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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交流與愛(下)

—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藍色》,《紅色》

石衡潭

 

偶然,機緣與溝通,交流

  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1941-1996)通過影片告訴我們完全脫離他人,脫離社會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當今社會中,人與人要達到真正的交往,交流,特別是心與心的溝通,交流又是十分困難的。這裏存在着極大的偶然性。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許許多多的盲點:真正能夠相契的人往往互不相識,而相識的人又常常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在人類的愛情生活中尤其如此。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談到紅色的人物安排時說:“華倫蒂應該在四十年前來到人間,否則法官就應該在四十年以後出生,他們會成為很好的一對,或許這兩個人會很快樂,很相稱。這跟半個蘋果的理論一樣:如果你把一個蘋果切成兩半,再把另一個一模一樣的蘋果切成兩半,其中的一半絕對不可能與另一個蘋果的那一半完全吻合。你非得把同一個蘋果的兩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蘋果。完整的蘋果必須由成對的兩半結合而成,人的關係也一樣。

問題是:是不是哪裏出了錯?我們有資格去修正嗎?”在蘋果被切開之後,要想找回那另外的一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有兩層含義:這兩半個蘋果可能根本就沒有機會碰到一起,自然談不上吻合了;還有就是它們可能偶然地相遇了,但彼此並不知道對方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這同樣不能達到吻合。所以,人與人的溝通與交流是在極其偶然的時刻和機緣中產生和進行的,而這種時刻與機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轉瞬即逝,只有有愛心的人才能捕捉,把握到它。與他人的交往,交流又是自己生命的體現,在與不同人的交往,交流中,一個人本身的不同方面逐步地展現開來。
  茱莉與其丈夫的交流與溝通也並不是真正充分的,帕特里斯有情人一事,茱莉在丈夫生前居然一無所知,這就說明了這一點。同樣,這也表明,人,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是無法被另外一個個體所完全瞭解和把握的。所以,茱莉想把對丈夫的記憶封存起來的作法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茱莉對丈夫的進一步瞭解是通過一個個的偶然而促成的。首先,丈夫的意外身亡是茱莉深入瞭解丈夫的一個原發契機,如果沒有車禍,她可能永遠蒙在鼓裏;隨後,她把丈夫的文件和照片交給奧立維耶是第二步,如若她將它們同樣投入了碎紙機,也會淹沒此事;還有,如果奧立維耶不將照片交給電視臺,而茱莉沒有看到電視,她也都同樣會不知道丈夫的那一段經歷,那一面。她與桑德麗娜的交往也是非常偶然的,她拒絕簽字時心境是漠然的,但沒有想到另一個人由此而進入了她的生活。
  約瑟夫與華倫蒂的相識同樣出於偶然。試想,如果華倫蒂那天沒有演出,沒有開車,或汽車沒有出現煩人的故障,那麼她就不會撞傷那隻狗,也就不可能認識狗的主人約瑟夫;又試想,如果約瑟夫的狗沒有失蹤,或失蹤後沒有跑到街上去,或沒有經過華倫蒂的汽車所走的路線,這一切也不會發生。所以是偶然促成,點化了一切。約瑟夫與其女友的聚散離合同樣出自偶然,他偶然地看到了女友對他的背叛,而她又偶然地意外死去,所以他始終都沒有弄清楚這種背叛的緣由,後來他的情敵又偶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奧古斯特可以說是年輕時約瑟夫的化身,他同樣是學習法律的大學生,同樣在考試的前幾天,手中滑落的書正好翻到了與試題相同的那一頁,他所愛的女友同樣地背叛了他。他女友的移情別向同樣是因偶然的機緣,在對約瑟夫竊聽的起訴聽證會上,她偶然認識了另外一個男人。約瑟夫根本沒有想到他對自己的揭發造成了一對情侶的分手,當然,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結局。