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傳播事奉六十年
記得吳恩溥牧師到台北要我為導向找一位編輯，並要我為即將創刊的導向雜誌寫一個專欄，好像才是昨天的事，但一轉眼導向已在慶十週年了。讀了教會文壇前輩吳恩溥牧師撰寫的“筆兵七十年”（2008由“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等於一部近代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歷史。導向主編滌然姊妹要我寫一篇十週年文稿，想到過去多少年來台，港兩地的文字，傳播工作，有甘有苦，有得有失，感概良多。謹借導向十週年特刊，將過去從事文，傳事工的經歷約略寫出來，或可作為教會文，傳同工的借鏡與參考。
文青生涯與教會周刊肇始
我自1950年代始在一般報紙副刊及雜誌撰稿，寫作形式以散文與詩歌為主。奉獻讀神學以後，我也為教會刊物寫稿。期間編過台灣信義會的信義之聲月刊（為一基督教會新聞文字刊物與廣播無關）。但真正進入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事奉，始自台灣的基督教論壇週刊，該刊創刊於1965年，以報導教會新聞為主。初任副刊主編。許牧世弟兄為該刊之奠基者，周聯華牧師雖非主流教派，但他從中從事協調，促使四教派合作，也有相當貢獻。基督教論壇是當時台灣四大教派的合作事工。四大教派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衛理公會”，“台灣聖公會”與“基督教台灣信義會”。論壇的經費則由美國紐約的“基督教文字事工會”（即Lit-LiA）支持。由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大教會，所以該刊發行人，社長，經理等重要職務均由長老會出任，但他們缺乏編輯人才，只好由浸信會的黎世芳弟兄出任執行編輯（即總編）。而四大教派雖只象徵性的支持了些微經費，在發行報分上，並都沒有真正支持。後來美國的經費停止，論壇的經營便十分困難，轉入篳路藍縷時代了。長老會除發行人外，其餘工作人員都相繼撤離，當時我正擔任台，港兩地“道聲出版社”的行政出版工作。論壇董事長雷法章老弟兄要我接手基督教論壇，在此艱難時刻我只好出任艱鉅，接下義務社長的重任，維持了十多年，卻未能將論壇的業務開展，因為道聲對我的挑戰與壓力正逐漸加重，而四教派雖為主導論壇的董事會，事實上都未真正支援，我便決心要打破這個藩籬。在1982年我要求召開董事會，並提出辭職，同時也要求發行人一併辭職，改組論壇董事會，使各教會，機構與個人均可參加與經營。論壇改組後有一段相當時間，仍然步履維艱，主要是缺乏真正懂教會新聞而又肯獻身的人參與事奉，直到我任“道聲出版社”時創辦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訓練班”中，一位傑出文字工作者林意玲姊妹出任論壇社長及總編之後才步入坦途。此後基督教論壇不斷擴充，並改為三日刊，擬向日報的指標前進，但論壇董事會並不支持辦日報。林意玲姊妹因而去職。
《論壇》曾遭當局兩次警告
在我擔任四教派合辦的基督教論壇周刊義務社長期間，還發生過極嚴重危機：論壇連兩次遭內政部嚴厲警告，再多一次，便面臨停刊。
