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地 ✐2008-09-01


時代先知靜默了—蘇忍尼真

于中旻

 


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

  蘇忍尼真(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逝世了。他被稱為“蘇聯的良心”,生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
  父親原是哥薩克騎兵軍官,在意外中喪生。他是遺腹子,沒見過父親的面;他的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沒有再嫁,撫育孩子們長大,鼓勵他們努力向學,並保守俄國東正教信仰。知道分辨是非,善惡,使他與別人不一樣,也就是說,他不能只以利益,實用為行為準則,終其一生,蘇忍尼真不能放下這個“包袱”,像殉道士一樣,也為信仰付出極重的代價。
  蘇忍尼真在羅斯陶夫大學(University of Rostov-na-Donu),主修數學畢業,並以函授方式,在莫斯科大學修讀文,史,哲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忍尼真是紅軍的砲兵上尉。他英勇的參與前線主要戰役,並兩度獲得勛獎。他能見證“偉大領袖”史太林,在戰略上無知錯誤,並且任意犧牲兵卒,不當一回事。隨後,蘇俄紅軍反攻,並進入德國的土地。1945年二月,蘇聯攻入德國東部,他目擊英勇的紅軍,屠殺,並姦淫,擄掠,與納粹並沒有甚麼不同。他給了史太林綽號“貓鬚者”,“主宰”,“老闆”,一封致朋友的信,給他帶來大麻煩;不久前的戰鬥英雄,被指控反蘇維埃的罪行,“建立反叛組織”,作不利蘇聯的宣傳。羅織這些莫須有的罪證,加上殘酷的刑訊,最後缺席判決,蘇忍尼真進入強迫勞動營八年,並內部流放。五年後,送特別政治犯集中營。
  1953年,被流放到哈薩克(Kazakhstan)。在那裏,他患癌症近於死亡。次年獲准入醫院就醫,竟然漸漸康復。
  面對不可想像的壓力,一個微弱的個人,能夠承擔得起,似乎奇蹟。蘇忍尼真說:“在軟弱和困苦中,最好是緊隨主的腳步。”這說明了他得力的秘密。