約瑟夫作為過來人,早就清楚地看到,奧古斯特和他的女友是不相配的,他們兩人遲早會要分手,而他認為奧古斯特和華倫蒂才是真正天生的一對,但他不能洩露天機,這一切只有到那特定的時刻,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奧古斯特與華倫蒂就住在同一幢公寓,他們還常常在相同的時間,地點做着相同的事,如他們同時在一個保齡球館打保齡球,他們同時在一個商店購買音樂唱片,而且他們欣賞的是同一位作曲家,然而,他們總是擦肩而過,無緣相識。只是到了最後,奧古斯特與華倫蒂才因同乘一艘客輪而相識並在海難中同時生還,這尚不知是不是約瑟夫的巧妙安排,但的確體現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善良,美好願望,他不想把生活看得太灰暗。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影片中從多方面探討了偶然與機緣。偶然與機緣對在其中相遇的每一個人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對於茱莉來說,在要求書上簽不簽字只是率意所為,而對於桑德麗娜來說,則意味着保留了居住的權利;對於聽到求救的敲門聲的人來說,開門只是他(或她)願不願意被打擾的問題,而對被追逐的青年來說,則意味着免去一場毒打或得到性命的安全;對於茱莉來說,重新得到遺落的十字架項鏈只是喚起了她所不願意的對往事的回憶,而對於安東來說也許意味着一種美麗的懸想。那麼,怎麼對待偶然與機緣,怎樣對待在偶然與機緣中與自己相遇的人與事,這是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通過影片告訴人們:在這種時刻,人應該具備同情心,具備感同身受的能力,就是要暫時放棄自己的立場,就是要替別人着想,要善於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看待和思考問題,看看自己在這種處境下會怎麼做,怎麼辦,而不是隨意地對別人下判斷,發指責。只有這樣,人們才有可能避免對別人的武斷,避免犯錯誤,才有可能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真正交流與溝通。當代德國神學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說:“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知道,都在參與塑造他人的生活,或者是僅僅塑造他人一時的情緒,或者是在關鍵時刻塑造着他人的命運。作為愛的一種要素,首要的是要設身處地地為他人作想,也就是說,富於想像地理解在一次即使很短暫的相遇中被我所把握到的東西。而設身處地地為他人着想的前提條件就已經是把他人認可為這一個或者那一個人。”
  約瑟夫在揭發了自己的竊聽行為之後,激起了周圍居民的憤怒,他的窗戶被砸碎了六塊玻璃。華倫蒂問他害不害怕,他回答說,假如我是他們,也會幹同樣的事。他還說,有些人為了生活,去偷竊和行騙,他要是在這種情況下,也當然會這樣做。這就是他能夠從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人所處的處境去理解人,而不是抽象地去判定人。人在一種處境下,可能會犯罪,作惡,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可能成為一個好人。一個人只有在特定的時刻才有特定的表現,一個人很大程度上是由處境所決定的。所以,約瑟夫一直小心,謹慎地從事他的法官工作。約瑟夫曾經釋放了一個水手,但後來發現他的確犯了罪。而這個水手被釋放後,再也沒有犯罪,十分平靜地度過了他的一生,而且兒孫滿堂。約瑟夫從他一生的經歷中得出一個珍貴的感受:所謂的對與錯常常只在於一念之差。
  這其實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對人和人生的認識。他在影片中總是避免去簡單地評判人,而是力圖去理解生活中各色各樣的人。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存方式,他們的選擇都有自己的理由和緣由。茱莉根本沒有想到她的丈夫還瞞着她有婚外情,而當她知道了之後,儘管她很憤怒,很傷心,但她還是接受這個事實,並力圖理解這個事實。她從薩布林娜脖子上所戴的十字架認識到自己的丈夫是真正地愛這個姑娘的,經過一番痛苦的洗禮之後,她心中的愛戰勝了恨,她把房產留給了薩布林娜和她腹中的孩子。這是她對丈夫的進一步認識,是對薩布林娜的認識,也同樣是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在這種認識中包含着對人,對生命的關愛。同樣,對於脫衣舞女桑德麗娜,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傾注了同情。當茱莉問她為甚麼幹這一行時,她大膽而坦白地說,我喜歡這一行,其實大家都喜歡。而在日常生活中,她的善良並不比別的人少。還有那露宿街頭的吹笛人,他吹出的音符就是歐洲大作曲家心中最美的旋律,能說他的生活僅僅就是不幸嗎?