原因之一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就在我任內，論壇週刊以頭條發表。刊出後總編手中拿了一份當天剛印好且已發出之“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報紙對我說：我是長老會的工作人員，長老會的大老們極力壓迫我，要以此文作頭條刊出，現在我無法推責，我也知道會造成本刊的困擾，所以要向您辭職。我當時表示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我與董事長都無法承擔，何以事先不透露一點消息而逕自刊印。他說因他的教會主持人告誡絕不可事先透露…我立即持報去見董事長，並向他請辭，雷法章先生並未接受我的辭呈，卻立即召集本刊其他三個教會的董事，舉行緊急會議，決定由三個教會發表一項共同聲明：“此決議文為長老會的單獨行動，並非其餘三教會的意見”。事後長老會還十分不滿，責怪三教會不支持他們的意見。但在此文發表前，三教會被蒙在鼓中，事先完全不知。純為一個突襲事件，其餘三教會皆有受騙之感覺。事後接到“內政部”一紙公函，發出嚴重警告，主旨為：基督教論壇周刊在內政部登記之宗旨，只有傳福音，並未包括政治意見，但此項純政治性聲明，完全違背論壇登記之宗旨，且情節十分重大，故嚴重“警告”一次，盼勿再刊此種言論。
我一再向董事長請辭以示負責，但雷先生再三挽留，我也建議總編由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雖表示辭職，但他為唯一長老會的編輯。按：此人（隱其名）為當時長老會唯一熟諳中英文，由“南神”畢業，由許牧世大力舉薦，保送他赴美留學，返台後，我立即聘他為總編。盼能留任，以維持與該會之合作關係。
後來此總編不慎再報導了一則攸關大陸教會之不當新聞（轉載一位北歐牧師的聲明，言中國改革之後，已完全符合保羅講的“新人”說了。後來這位牧師所屬教會，認定他言語荒謬，違背聖經真理，已將他解職），內政部再次發出嚴重警告。按當時如刊物連遭三次警告，必須撤銷登記執照而停刊。
我告知這位總編輯今後主要新聞我必須看過才可發表。他自覺一再犯錯，只好自動去職了。這應是基督教論壇週刊的重大事故，也為我任論壇社長任內一件非常痛苦的往事。
出長台，港“道聲出版社”
我於1970年由美負笈返台，即啣命出任“台，港信義宗聯會文字部”總幹事，並兼任台，港“道聲出版社”社長，在此之前文字事工的負責人，均由外國宣教士擔任，主要的原因是出版社的全部經費皆為國外差會支持。我的前任社長為“泛美信義會”（LCA）的韓安德牧師（Rev. Anders Hanson）。當時“台港聯合文字部董事會”的董事們都是教會的開明人士，也都對教會文字事工有相當瞭解與負擔，決心起用國人出任文字部負責人，而我便是他們選定的首任華人社長。當時幾個主要教會的出版機構，多半都由西國傳教士負責，這些機構也都是由內地撤遷到香港，出版方向也都以西國教會的情形為考量，形成了與本地教會嚴重脫節的現象。出版的書籍多以翻譯為主，而教會出版物譯文的難懂，佶屈聱牙，更形成一種特色。出版的書籍多半只印千冊左右，由於不重視推廣行銷，所以信徒也多半不知道印了些甚麼書，有許多書印好後便儲存於倉庫，一放便是好幾年。而教會的出版品一貫維持嚴肅的傳統，封面設計單調而蒼白，即使擺在顯眼的書攤位置上，也引不起人們的注意。教會書房，也都擺出一副神聖的面孔，與世人分別為“聖”，閒人莫入，因而門可羅雀。但教會出版機構並不擔心虧損，因為一切開支均已列入西差會補助的預算中了。
