真正所看到的現實根本對不上號，全人類的利益顯得那麼空泛乏力，而眼前這個被視為障礙與敵人的老太太卻變得讓人憐憫與同情；禁慾主義在活潑爽朗美麗動人的瑪莎面前也不堪一擊，土崩瓦解。處身如此複雜的情境，帶着重要使命的布林加科夫變得進退兩難，不知所從。
　　其實，托爾斯泰本人也無時不處於矛盾與掙扎之中。他為自己與他人樹立了崇高的目標與理想：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放棄私有財產，自食其力，禁慾素食，安貧樂道。他也真誠地想從我做起，身體力行。可是，不僅外在有夫人的反對，他自己內心也常常有另外的念頭。林中散步時，他與布林加科夫興奮地談起年輕時交往過的韃靼姑娘，至今他還記得並留戀激情相處時她的容顏，她的體味。他對追隨者播放自己宣傳托爾斯泰主義的演講覺得無聊之極，而夫人換上一張經典歌劇唱片，他才感到異常美好。夫人的歇斯底里常常讓他的寫作思考交談受到干擾或者不得不中斷，可她的真摯不渝也讓他感覺到自己依然健壯年輕。當契爾特科夫等人十分慶幸他們所追隨的人終於在新遺囑書上簽字時，托爾斯泰本人卻沒有好氣地說：“我是個陰謀家，除此之外，甚麼也不是。”這是在自暴其短？還是在指桑罵槐呢？恐怕兼而有之吧。影片這樣處理是有歷史依據的，托爾斯泰在這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收到契爾特科夫的一封來信，充滿了責備和控訴。他們要把我撕得粉碎了。有時我腦子裏產生了遠遠地離開他們的想法。”在深夜離家出走之際，托爾斯泰再次回身，面向夫人住處，三叩其首。在彌留之際，昏迷之中，他不停呼喚的還是：“親愛的。”最後，他用心聲而非言語向站在床前的妻子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我的小鳥，我願意回到你身旁，再不離開。”當然，這樣心靈的交流大概是編導者善良的想像了，應該說，誰也不知道他辭世之際心裏究竟想的是甚麼。

　　托爾斯泰的遺產之爭到底誰是誰非？他的離家出走又應不應該呢？這好像是一個崇高理想與個人利益之間的衝突，或者說社會觀念與家庭倫理之間的矛盾。把著作交給俄羅斯人民，讓他們無償地閱讀享用。這確實很崇高，可如果自己的家人，特別是與自己朝夕相處並且在著作創作中起了很大協助作用的妻子不理解與反對呢？真的應該把她當作一種障礙來克服與消除嗎？其實，群體利益並不絕對地高於個人利益，家庭倫理也並非總要給社會觀念讓步。福祉應該最終落實到每一個個體與個人身上，家庭和諧應該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托爾斯泰心懷天下值得讚賞，可不顧妻子的感受就不近人情了。尤其是離家出走，這是在放棄對妻子和家庭的責任，也是對愛情與婚姻的一種背叛。一個丈夫，不能因為妻子跟不上自己的步伐，就甩開她獨自前進；也不應該過多讓外人來插手，干預自己家庭內部的事務，使遠近親疏關係變得雜亂無章。托爾斯泰最後時期的家庭生活，就像他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寧娜（Anna Karenina）中所寫的一樣：“奧伯朗斯基一家一切全都亂了。”可這其實主要不能怪女主人的無理取鬧，而要怪男主人的治理無方。當世人都在責怪托爾斯泰夫人時候，對索菲亞並無好感的高爾基卻為她做了這樣的辯護：“做列夫．托爾斯泰的唯一的親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許多孩子的母親，做他的家庭主婦，這的確是一個很艱難而責任繁重的任務。”托爾斯泰的好友，也是他最權威傳記的作者英國的莫德先生也認為托爾斯泰不應該離家出走：“既然這樣做一定會惹得他妻子生氣，那麼他這樣由着自己的心願行事就未必是正確的了。”1914年，在托爾斯泰去世四年之後，俄國參議院把托爾斯泰全部著作版權退還給了托爾斯泰夫人。這也說明，托爾斯泰的做法實在有些魯莽。在家庭中，丈夫對妻子應該有更多的體恤，憐憫，關懷，忍讓，而不是一意孤行，甚至出現矛盾時一走了之。聖經中說：“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識）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得前書3:7）
　　導演霍夫曼也看到了托爾斯泰的失誤，他認為這主要在於托爾斯泰忽略了自然的人性與愛情，或者說以他自己的學說背叛了這二者。他給予了托爾斯泰夫人以極大的同情，所以，在影片中，托爾斯泰情感回歸夫人的場面都表現得溫暖動人，如本來不快的托爾斯泰在索菲亞的感染下也學會了雞叫，最後兩人高興得像兩個頑童。當然，導演最鮮明的態度還是表現在對布林加科夫與瑪莎愛情的處理上。當布林加科夫不願放棄托爾斯泰主義的理想時，瑪莎斷然離他而去；而當他恢復人性的天然情感時，她翩然歸來。這似乎在告訴人們：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只有愛情之樹常青。當然，霍夫曼的想法未免簡單了一點，不顧一切打破常規的愛情的成功也許只是一個偶然，它也隨時可能會被雨打風吹去。誰也不能保證他們以後會不會陷入托爾斯泰夫婦晚年這樣的僵局。並非愛情能夠治癒一切，而是生活的失敗另有根源。