  茱莉對奧立維耶的認識也同樣經歷了從自我轉向對方的視角的變化。奧立維耶對自己的情感,茱莉其實是早就知道的,只是她一直沒有認真注意,奧立維耶是在她的視線之外的,丈夫去世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裏也是如此。在醫院裏,茱莉對奧立維耶關切的詢問都沒有一個字回答;清理帕特里斯遺留的文件時,她也沒有與他說一句話;他們倆都沒有在同一個畫框中出現,只是對視了一下。隨後,茱莉與他的一夜溫存只是她告別過去的一種方式。而當奧立維耶在電視上宣佈要續寫歐共體協奏曲時,她生氣地指責他沒有權利。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她完全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來對待奧立維耶的。而當奧立維耶堅持自己的決定時,她才真正地打量,思考作為一個獨立人格的作曲家奧立維耶。這樣,她才參與了續寫的工作,並在不斷的參與,接觸中逐漸認識到奧立維耶對自己的情感和他的為人。最後,奧立維耶拒絕她為樂曲所寫的結尾,而決定按照自己的構思獨立完成協奏曲。這是他自己形象的完成,也是茱莉對他認識的最高點。茱莉逐漸地認識奧立維耶的過程也就是她逐漸地愛上他的過程,認識,交流與愛是不能分割的。當然,這一切也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進行和完成的。