台北道聲當初只有一間書房（曾三易地址），而且長年虧損。我在接掌之後，盱衡教會的情勢，探索信徒的需要，認為必須揚棄西差會的資助，自力更生，才能步上華人教會文字出版事工的正途。但要達成出版的自立，自養的任務，便必須自出版物的本身着手，不能依賴國外教會的資助，所以擬訂了一個全新的出版計劃；於是在1972年復活節推出了“道聲百合文庫”。這套叢書的設計是要讓教會的出版物走出教會，走進一般書店，與廣大的讀者見面。“百合文庫”的內容，三分之一是嚴肅的教義與福音方面的書，三分之一是福音預工方面的書，另三分之一為純粹的文藝及家庭生活方面的書，都包裝在一個“百合文庫”的籃子裏向社會整體推出。
突破教會文字事工瓶頸的道聲“百合文庫”
在1970年代初期，台灣的出版界還相當荒蕪，書籍的內涵與印刷品質都很落後。“百合文庫”便以嶄新的風格，精美的印刷出現在市場上，而且“百合文庫”新穎亮麗的封面更能奪人的目光，立刻引起讀者普遍的注意與愛好。這套書立刻為全台數百間書店所接受，他們都擺在大門口書攤最顯著的位子上（以台北市重慶南路著名的書店街最為顯著），成為當時圖書市場的暢銷書。於是一般出版界與教會出版社便爭相效尤，從而改善了中文圖書的品質。在二十年之後，台，港的出版界仍然不忘當年“道聲”對台灣出版品做出的提昇與貢獻。這套叢書自1970年代首創後，每年大約銷出十萬冊，市場普及全台灣，還遠及香港與東南亞各地，它為出版社創造了豐厚的利潤。所以自我接長道聲的第二年起，便完全脫離西差會的資助。道聲“百合文庫”不但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還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之傑出出版品金鼎獎，這是迄今（2018）為止，教會出版界獲得該項殊榮的唯一紀錄。記得在道聲出版慶祝三十週年聚會中，當時“台灣聖公會”的領袖曾表示，道聲在文字工作上所做的突破與貢獻，已經在基督教歷史上─寫下了美好的記錄。
香港“道聲出版社”是由內地遷來，已有相當基礎，但台北的道聲卻為草創，那段時間我每天在出版社工作多半會超過十小時，因開始時無足夠人手，要自兼編輯，校對，美工設計，並兼顧出版，行銷等業務，十分辛苦。遂於1975年罹患急性肝炎，住院療養了兩個月才大致痊癒。工作雖然辛苦，但終日沉緬於書堆中卻是一種樂趣。每當一本新書出版，握在手中，展卷書香四溢，十分迷人。所有的辛勞，也均一掃而空。若干年後，我將這種嗜好也傳給了後來的同工。每本新書的誕生，都像一個嬰兒的出世一樣，會帶來無比的喜悅，而對其催生的編，經以及發行人員，也會得到快樂和滿足。
國際教會聯合機構推行的不當出版政策
我雖努力走上中國教會文字事工的正途，並按照市場調查及教會需要而決定出版方向，但在當時仍然無法完全擺脫西差會的影響，最令我感到挫折的是在當時各方壓力下，香港“道聲出版社”被迫放棄出版自己的一套佳音兒童主日學教材，並被要求將香港庫存價值萬餘美元（當時為一筆巨資）的教材全數廢棄，原因是“世界信義宗教育部”要在東南亞推行一套所謂的新生命主日學教材取代。是由東南亞七個信義宗教會合作，“世界信義宗教育部”出資，各教會領袖當然均表贊成。於是在香港設立了一個“東南亞信義宗教育事工委員會”，找了一批人開始工作，此後數年，該會出版了大量新生命兒童主日學教材，送到各地教會使用，但因教材內涵編寫失當，東南亞信義會各地方教會均拒絕採用。數年後此委員會被迫結束，這套教材也已銷聲匿跡。但道聲的佳音兒童主日學教材卻被無故扼殺。而日內瓦“世界信義宗教育部”出版之這套不適用的教材，卻花去了巨額經費，為教會資源浪費並留下了一個惡例。後來我才得知同樣的故事還分別在印尼，巴西等地上演。各地教會也均拒絕使用這些不適合當地教會的教材，為此浪費的教會資源便無法估計了。
傳播事工之艱辛
