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與公審
就算是民主政府，有些公眾案卷，也必須限制，在若干年後，才可以公開。這是為了保護當事人，他們是為了公眾作事，不應涉及私人恩怨。不過，對凡事必望解釋的人，總覺得有“不明之冤”。
在大衛的詩篇中，也有這樣的“隱筆”。看其中之一如此說：
耶和華我的神啊！
我若行了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裏…（詩篇7:3）
以色列的王大衛，有一個長處，就是不遮掩自己的錯誤，更不把自己的過錯諉之別人—他不乏如此機會；就如：設計謀殺烏利亞，他沒說是約押指揮不當（撒母耳記下11:25）；更在他的悔罪詩中說：“我向你犯罪…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詩篇51:4,6）在數點民數的錯誤時，他沒推給各級執行人員，“心中自責，禱告耶和華說：‘我行這事大有罪了…我犯了罪，行了惡…”（撒母耳記下24:10,17）這才是真正的偉大領袖。
不過，在詩篇第七篇中，他沒有申明。惟於詩題中加注說：“大衛指着便雅憫人古實的話，向耶和華唱的流離歌。”此古實是何許人也？只在此處出現。
大衛的兒子押沙龍造反，有一個掃羅族基拉的兒子名叫示每，自然也是便雅憫人，此人落井下石，咒駡大衛，向大衛丟石頭說：“你這流人血的壞人哪，去吧，去吧！你流掃羅全家的血，接續他作王；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將這國交給你兒子押沙龍。現在你自取其禍，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16:6-8）他頂着“流人血”的名。
押沙龍革命剛平，民心未定，又一個便雅憫人趁機起來搞分裂：“在那裏恰巧有一個匪徒，名叫示巴…他吹角說：‘我們與大衛無分，與耶西的兒子無涉。以色列人哪，你們各歸各家去吧！’”這匪幫的聲勢鬧得不小，迫使大衛得委任亞瑪撒，採取緊急措施。（撒母耳記下20:1-6）
這一連串的麻煩，未可等閒視之，推想都是由於“古實的話”。“惡人因奸惡而劬勞，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虛假。”（詩篇7:14）惡人先得孕育惡毒的陰謀，設計如何害人，編造虛假的話。如果要證明那些指責虛假，如同在法律上證明無罪，是不容易的事。
說大衛“流掃羅家的血”，簡直無異“莫須有”的罪名。仁愛的大衛，所至以“恩惠慈愛隨着”，不僅與約拿單結盟，成為千古美談，也曾許諾掃羅，善待他的後裔。這“流人血”的話，從何說起？真是百口莫辯！
因此，大衛只能禱告：“耶和華啊！求你按我的公義和我心中的純正判斷我。”（7:8）表現於動作的“公義”行為，人可以看見，但不能詳察；至於“心中純正”，僅是動機，就惟有神才可判斷。
宋教仁
歷史上有些事件，懸而未決，成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百餘年後，蓋棺仍未定論的也有，至今還有人提起的，有宋教仁案。
宋教仁（1882-1913）字鈍初，為民國初年政界第一英才；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位僅次於理事長孫文。宋主張內閣制政府；為國民黨贏得臨時國會代表最多數。
1913年三月二十日，宋應大總統袁世凱召，乘夜車赴北京，商組閣事宜。到北站送行的，有國民黨的諸多要員，有：黃興，廖仲愷，于右任，吳鐵城等，在入口時，忽然有一名猥瑣矮小的人，擠至身後，近距離連開三槍，擊中宋教仁。然後趁亂逃跑了。經急送滬寧鐵路醫院，進行手術，以傷重流血過多，宋於三月二十二日逝世。
孫文得訊返回，未待循法律途徑，不等偵訊真相，即匆促決定以武力解決，號召“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政府。無奈各方不同心，實力懸殊，不一月即瓦解。
至於事實真相，人言言殊。于右任（1879-1964）與宋相交甚深，宋在他懷中絕氣，所撰碑文，頗引人疑思：
于右任泐宋教仁墓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
吾又何紀？
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
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
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作為報人，文中“直筆”“曲筆”的考慮，隱然是知道些內情；那是自己人幹的，才怕說出來丟掉老命，只有“期之良史”。
至今“良史”還未出現。宋逝世已百多年了。但我們相信神“已經命定施行審判”（詩篇7:6-8）。
此類的事件很多，惟獨全知全能的神，等時候到了，公義審判全地。
（同載於聖經網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