對交流與愛的呼喚

  基耶斯洛夫斯基從人的自由願望出發而最終傳達了對人與人之間交流與愛的呼喚。在藍色中,奧立維耶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斷向茱莉發出愛的呼喚,正是這種愛的呼喚一步步把茱莉拉回了社會,拉回了人間,當然,還有其他各種人的呼喚。如果說,藍色中的奧立維耶主要是愛情的體現者和呼喚者的話,那麼,紅色中的華倫蒂則是博愛精神的體現者與呼喚者。她從內心自然而然地散發出對人,對生命的關愛。汽車撞傷牧羊狗時,她不假思索地停車下來對狗加以救護,尋找牠的主人,後來,又送牠去醫院,收留牠。她對約瑟夫的竊聽行為有一種本能的氣憤,她的確想要去向被竊聽者告知真相,但她看到那善良賢惠而一無所知的女主人時,她心軟了,她不知道說出真相對於家庭會帶來甚麼結果,她不知道這樣做是對是錯。不過,儘管她沒有馬上說出真相,但她還是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的。她還是堅決,嚴厲地譴責了約瑟夫的這種行為。正是由於她的譴責,約瑟夫後來才毅然停止竊聽並主動地揭發自己,這就是真正愛的力量。很值得玩味的是在兩部影片中都出現了一個年邁的婦人用顫抖的手向綠色的垃圾箱艱難地塞空酒瓶的鏡頭,在藍色中,老婦人步履艱難地邁向綠色垃圾箱時,茱莉正背對着老婦人坐在長椅上閉目小憩,當時,她還沒有從個人的悲痛中拔出來,對周圍的一切仍然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對這個老婦人,她可能是真正地沒有看見,也可能是視而不見,當然,這種區別是無關緊要的。片中老婦人費盡氣力所塞的空酒瓶只塞進了一半,落幕時仍然如此。這裏顯示的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孤獨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說的這樣一種境界:“我們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即使當我們注意別人的時候,我們還是想到自己。”當每個人都只關心,關注自己的時候,彼此之間是隔膜,孤獨的。茱莉在年輕的時候可以主動尋找,擁抱這份孤獨,而等她到了老婦人的這把年紀的時候,孤獨就是一種被迫與無奈了。這正是孤獨人生的悲涼與尷尬之處。而在紅色中,老婦人艱難地塞酒瓶時,正好華倫蒂從旁邊經過,她雖然也陷入沉思中,但她還是順便幫老婦人把空酒瓶塞進了垃圾箱。這一動作十分自然,好像也並沒有打斷她的沉思,她是在不經意中進行的。但這簡單的一抬手,卻體現了大不相同的人生境界。這說明人人需要關愛,處處需要關愛。不管是長相廝守,還是萍水相逢;不管是熟悉,還是陌生;不管是同齡者,還是異代人;不管幸還是不幸,不管閑還是忙;都需要愛與被愛,發自內心而隨處流露的愛心能夠增添人間的溫暖與和諧,這種愛心需要不斷地傳遞下去,發散開來。影片中一些看起來不經意的人物和細節都潛藏着導演的呼喚愛的匠心。例如華倫蒂與約瑟夫在劇場中談話時,中間走過來一位劇場工作人員,他走過來時問有沒有見到一個提水桶的婦人,後來,他又走回來了,問他們同樣的話,並說:我總是要四處找她。隨着他的遠去我們聽到了越來越小的聲音:啊,找到了,把水桶給我,真沉啊!簡短的幾句話包含的可能是持續了多少年的愛的故事。他們可能是夫妻,也可能僅僅是同事,但其中有尋找,有關愛。這就足以令人感動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有限的篇幅中包容了十分豐富的人生內容。影片最後畫面是倖免於難的華倫蒂在冷風中的一側頭,背景正好是救護人員的紅色救生衣,這一畫面與她所拍的口香糖的廣告畫面十分相似,她的眼神充滿了憂傷和憂傷中的期盼。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對人類博愛的呼喚。
  基耶斯洛夫斯基呼喚人的直接的,真切的,愛的交流,而他對於現代化的通訊和傳媒工具表示了質疑。電話,電視,報紙等等也許是人們聯繫,聯絡的一種工具和方式,但它們往往不是達到真正溝通,交流,甚至還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溝通與交流的障礙。它們是人與人真實交流的一種替代品,它們給人以虛幻的真實,人們如果過分倚賴它們,完全滿足於它們,就會喪失真正的交流與愛的能力。在紅色中,電話沒有把人與人聯繫起來,而造成了猜疑,隔膜與分離。華倫蒂與其男友是通過電話聯繫的,但她常常因沒有及時接電話而遭到男友的猜疑和冷落,最後導致了分離。奧古斯特與其女友也同樣如此。電話把許多的真相掩蓋了起來,而只有親歷才能知道真相究竟是甚麼。老婦人希望女兒回家來看自己,可女兒總以電話代替了,而且還是那麼不耐煩。電話還使許多罪惡的勾當得以進行而不留下痕跡,那個販毒的毒梟就是利用一部高級電話作罪惡交易而且逍遙法外。報紙,電視也不是一種真正的,積極的交流工具。在影片中,它們往往帶來不幸的消息,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常常使人陷入尷尬難堪的境地。紅色中,報紙有兩次出現。第一次華倫蒂從報紙上看到了弟弟馬克吸毒的照片,這使她在熟人面前很尷尬;第二次她從報紙上得知約瑟夫被檢控了,她慌亂地跑到約瑟夫家中聲明不是自己告的密。私人天氣預報也給人們作了誤導,預報中的風平浪靜變成了風狂浪急,結果造成了船翻人亡的大悲劇。藍色中,茱莉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也是來自電視,而這破壞了她平靜的心靈和生活。當然,基耶斯洛夫斯基並不是絕對排斥這些現代化的通訊傳媒工具,他只是要人們對之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並保持適度的警惕。這些東西不是萬能的,它們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們代替不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交流,代替不了人與人之間的愛的生存。正如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 1874-1948)所言:“生活的技術化改善了人們之間的聯絡,但它加大了,而非縮小了人們之間的隔膜。技術並不知道交流,它意味着人的生存客體化的極端形式。”(全文完)


本文選自作者電影評論集電影之於人生
山東畫報出版社


參考資料:

  • 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版。轉引自當代電影
  • 潘能伯格:人是甚麼,中譯本第91頁,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李秋零等譯。
  • 別爾嘉耶夫:我與客體世界,309頁,1994年俄文版。Н.А. Вердяев, Яимиробъект,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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