我在任職文字工作的同時，還兼任教會大眾傳播事工，曾於1963，64年擔任過“信義之聲電視廣播部”總幹事。當時台灣的電視業剛開始不久，我在台視公司開闢了一個半小時的福音短劇節目與君同樂。當時還是黑白電視時代。後來教會又製作星期劇院（已進入彩色電視），我擔任該劇製作人十餘年之久（寇邵恩牧師告訴他就是看着星光劇院節目長大的）。在道聲工作期間，我還兼任全台“福音傳播工作者聯誼會”總幹事，與當的“中廣”總經理黎世芬弟兄（任主席）一同推展台灣的教會聯合傳播事工。每年一度舉辦全台教會的多媒體福音傳播。其中，“報好消息”聖誕特別節目，至今仍為人樂道。當時由台灣各教派共兩千餘所堂會，及十所各教會大眾傳播機構（十所大眾傳播單位為：“浸信會大眾傳播中心”，負責人：水景燕；“主臨萬邦”，負責人：吳玄仁；“信義之聲電視廣播部”，負責人：董尚勇；“信義廣播中心”，負責人：偉馬太；“救恩之聲廣播中心”，負責人：艾佳寶；“救世傳播協會”，負責人：洪善群；“遠東廣播中心”，負責人：林茂盛；“福音傳播協會”，負責人：王耀華；“時兆之聲”，負責人：李涵瑛；“道聲出版社”，負責人：殷穎）聯合參與製作，使用全台灣主要媒體（包括電視，廣播，報紙與其他印刷媒體）在聖誕節前夕推出這個向全台傳播福音的節目，影響十分深遠。多年後尤為人津津樂道。
早年台灣教會的廣播事工
我鑑於台灣十所教會大眾傳播機構多半都製作同類型的廣播節目，對有限的經費與人力形成浪費，曾試圖聯合各教會傳播單位，在“中廣”最佳時段中製作一個綜合性雜誌型的福音節目，但因各方意見分歧，卒未成功。由於許多福音性節目多未經過確實的聽眾調查，收聽率皆為一個未知數。因而要求“世界信義宗傳播部”提供十萬元台幣經費，委託專門調查收聽率的“益利傳播公司”作一次全台完整具體的聽眾調查。呼籲各傳播單位參加（免費），有些機構還不願參加（應是對自己製作的節目缺乏自信）。最後調查結果，有些廣播節目竟然沒有聽眾，廣播經費形同虛擲。
文字，傳播事工人員之培訓
由於聯合傳播事工不易推展，那時“福傳會”的工作便集中在培訓方面。每年都舉辦一次文，傳訓練班，內容有編輯，寫作（劇本，散文，小說，詩歌，兒童文學與翻譯等），也舉辦電視，電影，廣播節目製作，以及行銷，管理等各種培訓，為各傳播，出版機構培訓多方面人材。後來發現當年參與這些文字及傳播訓練班的學員中，還產生了不少傑出的人材，其中有青年作家（姜保真），電視節目製作人（朱朱），編輯人及教會出版界負責人（蘇文安，林意玲，丁遠屏等）。看到他們優異的成就，心中便獲得無比的慰藉。
離職文，傳事工始末
我在任職道聲年代中，由於兼任許多傳播事工，工作之複雜與忙碌可以想見，因而在這些事工之外，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本教會的“公關”，也成為我的致命傷，造成難以想像的殺傷力，因而在1983年，我不得不辭職求去，離開了道聲。再於1986年離開服事了四十三年的台灣教會而遷居外地。
按基督教出版社有三種不同的類型，其一是出版社完全為一個教會所擁有，董事會由教會在年議會中選出；其二是超教派的獨立出版社，董事會由出版社社方自行聘請；其三為私人創辦的出版社。“道聲出版社”屬於第一類。我在接任之初，董事會由台，港兩地的信義會組成，多為教會領袖與一時俊彥之士，他們對文字事工有相當的認知與負擔，所以我的出版理念都能得到董事會的支持。但物換星移，“台灣信義會”的結構於1980年前後丕變，後來由幾個對教會文字事工根本不瞭解也無興趣人掌控了董事會，這幾個人對當時道聲出版社的積極蓬勃發展感到不滿。多年來我集中全力發展出版與傳播事工，卻疏於從事教會內部的公關，遂導致此一不幸的後果。