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他到底比史太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活得久。1956年,在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總理當政,批判史太林的政策之下,蘇忍尼真回到俄羅斯西部,在一所中學任數學教師。他晚間則致力寫作,那段時間,是他文學創作收穫最豐富的時期。
  1961年,四十二歲的蘇忍尼真,把手稿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交給任Novy Mir報的總編輯詩人塔道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因為其書記事忠實,暴露真相,頗有冒犯當權者的可能,塔道夫斯基欣賞其文字,但不敢作主,得請示赫魯曉夫,於1962年獲得批准,才予以發表。
  四十多年來,那是第一本在蘇聯發表講真話的書,敢於自由的以文學寫政治,而不犯當政者之忌,是那民主共和國有史以來所未曾有。出版之後,立即成為暢銷書,書店進貨,在兩個月內全部售罄,需要再版。
  那段“蘇修”的時間,也有別的作家,起而仿傚,寫史太林當權時代的“內幕”;可惜,好景不常,1654年赫魯曉夫失勢後,出版自由的現象,也隨之消失了。作家協會,也可恥的向當局告密自己會員,成為情報局KGB的蛛網組織。蘇忍尼真由聲譽卓著的作家,再次淪為攻擊對象。他起初有些驚懼,隨即淡然處之,以為他的名字,從此不必被政客利用了。
  以後的時間,蘇忍尼真的其他著作,如癌症病房Cancer Ward),和第一圈子The First Circle),只得於1968年,以另一種“隨密自達”方式出版,蘇聯稱samizdat,意為“自己出版”(私下自由非法出版);或在國外出版。
  1970年,蘇忍尼真獲諾貝爾文學獎。他不能親去瑞典領獎。有人建議,可以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館,舉行特別頒獎儀式,蘇忍尼真可以不需出國,在那裏領獎。瑞典政府拒絕那樣作,為的是不肯得罪強鄰蘇聯。
  他的力作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部分為蘇聯情報機關發現,但原稿運出國外,於1973年十二月在巴黎出版;全書三卷,則於1978年完成。這部傑作,是蘇忍尼真個人的經歷,加上227名前囚犯的見證;作者並查考那殘酷監獄制度的歷史背景,對其審訊技巧,監犯的運送,造反,監獄的風氣與文化等,都一一詳細描述。此書出版,使西方世界了解蘇聯殘害人性與尊嚴,如何難以接受,也導致蘇聯當局,迅速採取制裁行動。
  1974年二月十三日,在西方極端關注之下,蘇忍尼真還是被判“叛國”罪,褫奪蘇聯國籍,被遣送到西德;然後,他到了瑞士。同年的十二月,蘇忍尼真領受了諾貝爾獎。
  過了一段時間,他受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邀請,全家到了那裏。然後,於1976年,移居佛蒙特州(Vermont)。
  使西方失望的,蘇忍尼真不是一般人理想中的反蘇反共工具,他們也不能體會,為甚麼他不肯合作,成為傳播新星。他不能忍受思想的統制,無論來自蘇聯或西方。他要想自己所想的,說自己所說的。
  1978年六月八日,受邀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畢業典禮演說。他批判西方現代文化。他更直言物質文化的邪惡,貪婪,醜陋,並屬靈的貧乏。電視文化,難以忍受的搖滾樂,道德的敗壞,使他痛苦失望;他聲言:人的靈魂渴望一些高級的事,更溫暖,更清潔的東西。
  美國人聽到他們不願聽,不慣聽的話,有些對他感到不耐。他們懷有“施主”心態,期望受惠者把靈魂出賣給他們;蘇忍尼真覺得這是他給西方的恩惠,也是他的責任。他要寫,要說,身經親受,所感所信的。
  蘇聯解體,俄羅斯新政府,於1990年恢復蘇忍尼真國籍。他對解放的俄國,寄以極大的希望,但不以為盲目追隨美國資本主義是出路。
  希望在哪裏?
  對着經受嚴重摧殘的俄國,他說:“在我看來,基督教是唯一存在的屬靈力量,能給俄國所需要的屬靈醫治。”
  1994年,蘇忍尼真再回到他所愛的祖國。在那裏,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住在前政治巨頭的別墅裏,仿佛是“國寶”。不過,他仍然不能不說,批評新民主制度,警告他們,除非自我批判的愛國,限制資本家,將可能產生民主的貴族階級。
  在美國十七年,他的作品多是蘇聯的政治史,包括:1917年俄國革命史紅輪The Red Wheel),俄國與猶太人,俄國作家協會的實況等,這些研究範圍,雖然有其重要意義,卻不是廣大群眾的興趣所在;而不乏圈內人的爭議。
  蘇忍尼真作品選集全三十冊,將在莫斯科陸續出版。

  蘇忍尼真在克里姆林宮(Moscow Kremlin)的陰影下,掙扎了三十年,而沒被壓垮,是他堅定的東正教信仰,支持他,使他能夠生存下去。他不管甚麼政治路線上的正確,不要求身分的認同,如一棵堅固的橡樹,忍受着風霜,卻終於看見克里姆林倒塌。
  從蘇忍尼真的一生,給我們看見基督徒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除非生活在與世隔絕石器時代的叢林裏,除非定意作不發光的燈台,除非不說話,否則就得說真話。這樣,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甚至不惜與當政者衝突。
  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是詩人,他不僅評議時政,還自己參與清教徒政府,成為最後一位為清教徒發言的人。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巧妙的避免論政,但他的劇作理查二世Richard II),還是帶來麻煩,涉嫌鼓動政變,被拘留過。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貴為韋瑪公國的卿相,但無損其為偉大詩人。


John Milton

William Shakespear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總之,近二千年的西方文學,實際上就是基督教文學,而基督徒文人無法與政治脫節,甚至可說基督教思想,型鑄了西方文化歷史。
  我們實在應該效法蘇忍尼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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