　　那麼，它在哪裏？
　　我以為：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以及很多方面出現混亂，主要還在於他的信仰出現了問題，在於他對神的認識出現了偏差。他把神僅僅當作了一個觀念，一種願望。在日記中，他這樣寫道：“上帝是我的一種願望。”他還經常把這樣的話掛在嘴邊：“上帝又是甚麼呢？我的靈魂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就是這麼回事。”他把耶穌基督也僅僅看作了一個道德楷模，還常常把他與釋迦牟尼相提並論。高爾基說：“我看他是把基督當成一個天真的，叫人憐憫的人，所以有時候雖然也讚賞他，卻未必喜愛他。而且他好像還在擔心：萬一基督來到一個俄羅斯村莊，那些鄉下姑娘會戲弄他一番。”他沒有認識到耶穌基督是神，是神的第二位格。在他著名的長篇小說復活中出現過對紀念基督的聖餐禮的諷刺性描寫，他在許多政論文中所宣揚關於信仰的觀點與眾所尊崇的基督教教義有很大出入，因此，他曾經被俄羅斯東正教會開除教籍。他這些信仰上的迷誤在影片中也有所體現，他宣稱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都在尋求愛，都是愛的表達。在晴朗莊園中，他會鼓勵朋友去學習孔孟思想與佛教教義，他甚至會讓追隨者每天練習太極拳。最後，他沒有讓東正教神父給他行臨終懺悔禮，當然，也許是他追隨者的阻攔，可他自己也沒有主動要求，其實，修道院給他提供了旅途的休憩之地。相反，他那被許多人視為貪心俗氣的夫人在這樣的重要關頭，卻是虔誠地跪在聖像面前恆切禱告。托爾斯泰過分放大了自己，他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宣揚與推崇超過了世上的一切，甚至超過了神本身。他也會顯得平易近人或謙卑，就如他對年輕的布林加科夫一見如故，毫無架子；他也會克制自己或禁慾苦修，就如他想離家出走脫世隱居；可這一切都是一種姿態，或者說都是為了讓他的主義更加真實動人。高爾基當時就對他的出走做了這樣評價：“為了賦予他的思想以最崇高的意義，他大概在作他的最後一跳吧。”
　　在“甚麼是藝術？”一文中，托爾斯泰對那些整天宣揚某種學說與主義的人有一個深刻的認識：“我知道，大多數人—不只是那些被認為是聰明的人，甚至連那些確實很聰明，而且能夠理解最困難的科學，數學或哲學問題的人也在內—連最簡單最明顯的真理也幾乎不能識別，因為這個真理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所引以自豪的，他們已經教給別人的和他們賴以生活的種種結論都是虛偽的。”是啊，人總是識人容易識己難。莫德先生在引用了這段話後卻馬上說：“這恰恰符合他自己的情況。”這恐怕是托爾斯泰始料不及的。高爾基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他這個人尋求上帝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因為這樣一來上帝就會讓他這個人安安靜靜地在他自己所選的荒原裏過日子。”
　　崇高不是故作姿態，也不是為自我樹立的偉大目標而不斷進發，崇高是崇高者賦予人的，是崇高者給謙卑追求者投下的一道神聖的光環。可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崇高者，沒有一個人有真正的崇高。“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尋求神的沒有。他們都偏離正路，一同變為污穢；並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詩篇14:2-3）如果一個人以崇高自詡，以崇高自期，他最終走向的必定是心靈的荒原，是徹底的虛無，不管他是王侯將相，還是巨匠大師。謝謝高爾基以其誠實讓我們看到了皇帝新裝的真實面目：“我覺得類似‘對一切肯定的東西的否定’，是最根深蒂固，最厲害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是在一種排除不了的絕望和無限的孤獨中產生的，在他之前還從來沒有人如此清楚地感受到這種孤獨的絕望。”也謝謝霍夫曼以藝術的形式還原了托爾斯泰最後的真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