先是台方的董事會否決了我的全部出版計劃。我當時計劃出版一部近代基督教進入中國後在各方面成就的大叢書，內容包括科技，醫藥，社福，教育，宣教等，總結基督教百年來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並特約了一批學者專家執筆撰稿，後來卻胎死腹中；另一個計劃是要出版一部希（希臘文與希伯來文）中聖經大辭典，並將翻譯出版兩套大部頭的叢書，即馬丁路德全集及聖經釋義系列大辭典。我希望能在五年內分別出版這幾套叢書，但台方這幾位新任董事對我的出版計劃毫無興趣，還決定要將台，港的聯合文字部解體，以便完全掌控台灣“道聲出版社”。我感到事態嚴重，立刻決定辭職，請求他們切勿破壞台港教會多年的合作事工，但卻回天乏術。台灣與香港兩地的道聲出版社終於在1982年我辭職時解體，而我對道聲的事奉也畫下了一個遺憾的句號。
我在道聲服務時雖曾應董事會要求，撰寫出版了有關聖地的書耶穌的腳印，但我為自己訂下原則是：不在道聲出版自己的書。所以多年來在各主要報刊發表的文稿，後來結集出版的秋之悸與歸回田園散文集，都是在我離開道聲後自行出資出版的。這兩本散文集中的幾篇文稿早已為台灣“國立編譯館”選為國中國文教材，後來也被“香港教育署”選為香港中國語文教材，不久後新加坡亦跟進，這些文稿中多少含有一些福音信息，也算是一種福音預工吧。我希望傳福音的文稿能突破教會內部的刊物，在一般報刊上與廣大讀者接觸，為我多年來努力的一個方向。
從事大陸福音文傳事工
離開道聲之後，我沉潛蹈晦，深思文字事工今後對中國教會宣教的方向，同樣深入考量中國大陸教會宣教的需要，發覺今日中國大陸的文字宣教事工是教會空前的一項需要與挑戰。現在各方從事之大陸福音工作機構，多半集中於廣播與培訓。但由於大陸教會嚴重缺乏讀物，故這兩項事工都無法真正落實。大陸信徒所需要的聖經及聖經參考書，除兩會可以出版並勉能供其內部需要外，其餘廣大信徒之需要，多靠境外帶進，但杯水車薪，實在無法滿足國內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決心在國內循合法途徑出版聖經參考書，並透過國內的行銷渠道，由各地的書店直接供應。但這種工作痛苦而艱辛，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挫折，常常會令人絕望。但想到約千萬信徒的渴望與等待，以及億萬靈魂對救恩的企盼，便會在祈禱在重新得力。
離開台，港的出版事工十餘年後，後來在台北見到了改選後的信義會幾位新領袖，他們表示當年董事會接受我辭職是一項錯誤，希望我再回來執掌道聲，因為十餘年來台灣的道聲始終未能找到一位適任的社長。另香港兩處相當規模的出版社也希望我能出任他們文字機構的負責人，他們的誠意讓我感動，但時過境遷，我已不可能再作馮婦，只能婉謝他們的盛情了。
如今中國大陸的文字事工剛剛起步，百廢待舉，正需大量人力與物力的投入，敬謹呼籲海內外的華人教會一同發揮血濃於水的同胞愛心，將中國大陸文字事工列為差傳的首要目標並全力支持。
按：此文為1995年舊作，距今已二十餘載，日前由舊紙堆中發現。再讀不勝今昔之感，許多當事人皆已偕時空俱往，但這些歷史事件仍在。如棄之，將使這些文，傳事工的青史成灰。我現已進入八九衰齡，雖身罹百病，但感謝主，此身仍在，故決定將此文略作增補與修訂，收於我的新書中，或可讓後來一些文字與傳播工作者藉以鑑往而勵來茲。
筆者謹識
2018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